10月5日晚，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场，曾梵志油画作品《最后的晚餐》以1.6亿港元成交，加上佣金一共1.8亿港元，创下新的世界中国当代艺术品最贵成交纪录，几乎两倍于此前张晓刚油画《生生息息之爱》（三联作）创下的7906万港元成交记录。这也是曾梵志个人的新纪录，此前他的世界拍卖纪录为7536万港元。

曾梵志《最后的晚餐》

张晓刚《生生息息之爱》

油画《最后的晚餐》创作于2001年。曾梵志将达芬奇油画《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移花接木，用带面具和红领巾的少年代替。满桌鲜红的西瓜瓢瓤给人以血与肉印象。十三少年脸耳血红，整个画面充满无言的血腥味道。

在保利2011年春季拍卖会上，与油画同期制作的版画《最后的晚餐》就曾以48.3万元成交。本次拍卖前，苏富比即预估《最后的晚餐》能拍出超过8000万港元的价格。现场以7000万港元起拍，经过约20分钟的拉锯战以1.6亿港元落槌。新的中国“当代艺术”神话不仅震撼了艺术市场，也令无数对“当代中国艺术”并无兴趣的读者侧目。神话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或者泡沫？

曾梵志

曾梵志1964年生于武汉。小学期间，根正苗红、安分守己的曾梵志因为老师的主观情感，被少先队拒之队外。这件看似很小的事情，成为曾梵志之后念念不忘的创作主题。《艺术财经》记者李锟认为：“这种长期受孤立的状态使他从小就对集体或者组织有一种潜意识的反抗。”

大学三年级时候，父亲拿出一千块钱为曾梵志在武汉举办首个个人作品展。1990年代曾梵志作品开始走红，尤其在时尚圈。在巴塞尔博览会上，曾梵志有三幅作品顺利成交。章子怡的男友ViviNevo等一些好莱坞名人成为曾梵志的新买家。曾梵志说：“他们买你的作品，就会把你的作品带到他们的社交圈，作品的影响力、受众面也就扩大了。”曾梵志本人也曾为时尚界的一枚标志，曾经给瑞士名表做过形象代言人，出席过时尚party，上过时尚杂志。

李锟的采访称：1994年，发生的一件事情间接促成面具系列的诞生：曾梵志和他的一个故友、师长闹僵了，这一关系的破裂让曾梵志不知所措，同时又伤心无奈，一时间他似乎看透了人世冷暖。就在这时他“偶尔”或者潜意识中画了一张戴面具的人像。那一刻他特别激动，这就是那张他应该画出来的画，这就是他自己！

曾梵志对自己的描画显然被更多人当作镜子，争相在他的作品前比附。曾梵志说：“刚起步时，我想的是赚更多的钱，买豪车、坐飞机，但最近几年我真的改变了很多。我认为，如果所有人做事都是只为了钱，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了。”但他的作品注定成为一场金钱追逐游戏的中心。

1998年，曾梵志开始在四合苑、中央美院画廊还有香格纳举办自己的个展。一位来自美国的商人即将离开中国。在经过波特曼酒店走道的时候，他看到了曾梵志的作品。一群戴着红领巾并且戴着面具的成年人并排站在一起（《面具系列No.6》）。当时这张作品的标价是16000美元。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他最终花15000美元买走了这张作品，之后就离开了中国。

2008年，这位卖家浮出水面，此前他从不知道自己十年前在酒店走廊里买的一张作品居然会有如此的身价。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卖夜场，曾梵志的这张作品以970万美元的价格被一位藏家竞得。十年时间这张作品的身价飙升了将近1000倍。

目前来看，围绕曾梵志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的神话引起的艺术震惊远不如引起的投资震惊。拍卖行苏富比与佳士得齐名，两行的业务营运模式是从成交额抽取12%至25%佣金。他们近乎做独家生意。后者近年力拓亚洲市场，市场份额逐渐抛离苏富比。去年佳士得的成交额达63亿美元，按年增长一成。苏富比却倒退7%，至54亿美元。今年苏富比显然开始重视亚洲富豪市场。有文章开始讨论诸如“买曾梵志不如买苏富比”的话题，提及以恶意收购著称的犹太裔对冲基金经理Dan Loeb上周五宣布，购入纽交所挂牌的苏富比9.3%股份，成为单一最大股东。Loeb批评，苏富比管理层过着贵族式生活，遍尝分子料理及名酒，却未有尽力为股东开拓生意，让苏富比沦为“一幅亟待修复的名画”。但是Loeb自己显然看重苏富比面对的巨大市场。曾梵志等中国当代艺术家日益受到国际收藏界追捧，这还只是小事。最重要是，来自中国的新晋富豪，开始投入到国际顶级收藏品的世界，跟西方富豪争逐他们眼中的珍品，结果肯定是猛烈通胀。

在国际收藏界，中国富豪仍是初来报到的小学生。但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使得中国富豪对收藏界的影响，将远超1980年代日本富豪带来的疯狂。Loeb看准了这个趋势和苏富比33倍的市盈率。近月已有另外两家对冲基金入股苏富比，现在合共持股约10%，很可能将掀起“拍卖会”式竞购。

对于收买曾梵志作品的藏家，媒体鲜有报道。不过他们与曾梵志共同经历的“艺术”体验在另一些人看来并不新鲜。著名金融学教授刘纪鹏早已经指出，绘画作品的金融化乃是最显著的金融泡沫之一，破灭的例子并不少见。抛开金融不谈，艺术史研究专家河清则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指出，这样的神话早在苏联解体前就已经出现过并最终破灭。一直声称艺术要摆脱政治的中国艺术界，实际上却一直依靠作品的政治意味和西方人士的政治解读来获取资本。这样的艺术神话或许与普通人相距甚远，作为投资神话，则中小投资者需要有谨慎态度。

以下为河清文章《当代艺术的政治讽喻》：

10月5日，曾梵志的油画《最后的晚餐》在香港以1.6亿港元的高价拍出，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高价纪录。消息传来，媒体都将其视作艺术现象，称画作是“捕捉了中国社会商业化浪潮中发生的巨变”云云。这些评论都有意无意掩盖了作品强烈的政治讽喻内涵。

笔者2003年在巴黎的尤伦斯藏品展上看过这幅画。第一印象就是画面充满血腥。正在吃西瓜的少先队员们，手指等部位被染上猩红色，似乎是西瓜红瓤，实际则是表现鲜血淋漓的场面。这件作品对红色中国政治的讽喻完全不加掩饰，是一件显而易见的政治性作品。

事实上，苏联也出现过这样充满政治性的“当代艺术”，恶搞苏联领袖和标志，所谓“政治波普”。科索拉波夫将五角星与纳粹徽章重叠在一起，还把列宁头像与可口可乐标志画在一起，索可夫则把斯大林和梦露画在一起。少先队员更是苏联“当代艺术”的主要题材之一，如科马尔和梅拉米德画过少先队员向斯大林敬礼的《双重自画像》。这样的苏联“当代艺术”受到美国大力扶助，在纽约火爆一时，屡创高价。美国捧炒苏联“当代艺术”，对瓦解苏联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不过苏联崩溃后，这些“当代艺术”一夜之间就一文不值。

科马尔和梅拉米德《作为少先队员时的双人自画像》

曾梵志明显模仿了苏联“当代艺术”。他的“面具”系列油画政治讽喻都极其明显。《面具6号》，画一排少先队员戴着面具，面目狰狞，暗示当年中国人都戴着面具生活。2008年这件作品被拍出7500万港元。而《最后的晚餐》中少先队员不仅戴面具，而且手上沾满鲜血，政治讽喻更加强烈，自然又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新纪录。

从油画艺术角度看，这幅画并无高明之处。我们甚至可以责备画家的绘画技法并不纯熟。画作并未在油画技法或艺术上有所创新，实现特别高的艺术价值。因此，这幅画被拍出高价，与作品的艺术价值关联不大，而更多的是与作品的政治讽喻内涵有关。

如果我们了解到苏联也有过曾梵志那样的“当代艺术”被美国炒红，我们就不会对曾梵志作品这次再创新高感到惊奇，因为一切都似曾相识。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不是一件纯艺术作品。这次拍卖也不是一个纯商业行为，而是一个具有浓重政治讽喻意义的事件。重要的不是艺术，而是政治。

我们曾埋怨当年中国艺术受到太多政治干扰，政治取代艺术。但美国主导的“当代艺术”，却从没有离开过政治性或文化冷战的背景。艺术常常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冷战的武器。美国对苏联是这样，今天对待中国也一样。

对于《最后的晚餐》这样的“政治性艺术”，我们应该冷静对待，不能简单地跟随媒体，为艺术市场的一个新商业纪录而欢呼。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当代艺术”并没有太多艺术价值。也许有一天，《最后的晚餐》没有人接盘，泡沫破裂。艺术史和社会史一样，始终充满着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