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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明清两朝,为什么才女辈出?

保尔

保尔

历史学博士,自由撰稿人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1-07 08:27:01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最近,文博节目《国家宝藏》再度回归。其中一段关于清代才女王贞仪的历史想象,又一次将这位奇女子带入我们的视野中。

作为传统时代杰出的诗人、天文学家,王贞仪深受进步女性主义者们的关注和推崇。2004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她的名字命名了金星上的一个陨石坑。

说到“才女”,我们今天似乎很喜欢使用这个表述。有知识的姑娘叫才女,学历高的女性叫才女,懂艺术的女子叫才女……毋容置疑,如今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很多领域早已不止是“半边天”而已,就此而言,世界上有更多的才女也实属正常。

那么,历史上也是如此吗?王贞仪的出现,有什么特定的历史背景吗?才女群体对传统的男权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些有趣的问题,值得一谈。

谁能当“才女”?

中国不仅拥有悠久而辉煌的文明史,更留下了丰富且连续的记载,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史书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之一。然而,历史书写向来是有选择性的,二十四史虽然篇幅浩大,却还是忽略了不少群体,故而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尖锐批评。

在传统时代,女性长期在历史书写中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还原这些“被忽视”的群体是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之一,由此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研究课题,“女性史”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正史中有关女性的文字不多,但受益于数量更多的存世资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有关传统时代女性的记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才女群体。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被称作才女的女性,比如汉代的班昭、蔡文姬,唐朝的上官婉儿、宋代的李清照。但真正能够达到“批量生产”才女的,还得是明、清两朝。

自晚明以后,社会中才女的规模显著扩大,清代中叶成书的《广事类赋》为“才女”单独设了一节,罗列了一长串名字。晚清编订的上海地方志《松江续志》中,在传统的《贞孝》之外,新加了《才女》一节。

一些著名的女子,得到了当时主流士大夫的高度赞誉,比如王贞仪,被乾嘉著名学者钱大昕评价为:“班昭之后,一人而已”。不难看出,在明清时期,才女作为一个群体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对于何为才女,当时也有了一套相对公认的评价标准。普遍而言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德、色、才。所谓德,即是要出身闺阁良人,遵守传统礼教。尽管今天的一些人很喜欢给名妓冠以“才女”之称,但在当时,名媛、才女都是良家女子才能有的名头。

电影《柳如是》剧照

所谓色,自然是容貌之美,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作《妇学》,批评当时的才女“以色炫人”,可见靠脸吃饭自古有之,即便才女也不能免俗,也说明在正统评价标准中,色不应放在首位。在兼顾德与色的基础上,决定才女身份的关键在于才华,主要是诗词文赋的造诣与书法、绘画等文艺能力。

明清时期才女辈出,突出表现在女性作家群体的骤增。根据当代学者的统计,曾留下过著作的女作家,从秦汉到南北朝共有33人,唐五代共有22人,两宋辽金46人,元代16人,明代则有二百余人,清代更是超过了三千六百人。这些著作可不是假把式,绝大多数都是有模有样的诗词文集。比如明末清初女诗人王端淑,留下了超过一千首的诗歌,可谓相当高产。

这么多的诗歌,不可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憋在家里能写出来的。自晚明以来,结社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女性也可以结社。比如清朝初年著名的“蕉园诗社”,就由林以宁等才女组织,有“蕉园五子”、“蕉园七子”的雅称。又比如在文化昌盛的桐城,方氏姐妹组织了“名媛诗社”,是当时著名的女性诗社。

乾、嘉以后,随着文化氛围逐渐宽松,女性诗社的数量更多,特别是在文化昌盛的江南,几乎无城不有。如同红楼梦中贾宝玉与姐姐妹妹们一起组成的海棠诗社,才女们聚在一起,诗文唱和,引以为乐,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


为什么会有“才女文化”

才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出现于晚明和清代,有其历史原因。首先是文化教育的普及。有学者做过估算,认为清代中国男子的识字率大约在30%—45%,女子的识字率有可能到达10%的水平。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见贾母,被问及读了什么书,黛玉回答:“只刚念了《四书》。”在当时士绅官宦精英家庭里,女子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女子的文化教育,既来源于父母的教育传承,也可以来自于家塾的学习。幼年时,女童男童一起学习,男女分席之后,有的家族还会专门聘请有才名的女塾师,提高女子的教育水平。

男子读书学习,是为了科举中第、光耀门庭,女子教育的功利性相对较弱,但也并非毫无现实意义。创作格律严整,用典妥当,意境幽远的古体诗,需要有相当多的知识积累,一个女孩能够写作诗歌,不仅彰显了良好的家庭教养,还具有教育下一代、延续家族文脉的潜在能力。

在以科举决定家族进退的明清时期,有文化、会作诗的女孩,相对而言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培养女儿的文化水平,特别是训练其写诗作词的能力,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才女群体的出现,还与晚明以后书籍市场的发展和文化风气的变化有关。明代中后期刊刻出版愈发繁荣,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变得更加容易。与之相伴随的,是具有了新鲜风气的文化知识,比如冯梦龙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赵世杰专门编了一本《古今女史》褒奖才女,狂放的李贽更是公开招收女弟子。

虽然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传统并没有改变,但社会风气的松动已经足以形成一批来自精英和知识阶层的才女,并稳定活跃于社会上层。由此,在以江南为代表的富庶地区,出现了大量才女,进而形成了“才女文化”。

陈洪绶《授徒图》,现藏于美国加州大学美术馆。

才女文化主要表现于文学,特别是诗词方面。在形式上,与男性士人交游唱和颇为相似,呈现出才女“文人化”的风貌。有趣的是,晚明时期文人群体中存在“女性化”的倾向。才女与才子一来一往,倒也构成了历史中有趣的一面。在内容上,出于女性的视角,才女文化往往涉及到许多新奇的话题。

比如有一本名为《名媛题咏》的清代作品,是当时二十多位女才子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的诗文集成,而她们讨论的主题,竟然是清代名妓陈素素。换做是男性士人,风流之事可以有,但真让他们道貌岸地聚在一起,认真品评名妓的作品、生平、容貌,各自写成诗文、抒发感想,还编纂成书刊刻出版,恐怕不太容易。由于没有科举考试和官宦身份的约束,才女文化的创作形式、文本内容相对更加自由。

才女的社会影响

在文学史上,明清才女们以他们才华和努力,取得了人们的认可,为传统时代的文学增添了一笔。在更广义,也更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层面,明清才女群体又有怎样的影响力呢?

当时人对才女还有另一种表述,叫做“贤媛”,比如康熙《仁和县志》就专门列此条目,记录了本地的二十多名女性。地方志的这种表述,体现了“贤”字在社会评价中的重要性。

传统时代对女性“贤”的要求,难以超脱“相夫教子”的大框架,即便是才女也是如此。才女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极为受人重视,也表现得最为直接。比如明末清初的才女顾若璞,丈夫去世后他承担起了教育子女的任务,每天私塾学习之后,她继续培育子女学习知识。在顾若璞的培育下,子女都得以成才,得到了当时人的积极评价。

家庭教育向外延伸,才女们更进一步,支撑起了兼具教育和社交意义的社团。比如明末忠烈祁彪佳的遗孀商景兰,她不仅教授自己的子女,还通过组织文学社团的形式鼓励其他女性学习知识、创作文学,获誉为:“当世题目贤媛,以夫人为冠”,得到了社会的支持,享有较高的威望。

然而,这种教育的影响力范围既小,社会效应也往往是间接的。才女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是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作品,但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时代,纯粹文学的创作很难起到重大的社会影响力,更何况才女群体只锁定于闺阁之内,属于精英圈内的小文化。

也有才女的知识结构超出了文学与艺术的范畴,在一些开明且富裕的精英家庭,不仅教育女儿吟诗作赋,还为她们提供了学习其他知识的条件。由此出现了较为另类的才女头衔,比如通晓古今历史的女史、具有士人风范的女士、才华与行为堪比男子的女丈夫,还有知识渊博的女博士。而上文提及的清代著名才女王贞仪就被称作女史、女士。

王贞仪能够得到了如此的头衔,不止是因为她擅长诗文,还与其掌握有天文、历法、算数乃至医学知识相关。但是,在数以千计的明清才女群体中,王贞仪只是极不多见的个案,而且即便是这样一个突出的才女,也未能对社会产生足够的影响,就连她自己也没能突破思想的桎梏。

以王贞仪为主题的插画,作者Rachelignotofsky

在给朋友的书信中,王贞仪曾经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时的风气:“目前之所称名媛才女者,亦不足以究深学、知大道”。她认为只知吟诗作赋,修饰文字,做一些无病之吟,即便称作才女、名媛,也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然而,在“内言不出”的妇德约束下,女子的社会交往范围受到严格的局限,与现实政治更鲜有关联,闺阁之内的女子即便“究深学、知大道”,恐怕也难以发挥作用。王贞仪的知识体系的确超出了当时的才女,但她自己也终究未能免俗。

今日王贞仪传世作品是诗文集《德风亭初集》,就基本内容而言,与当时的才女们并无差异。但据当时人的记载,王贞仪还创作过大量的作品,比如天文方面的《星象图释》,算数方面的《筹算证讹》、《西洋筹算增删》,还有文学批评类的《文选参评》等。

王贞仪病重时,丈夫詹枚建议将书稿整理成集,日后刊刻印刷,王贞仪自己却不同意。在给朋友的信中,她明确表达了自己遵守传统妇德的态度,并不想成为传统的叛逆者,她也不愿意把这些有偏离妇德嫌疑的作品交予世人议论。

于是,王贞仪对自己的书稿做了四种处理,一是将部分文稿结集刊刻,成为后人可见的《德风亭初集》。二是删除,“稿中半多讽刺箴议之语”等可能存在争议的文字删去。三是焚毁,对于世人不能理解,甚至引起非议的,尽数焚毁。四是隐藏,有些既不忍删、焚,也不宜刊刻的,就送给朋友蒯夫人保管,遗憾的是这批文稿最终下落不明。根据王贞仪的自述,最终出版的文字,不过总量的十分之二三。

王贞仪对文稿的处置,令人叹息,但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在许多才女的文集中,我们都能看到“焚余诗草”的表述。焚毁书稿显然不是浪漫,而是无奈,虽然一些才女的思想已经不止于诗词歌赋、风花雪月,但她们最终没能突破时代的局限,也难以跳出闺阁,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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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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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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