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新清史”还没完,“新明史”要来了?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4-10 08:54

保尔

保尔作者

历史学博士,自由撰稿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作为形容词,“新”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这个词往往不具有鲜明的褒贬含义。近年来,若干以“新”为标题的史学研究,就没有因其新的特质而得到普遍的认可与赞扬,其中的典型就是“新清史”。

就词意而言,新清史的“新”首先来源于研究视角与研究资料,其他以“新”为名的断代史研究也大抵如此。值得关注的是,若干以“新”为名的研究,都重视由内亚引出的研究视角,并且渐有扩展之趋势。笔者亦将由此出发,围绕内亚视野下断代史研究出现的一些新趋势,略谈一家之言。

《雍正帝行乐图·道装像》,图自故宫博物院。

为什么要突出“内亚”?

在讨论研究趋势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何为内亚?顾名思义,内亚是“内陆亚洲”(Inner Asia)的简称,这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词汇,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含义。所谓的内陆,主要是指以蒙古高原和核心的亚洲腹地。

较之于以山川河流划分空间的地理学概念,“内亚”的空间范围强调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内部活动的空间,因此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具体到与中国历史有关的“内亚”,主要是蒙古、新疆、西藏以及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

自秦汉大帝国以来,以上内亚地区虽曾多次纳入帝国版图之内,但这里的居民大多数不是汉人,中原王朝对其施行的管辖也多为羁縻性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较为松散。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内亚地区存在的民族政权,更构成了对中原王朝的强力挑战,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因此,无论关注哪一段中国历史,内亚都是不容忽视的地域。

然而,受史料数量和语言文字的影响,研究内亚历史并不容易。比如横行一时的匈奴,汉文史料之外几乎找不到其他系统性的历史记述。曾经与隋唐帝国分庭抗礼的突厥,现今也只留存有寥寥数块突厥文碑刻。对于隋唐以前的中国历史,内亚视野的研究很多只能寄希望于考古资料。

但宋以后的史料条件大不相同,不仅汉文材料更加丰富,其他文字的资料也大量得以保存。于是诸如“大元史”或者“新元史”等以内亚为视角,审视历史的新研究路径出现了,标榜重视满文史料的“新清史”自然也位列其中。

“大元史”与“新清史”的观点是否成立,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但可以确信的是,跳脱于中原的历史视角,从汉文史料之外审视这两个王朝统治时段的历史,的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尤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这期间的历史过程。

明朝: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也有“内亚性”?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帝国,元朝与清朝本就来自于广义上的内亚,在其统治的历史时期内也与内亚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因此从内亚视角延伸出“新”的历史解读,无论成立与否,至少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作为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明朝是否也能和内亚发生联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前面所说的内亚,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由此衍生的“内亚传统”,则是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专指在非汉族聚居的内亚地区产生的文化和制度体系。由于各种原因,内亚传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融入到了中国的历史中,为中国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带来了新的变化,这些来自于内亚的因素,被称作“内亚性”。一言以蔽之,内亚性就是北方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表现。

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亚势力中,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力量最为强大,构成了与中原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也是最为重要的“内亚传统”来源。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长城南北的势力互动频繁,诸多内亚历史传统得以深深嵌入到中国历史之中,构成了中国历史中的“内亚性”。其中“内亚性”最强的,自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

《帝国的暮光》书影

事实上,当今学界最推崇中国历史“内亚性”研究的,正是美国的新清史研究群体。他们强调明、清两朝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刻画清朝有别于明朝的“内亚性”,甚至认为清帝国的“内亚性”超过了“中国性”。作为对比,明朝成为一个纯粹的汉人政权,这样才能够把“明清史”断裂为“明史”与“新清史”。

然而,果真如此吗?从“内亚性”的研究视野出发,我们不妨借用“新清史”的研究路径,来“套路”明朝历史。

清朝皇帝在藏传佛教中的尊崇地位,受到了新清史研究的重视。事实上,明朝皇帝同样对藏传佛教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中外学者的研究陆续揭示,早在永乐年间,五世噶玛巴活佛前往南京拜谒明成祖时,就着重强化了对明朝皇帝的崇敬,尊明太祖和马皇后为文殊菩萨和度母化身。

弘治年间,明孝宗封赐乌思藏阐化王,后者尊称明朝皇帝为中华文殊室利皇帝。即便是最后一任皇帝明思宗,也被藏传佛教称作文殊室利的化身。学者还发现,直到顺治五年,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人还视大明可汗为文殊室利化身。直到顺治九年以后,清朝皇帝才取代明朝,成为文殊菩萨圣主。

在蒙古高原,成吉思汗家族成员具有崇高的血统地位。而在15世纪帖木儿汗国编纂的史书中,明太祖朱元璋居然成了蒙古人,还是侍卫军将领。到了明代中后期,这个故事在蒙古地区进一步流传,发展成为“朱元璋是元顺帝的儿子”。

此后,不少蒙古文献都记载了类似的说法,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相信。这么一来,明朝皇帝实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其统治权威自然不受质疑。在学者收集和整理的蒙古民间歌谣中,有一首年代久远的祈祷赞歌,就把大明可汗列入了自家的名单,有学者据此进一步认为,蒙藏民众把明朝皇帝视作转轮圣王,这与此后清朝皇帝享有的地位是一致的。

在更远的内陆亚洲,同样能够发现明朝皇帝的影响力。比如在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国纪行》中,明朝皇帝是伊斯兰教的庇护者,他们甚至说明朝皇帝尊崇默罕穆德,并在私下里向先知参拜祈祷,俨然成了隐蔽的穆斯林。

清朝皇帝对内亚民族、宗教的热情,深受相关学者的重视。事实上,不用费太多的气力,也能找到明朝皇帝类似的表现。比如长达四十余米的《噶玛巴活佛荐福图》,配合以用汉、藏、波斯、蒙古、回鹘五种语言文字,足可谓明朝“内亚性”的实证。又比如今藏于俄罗斯的永宁寺碑,上书汉文、蒙古文、女真字,似乎也兼具了“内亚性”。

《普渡明太祖长卷》局部,图自西藏博物馆。

限于篇幅,我们难以一一尽数明朝的“内亚”特点,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但可以确信的是,由内亚视角审视王朝历史,绝非元朝和清朝的专利,明帝国的内亚特性也是一个具有研究空间的学术问题。换言之,由内亚视角而生的“新”历史,套用于明朝似乎也未尝不可。

“新明史”的苗头与可能

既然“内亚”可以和明朝历史相联系,那么是否意味着发轫于美国的“新清史”可以向前衍生,创造出“新明史”呢?要讨论这个问题,不妨先回顾一遍美国学界对明朝历史定位的看法。

留心于海外汉学著作的朋友,可能注意到过“中华晚期帝国”这个有些特殊的词语。这个时间名词出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美国主流汉学家将明清两朝归并为一个时间空间,称作为“晚期帝国”。由此,诞生了一大批以“晚期帝国”为关键词的著作。哈佛等顶尖高校还开设“中华晚期帝国”课程。

21世纪前后,随着变革论的推广,明朝也被置于“变革”的视角之下。诸如元明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一度成为研究的热门议题。国内也有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但学界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共识,相关问题也较少见诸于大众视野。在美国主流明史学界,“晚期帝国”的概念仍然被普遍使用,大概正是由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也有学者质疑,是否能够将明朝称作一个独立“帝国时期”。

前些年曾有过一小阵“拉铁摩尔热”,主要是从内亚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认知做补充。在清朝、蒙元,以及北魏等少数民族王朝之后,唐、宋、明等汉人建立的王朝也成为“内亚视野”下研究的对象。

“新清史”的走红,与独特的“内亚视野”有着重要的关系。随着有关明代与“内亚”研究的增加,我们不禁产生联想——倘若如法炮制,是不是也可以由内亚出发,开辟一片“新明史”的天地?

如上文所述,明朝的“内亚”特点是全面研究明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面,受制于史料、语言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极有必要开展研究。但解读内亚特征是否意味着“内亚性”,又能否引导出“新明史”?则又是一个牵涉复杂的话题。

首先要澄清的是,内亚只是一个研究视角,从内亚出发研究中国历史,与版图幅员、疆域人口、国力强弱皆无直接的关系。如同站在邻居家里看你家,并不意味着邻居家也成了你家。但换一个视角,往往能够看到因为“只缘身在此山”而忽略的问题,这是切换研究视角的关键意义。

其次,鉴于“新清史”引起了巨大争议,这里有必要假设一番,倘若内亚视角的“新明史”能够成立,是否会成为新清史的“帮手”?笔者认为,“新明史”恐怕非但帮不了“新清史”,还会挑战“新清史”。

在“新清史”的历史叙事中,为了强调其来自于内亚的传统,明朝经常被人为忽视,或者以“蒙元——北元——清朝”的历史演进绕开明朝。如果明朝的内亚特征得到充分的论述,无疑将是对“新清史”叙事的有力挑战,甚至是颠覆。由此而言,开展相关研究是令人激动的。

然而,需要冷静分析的是,明朝的内亚特征究竟有多强?是否可以构成影响帝国的“特性”?一方面,众所周知,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其直接控制的疆土西北不出嘉峪关、东北不过辽东,明朝对内亚的影响与内亚对明朝的影响,究竟孰轻孰重?这应该不是一个太难回答的问题。

另一方面,明朝与内亚的交往固然不少,史料中也能找到一些记载,但从宏观的视角看,其意义有多大?如果说内亚政权尊崇明朝皇帝、承认大明帝国的宗主权,就意味着明朝具有深厚的“内亚传统”。

那么,琉球、暹罗、占城,以及一大批东南亚国家,同样对明朝和大明皇帝有连篇累牍的敬颂,是否也意味着明朝具有深厚的“南洋传统”?就此而言,要想论证明朝“内亚性”的重要地位,还需要妥善回答不少重要的问题。

值得警惕的是,在“内亚”这个新鲜词汇的包裹下,既有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论著,也不乏为了追求时髦而滥竽充数的说辞。对于传世史料,无论汉文还是其他文字,解读与利用都要格外小心。

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朝皇帝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他既会厚赐藏传佛教首领,也会封赏不远万里的耶稣会传教士,还心心念念要寻找道教的张真人,更对孔夫子尊敬有加,每逢大事又要去太庙祭告列祖列宗。仅从其中的某一点,甚至是某个细节出发,深入阐释、大做文章,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明人沈度绘《瑞应麒麟图》 表现了榜葛刺国朝见永乐帝的场景。

发掘新史料、开拓新视角,一直以来都是推动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由此而生的新观点、新思路,是史学研究向前推进的重要成果。但在学术研究中,“新”并不代表着正确,也未必代表着先进,文字的特殊性与史料的可信度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工业品的研制过程中,并非每一件产品都是可靠、有效的,史学研究的成果也具有类似的情况,很多观点可能流行一时,但经过反复的研究与讨论,最终被认为是错误的,成为“试错”的一环。包括明史在内,断代史需要不断推进,内亚视角的确是值得开拓的切入点,要避免“前车之鉴”式的麻烦,中国学者不妨更加努力,主动抢占学术制高点,使得无论“新”、“旧”,中国历史的书写都能呈现学术研究所应有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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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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