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白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开幕式上的报告，全文共计32000多字，宣读用了3个半小时。报告将决定中国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前进道路。这种战略自信，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标一往无前地行进；同时，中国的前行，也会极大地定义人类历史未来的走向。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中国未来的改革道路，将越来越深地进入“无人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绝不仅仅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而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正在经历范式级别的巨变——全球化程度逐渐接近极限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这种巨变必将带来一系列全新的机遇和挑战。而中华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最具有适应性，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对于新挑战的应对和新机遇的捕捉，将发挥出不可取代的作用。

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个位置使得中国的作为可以被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声音可以被全世界听到，中国的经验可以被全世界学到。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和强盛也意味着，中国重新回到历史的前沿。接下来的每一步，我们将越来越深入人类未知的领域。这种变化将深刻考验我们的智慧、胆量、担当，也需要我们加倍的谨慎！

一、人类历史面临的巨变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两个范式级别的变化。第一个是全球化程度逐渐接近极限。

这一变化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其一，自由资本主义无以为继。因为资本的本质诉求是扩张，不是治理。没有空间的扩张，资本必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竞争日益激烈导致利润下滑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对资本主义激励机制的釜底抽薪，并进而导致整个体系分崩离析。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全球化的广度与深度正慢慢接近极限，空间的扩张已到达尽头。

大卫·哈维曾指出，在扩张空间存在时，自由主义会表现出慷慨仁慈的一面，为的是将其资源价值带向全世界。然而，当空间扩张接近极限，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面相就会凸显出来。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会上升，以尽量维持建立在不对称市场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动力。而在保护精英阶层财富的目的下，公共性、社会性支出将首先被牺牲，并进一步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这一过程在美国其实正在上演。

其二，有效的全球治理缺位。全球化下的治理，需要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而这一点，恰恰超出了西方主流政治理论的把握范围。正如哈特在《帝国》一书中所说的：“相对于这种超国家力量的形成，理论界的反应却显得很不足，绝大多数法理学者并未意识到这一超国家化进程中所包含的新内容，而仅仅重拾起各种过时陈旧的模式，把它们用在新问题上，实际上，那些曾经促进控制民族国家诞生的旧模式，现在只是被掸了掸灰尘，便又被当作解读超国家力量机制的阐释性解释推出了出来。”

在哈特看来，历史上支配了欧洲国家主权观念的两种思想，一个是关注国家主权转移的霍布斯式思想，一个是关注于分散权力的洛克式思想。从前者出发得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是一种建立在新的支配力量之上的全球安全；而从后者出发得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是一种全球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全球立宪。但是“两者都将新的全球力量仅仅展现为古典国家民族主权概念的类比，两种假设都未认识到帝国力量的新本质，仅仅强调了国家构造的既有继承形式。”

这种理论局限，实际上是在西方整个国家形成过程中先天地决定的。地中海地区和西欧地区长期的分裂和动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长期的竞争，是西方式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空间。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政治制度，是压迫与反压迫的，没有整体观念。也就是说，这种政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竞争问题，从来没有达到过整体治理的层面。包括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其本质也是分裂和分化。而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更多的是在于融合。一个全球化下的全球社会，便在于全球范围内的融合。

第三，人类的试错空间缩小，人类共同命运的风险加大。在进入全球化以前，人类社会主要的演进机制是“选择”。世界上原本存在无数大大小小的民族和文化，在越来越快的演化过程中，剩下现在这个各自命运紧密相连的“全球社会”。然而，到了“全球社会”这个阶段，原来那个存在了数万年的“物竞天择”的生态便没有了。所有人必须共同面对一系列现实问题。全球化下的人类文明和制度，需要的是敏捷性。小范围试错，并及时调整。但西方思想，时常执着于一个想象中的完美镜像。由于完美的制度并不存在，镜像思维必然导致思维固化，因此降低了适应性和敏捷性。

第二个范式级别的巨变，是由信息化和互联化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或者说是信息革命浪潮。这又带来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物质稀缺的意义正在发生改变。到目前为止的西方主流社会理论，特别是经济学理论，构筑在物质“稀缺性”假设之上。然而，随着材料科学、新能源、自动化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释放。这一假设的现实基础已经开始瓦解。当今人类社会所“稀缺”的，正逐步从物质商品，转化到非物质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主流经济学原则，如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经济回报的激励作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商业伦理等，其应用范围都受到极大挑战。

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丰富性究竟是会转化成“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还是“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力量” 的局面，取决于这种丰富性所嵌入的社会制度。以当前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例，由于缺乏对工业时代分配原则和职业伦理的反思，生产的自动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聚集效应，只能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的撕裂。并且，即使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已然清晰可见，其政治体系却完全没有自我改变的能力，更妄谈改变社会的能力。

其二，社会治理方式的可能性大大扩展。 信息技术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全面应用和深入进展，正使得实时的政策反应成为可能。而通用型学习系统人工智能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更是展示了其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前景。通过让机器拥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使其能够将历史记忆与规划未来两种能力融为一体，精确建立环境模型，准确计算任务标准，完全有可能逐步形成超越人类水平的强大执行能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已经完全不是所谓程序正义的代议制民主，而是如何保证政策对实时变动的民意做出实时、积极的回应，如何根据准确无误的历史记忆正确地规划未来并顺利地完成任务。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就成了一个掣肘力量，一个制度性的障碍，根本不符合时代要求。从美国和欧洲目前的政治、经济僵局中即可看出这一点。弗朗西斯·福山早已指出了这一点，他在2014年《衰败的美利坚》一文中说：“制度的稳定性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所在。建立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的需求，但随着情况发生变化，制度往往无法适应。认知问题是一大重要原因：人们一旦对世界发展形成思维定式，即使在现实中遇到矛盾证据，也会固执己见。另一个原因是集团利益：随着制度的诞生，从中获利的内部人士受维护自身利益的驱使，不愿改变现状，对改革充满抵触。”

但到目前为止，即使出现了民粹主义的“特朗普运动”，也看不出美国有发生重大政治制度变革的光明前景。福山承认：“虽然在理论上，民主政治体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 归根结底，特朗普也仍然是强大利益集团的代表。

二、中国在范式级巨变中的重大价值

面对范式级的巨变，我们尚没有成形的应对方法。但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和其政治经济模式中的缺陷和不足，正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无论中国自己是否充分意识到，中华文化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在当前的全球化危机中，已开始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思维，与西方二元化，乃至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形成对比。中华传统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关于整个“天下”的，也就是致力于“全球治理”的。《史记·夏本纪》写道：“食少，调有馀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 所以说，如何通过天下治理让天下秩序保持稳定，获得时间上的延续，这正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政治体系最大的长项之一。

第二、中华文明是历史型的文明，关注时间的延续性，这与关注空间扩张性的西方文明形成对比。《易经》始于“乾卦”，终于“未济”，上离下坎，事业永远没有终结，永远都在“未济”的状态。受到中国数千年“天道”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人易于接受一种漫长演变的宏大历史观，从不臆想某个“末世”的突然到来。所以整个社会的注意力也都聚焦在现实问题上，追求“更好”，而非根本不存在的“最好”。当代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一如既往的实事求是态度，正是对这种史观文明的继承。而中国改革的活力，与西方三权分立带来的死结，也日益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中国的国家，是“公权力”的代表，这与西方民族国家长期被“私权力”挟持的情况形成对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数千年的政治实践。不仅是儒家，道家也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的思想，法家也讲“私者，乱天下也。” “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而西方文明归根结底是“私权力中心主义”，在因生产自动化和全球化而出现财富聚集效应之后，也完全没有适当的社会机制进行再分配和再平衡，反而出现了大资产集团的复辟，收入不平等状况回复到十九世纪末的水平，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

今天的中国政府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高度重视，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各不同地区的贫富不均得到很大缓解，通过长期的扶贫工程、“双创”工程，阶层之间贫富分化势头也得到遏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应对新经济形态变化的重要引领者。中国现行的经济所有制和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是中国较好的适应财富分配需求的制度优势。此次十九大报告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更反映了对人需求的丰富性的尊重；宣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也显示了我们对人性的敬畏和保护。

十九大开幕 旅客在火车站驻足观看直播 图/齐鲁晚报

总的来看，在中国成为新型全球化引领者之前的几十年里，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引领之下的全球化，所以中国未来的道路特别需要吸取新自由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并借此发挥出中国独有的优势。

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系统持续有效的运行，至少要考虑三个层次的问题。宏观方向、中观结构和微观活力。新自由主义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解决了微观活力问题。通过强调人类的自私基因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了市场和经济利益激励对人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一整套经济、政治制度。在物质相对贫乏的状态下，商业逻辑摧枯拉朽，占据了主流地位。但如今已时过境迁，即使是在微观活力这个层面，片面强调经济激励和自私基因，已经慢慢失效。

新自由主义更大的问题在于对结构的忽视。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可以自发产生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论断是成立的。然而， 这种自发秩序并不天然地指向发展，更不要说平衡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即使不考虑金融、劳动力等特殊市场，只要存在继承关系，代际积累就必定会让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衡。再加上资本回报率结构性地高于工资增长，以及金融行业回报率结构性地高于实体经济回报率等一系列倾向，市场自发产生的，与其说是秩序，不如说是结构性失衡。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对种种失衡视而不见，哪怕这些失衡已经将社会严重撕裂。

更不要说新自由主义根本就在回避宏观战略方向的问题。当今西方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没有对未来的战略性考量。这与当今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战略真空，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问题，即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缺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未能成为公权力的代表，而是沦为资本的工具。就像布罗代尔曾指出的，资本主义只有同国家权力结为一体，并成为国家本身时，才能赢得胜利。而当资本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背道而驰时，西方的政治家们，便在宏大问题上集体失声了。

人类社会面临的范式级巨变，和中国的发展与强盛，在这个历史时刻同时发生！中国将在未来的前进道路上面临越来越多的全新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自己的新问题，也是全人类的新问题。中国未来改革将进入“无人区”。对此，中国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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