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最近，在一本具有权威官方性质的美国医学期刊封面，使用了清朝三品武官的补子图案。这并非是为中国传统文化做宣传，而是通过这个图案，描述传播疾病的病原体。在当前的环境下，毫无疑问，这又是个影射“中国病毒”的操作。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西方甩锅、泼脏水已是家常便饭，并不奇怪。但这次用上清朝武将的官服图案，估计很多中国人都不甚了解，外国人是怎么想到的？如果只谈历史，清朝官员干嘛要在衣服上绣绘这种看起来奇奇怪怪的动物图案呢？围绕这些问题，本文略做阐释，并谈谈笔者个人的一些观点。

《新发传染病》5月刊封面图

一、衣服上的动物世界

这次登上医学期刊封面的图案，较为专业的说法叫“补子”，也根据实际的使用称作“胸背”或“背胸”，其用处是缝缀在官服的前胸和后背处，大小约为一尺见方，丝织制作，做工普遍精美。

通俗的说，就是在官老爷的衣服上，一前一后打了两块华丽的补丁。好好的官服，为什么要打补丁？其实作用很简单：区分级别。

古代区分官员级别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帽檐的长短，还有身上挂的装饰，但最常见的还是服装的颜色、款式。比如在唐代，衣服“红的发紫”的是高官，低级别则只能“江州司马青衫湿”。

一些文章认为，在官服上绣图案、分级别的做法始于武则天，其实还要更早。唐代刚刚建立，天下征战尚未结束，将军们就已经有了装饰不同的衣服，比如左右武卫将军“服豹文袄子”，左右翊卫将军“服瑞鹰文袄子”。真正把官服上的补子理顺，订立为严格制度的，则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画像

洪武元年，刚刚建国的大明王朝颁行冠服制度，按照不同的品级，规定了各种飞禽、花草的补子图案。到洪武二十四年，花花草草又被飞禽走兽取代，形成了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风宪官绣獬豸的规范。清代照搬了明代的补子，又进一步完善。明代武官一品、二品都绣狮子；三品、四品都绣豹子，康熙年间细化为一品绣狮子，二品绣麒麟，三品豹子，四品老虎。此外，宗室亲贵用圆形补子，与普通官员的方形补子相区别，以示出身。

在很多对服饰不甚考究的清宫戏里，满朝文武前胸后背的图案都一模一样，而且特别喜欢用仙鹤。其实，清代对于使用补子有严格的规定，特别禁止各级官员乱用补子。文官序列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不入流的用黄鹂。武官是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掌管监察的风宪官，比如御史，仍然使用神兽獬豸做补子。

红缎缀平金绣云鹤纹方补官衣    图自故宫博物院

乾隆四十五年内务府总管兼户部侍郎副都统金简，因为身兼文武两重官职，别出心裁得给自己搞了个“双补”，在文官的锦鸡边上又绣了个狮子，结果被乾隆皇帝修理了一顿。所以，如果有朋友编写、审核明清宫廷戏，千万要注意前胸后背的图案，可别再闹出满朝文武皆一品的笑话了。

正是因为明清五百多年官服上都有飞禽走兽，所以“衣冠禽兽”这个词也被人赋予了更有深意的贬义。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些禽兽穿上身呢？首先，这些动物本身具有较好的寓意，文官用的飞禽典雅，武官用的走兽勇猛，风宪官用的獬豸则明辨忠奸、刚正不阿。

缂丝锦鸡方补  图自故宫博物院

其次，这样一块补子缀在身上，离老远就能看清楚官员的级别。这在讲究礼仪的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往小了说，下官见到上官，差一品的要“引马侧立”，差两品以上的更是要“引马侧立”。有了这么一个明显的标识，官员们相见都方便。往大了说，补子的严格区分，能骑到“辨贵贱，明等威”的作用，在明朝就是“汉官威仪”，所以善于搞礼仪的嘉靖皇帝说：“治天下莫大于礼，礼莫明于服”。

要强调的是，并非官员的所有衣服都带补子。以明代为例，严格意义上说，文武官员至少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燕服五种衣服，少数人还有恩赏得来的赐服。补子用在常服，朝服和祭服没有补子，日常闲居的燕服一般也不会用上补子。此外，到了明代中后期，与整体社会风气相符合，非官方场合的补子使用也出现了混乱。近年来考古就发现了墓主人使用超越品级的补子，这就要另当别论了。

二、外国人的刻板印象

补子不大，里面的学问却不少，加之相隔遥远，很多中国人都搞不清楚。如果不是那些年一度火热的清宫戏，恐怕都未必有多少人知道禽兽也能绣在官服上。然而，有趣的是，外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补子。早在1944年，美国学者卡曼就发表了论文“The Development of Madarin Squares”，对补子的历史沿革做了研究。

在西方的许多博物馆里，也能看到各种品阶的补子。究其原因，收藏爱好是重要的推动力。自晚清以来，西方人大量收藏中国的工艺品，官员们用的补子尺寸不大，是精美的织绣品，而且发行量很小，得到了外国人的青睐。这才出现了国内不在意，国外很重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情况。

既然是艺术品收藏，为什么一本医学期刊会用三品武官的补子当封面图案，还以此代指中国呢？心理学有个词叫“刻板效应”，指对一类人产生了比较固定的印象，西方人对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刻板印象。

尽管中西方交流的通道从未完全关闭，但晚清以前的文化交流事实上很有限，再加上《马可波罗游记》带有夸张的描述，西方人对中国普遍存在美好的理想。其感情色彩，就如同今天少数中国人对西方一样，比如伏尔泰说“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一样，没有任何迷信，任何可以自责的骗术”。然而，等大炮轰开了清朝的国门，西方人才发现中国竟是如此的落后。于是，中国又成了各种反面典型。

不用说各式各样丑化、黑化，意在瓜分中国的政治图画，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也难有好感。19世纪中期，来华的英国人通过拍摄照片、手工绘画的方式，并配以简单的文字说明，向西方民众介绍当时的中国。

近年来这套书被翻译成中文，名为《西洋镜》，在其中官员的图文里，显眼的补子、奇怪的辫子，还有长长的烟杆，成了标志性的特点。作为风俗描述性的书籍，当年的英国编者并没有明确的褒贬意向，却也感慨中国人衣服的样子“着实非常奇怪”。

《西洋镜》中的补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晚近以来“黄祸论”的流行与变种，更使得中国人，尤其是清朝人的形象变得扑朔迷离。1898年，一本名为《黄祸》的奇书出版。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是日本贵族和清廷女性生的混血儿，由于具有天才的头脑，所以可以把中国的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玩弄于股掌之间，还凭自己的计谋，引发了欧洲大乱。后来，他接替李鸿章成为“首相”，并与日本结盟进攻欧洲。这场入侵使得欧洲生灵涂炭，直到英国出现了一个天才儿童后，才将欧洲文明从这种黄祸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详参罗福惠，《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8—109页。）

在文学艺术中，傅满洲的例子更为典型。由于在那时的英国出现了一些华人犯罪的案件，于是恐华、排华情绪不断上升。对此，傅满洲系列小说的缔造者萨克斯•洛莫尔直言：“到1912年，似乎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可以为大众文化市场创造一个中国恶棍的形象。义和团暴乱引起的黄祸传言依旧在坊间流行，不久前伦敦贫民区发生的谋杀事件，也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东方。”（详参罗福惠，《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5页。）

傅满洲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装扮、言行举止很怪异，他们从事着低下的职业，没有文明的头脑，也缺乏法律意识。无论是长长的辫子，还是笨重的长袍，无不透露出落后、愚蠢的色彩。这些极具象征性的图案，长久以来形塑着西方世界里的中国形象。

带有浓厚中国色彩，又在西方博物馆里并不罕见的补子，再加上一些刻板偏见，如此一来，美国医学期刊用清朝三品武官补子做封面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是歧视，还是玩笑？

西方世界里常有“政治正确”的说法，比如种族歧视、男女平等，都是绝对不能碰的政治正确。然而，对于中国，乃至对亚裔群体，类似“政治正确”的保护似乎并不多，甚至于非常有限。

如果这本医学期刊用某种黑人元素作为封面，用来指代埃博拉、艾滋病，可能用不了多久，美国CDC的大门外就会挤满抗议人群。可用同样的方式来说中国，即便有抗议声音，也只是删了社交网站的图片而已。看起来，“黑中国”需要付出的代价真的不是那么大。

针对这次事件引发的争议，相关作者的解释是背景图案里有蝙蝠，故而与新冠病毒有关。诚然，明清时期包括补服在内的许多服饰、图画，乃至建筑雕刻中都不难找到蝙蝠的痕迹。但其中寓意绝非病毒，有以谐音作为祥瑞，也有“飞仙”的形象。自晚明以来，类似蝙蝠的图案不断翻新，从接近于自然界的蝙蝠，到人身蝙蝠翼，再到龙身蝙蝠翼，还有抽象化的蝙蝠图。

但问题是，如果只是用蝙蝠来对应新冠病毒，为什么不直接找一只蝙蝠？哪怕用蝙蝠样貌的织绣、蝙蝠纹饰、蝙蝠状的雕刻，也都说得过去。何必大费周章，找出作为清代官员品阶符号的补子，还只用其中的背景纹饰做寓意？如此复杂的思路，恐怕大部分读者难以领会，反倒是“中国”、“官员”这两个特征，相当的突兀，但凡认识补子的人都能立刻想到。

也有一种声音——这可能只是人家一时好奇而已，充其量算个玩笑，何必较真。

某社交网站曾经做过统计，很多人最不喜欢的一句话是“你怎么开不起玩笑”。从意大利广告里的筷子，到瑞典辱华之后还觉得“中国人不懂幽默，不必道歉”，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不尊重。西方人知道，不能对黑皮肤的人说Negro，因为这不是玩笑。可为什么到了中国人这里，什么玩笑都可以开？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和中国人不需要，短期内也不可能得到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但向外传递明确的态度却是有必要的，如果真的是天赋人权，凭什么只能你指责我，不准我为自己辩解？或许，''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真实翻译本就不该是“人生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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