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中国最早粮仓城出土,夏朝论证尴尬在哪里?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4-30 07:52

保尔

保尔作者

历史学博士,自由撰稿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前不久,202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揭晓,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与讨论。其中,河南淮阳时庄遗址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粮仓城,为探讨夏王朝早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通过考古发现探究历史问题,特别是证明文献记载含糊的上古历史,是中国的学术传统。1925年王国维发表了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提出在“纸上材料”之外,还要利用“地下之新材料”。这一说法在后来被不断完善、总结,成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堪称考古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典范,殷墟出土的考古资料彻底证明了文献中有关商朝的记载,将中国的“信史”年代大大前移。

至少从那时起,如何用考古证明更早的夏朝,成为了摆在考古学家面前的重要任务。但直至今日,考古学家仍然没能找到令人信服、满意的“夏墟”,此次淮阳时庄遗址也只是粮仓城,与殷墟都城的规模还相差甚远。问题出在哪里?是研究方向不对?还是理解方式有误?几十年来,相关问题在中外学界被反复讨论,出现了许多或重要,或有趣的看法。

夏朝存在吗?

在传世的先秦、秦汉文献中,夏朝所占的笔墨虽然不多,但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有《夏本纪》。其实,有关夏的文字证据远不止于传世文献,一些时段更早,而且不可能被后世篡改的铭文,提供了更为可信的文字资料。

在春秋时期青铜器秦公簋的铭文中,有“鼏宅禹迹”四个字,同样铸造于春秋时期的叔夷钟也记录了与夏朝有关的铭文。这说明,至少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普遍认为夏朝是存在的,而且是具有正统性的王朝。

但问题是,秦公簋距离夏朝相隔有千年之久,相当于今天和宋朝的时间距离。用今天人的记述,去印证宋朝人的历史,显然不甚可靠。同理,这些春秋时期的铭文用于佐证夏朝的存在是可以的,作为铁证则有些不足。

寻找铁证的任务,自然落在了考古学家的肩膀上。结合文献中关于夏朝都城的记载,考古学家在河南中部、山西南部取得了一系列的收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

在发现之初,二里头遗址一度被视作商朝早期的都城遗址。但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与考古发掘的深入,研究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对于商朝而言显得有些偏早,更接近于夏朝的年代范围。

很多人认为,如果二里头是夏朝的都城,就可以仿照由殷墟证明商朝,由夏墟证明夏朝。然而,作为严肃的科学,考古学与历史学都不能完全支持这个精彩片段的重演。长期承担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明确表示,假说不等于实证,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不能够简单划等号。在探究商朝历史的过程中,大量出土的甲骨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二里头并没有类似的文字材料的发现,所以历史学家自然不敢断言二里头就是夏墟。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全景。新华社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时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考古也好,文献也好,似乎距离“证明”夏朝总是差一步。但换个角度说,即便只差一步,也等于零。正是因为这样,长期以来,许多国外学者就对夏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汉学家合写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中,“中国的第一个历史王朝”是商朝,而夏朝并未得到认可。更有西方学者认为,夏朝是商人关于阴间故事的神话演绎的结果。

将夏朝归结于神话演绎,太过荒诞。毕竟,商朝有着初具规模的国家体制、发达的社会文明,以及比较完备的甲骨文。而所有这些都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就出现的,更没有外来传入的迹象。因此,商朝之前都必然存在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文明。

在国际学界,夏朝的存在也不只是中国学者的坚持。尽管谨慎的考古学家没有把二里头和夏朝画上等号,但自二里头发掘后,宫本一夫等日本学者就普遍认为夏是存在的。

什么是夏朝?

在夏朝是否存在的讨论中,不少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学者不愿意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竹书纪年》、《史记》这些重要文献。在某些场合下,这种批评具有偏激性,需知,对传世史籍的质疑与批判虽有必要,但也要警惕走入另一种“疑古”的极端中。

不过,无法回避的是,一些批评确实是有道理的。最为关键的质疑在于,夏朝没有如同甲骨文那样可信、可靠,特别是考古出土的文字材料的证明。传世文献中的记载与目前考古出土的材料,无法形成紧密且系统的对应关系。

面对质疑,许多国内研究者进行了反驳。一种观点认为二里头就是夏墟,能够与传世文献中夏都的地理位置相匹配。另一种更加针锋相对——直接质疑文字证据是否有足够的意义,能否作为判定夏朝历史的关键证据。在近年出版的著述中,有学者明确提出,追求文字一类的证据,实际上是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不了解与不信任。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如果可以通过考古学证明夏的存在,固然令人振奋,但中国的考古学家明确告诉我们:“在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所谓的夏王朝前夕,考古发现中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参观者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拍摄展品“乳钉纹铜爵”(2019年10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至于文字记载是否必要,当然值得质疑,但在不依赖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重建历史?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假如没有发现大量的甲骨文资料,我们很难深入了解商朝的历史。夏的时段比商久远得多,重建这段历史,真的可以不依赖文字吗?

若依赖文字,就不能证明夏朝是存在的;若不依赖文字,夏朝虽然存在,但又经不起批驳。这种看似尴尬的局面同时提示我们,在资料难以取得巨大突破的情况下,夏朝是否存在的讨论,已经不再只是史料的问题,而是认识论的问题。

简言之,过去理解的夏朝,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所以才陷入无法证明的困境。因此,要证明夏朝的存在,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夏朝”。

测年法的结果告诉我们,二里头遗址的时段与文献中夏朝的时间具有重合性。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城池、形制规整的宫殿,充分说明这是一座具有都城性质的大城邑。同时,二里头遗址呈现的一些特点,比如宫殿布局、青铜器物,明显与商、周文化具有相关性,可见二里头文化绝非昙花一现。

但是,二里头是否就等于“夏朝”?夏朝是否是很多人想象中的统一王朝?近年来,包括许多中国学者在内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都持怀疑态度,他们主张用新的视角去审视这一时期的国家形态。

其中一种概念是“早期国家”。在早期王朝时代,国家是由众多诸侯构成的国家联盟,也有学者形象使用了“国家群”的名词。在这一时期,各国的聚落群形成了一定的结构,进而成为一个一个的城邑。而在这些“邑制国家”中,最强大的那个处于中心地位,其他国家虽然臣服于它,但并不构成直接的统治关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图自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学者用“国上之国”来形容夏、商、周三代,在当时,以这三个“国上之国”为核心,构成了华夏系统的国家群,进而构成了更大的文明圈。至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央集权国家,事实上是战国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夏朝,可以得出更具有开放性的结论。在公元前两千年的中国,存在许多城邑与国家,夏是其中最强大的“国上之国”,但并不是唯一“国家”。在书写历史文献时,人们回顾这段历史,以共尊的“夏”作为这段历史的代表,称作夏朝。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存在许多具有特色的国家,因此考古发现的城邑具有多元性,即便是比较大的城邑,也未必就是夏都,完全有可能是其他“国家”。

夏在哪里?

在我们熟悉的概念中,王朝接替意味着旧国家的覆灭与新国家的兴起,这期间往往伴随着毁灭性的战争与破坏,比如秦、汉,隋、唐,明、清。然而,在探讨早期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学界逐渐意识到,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并非如此。

三代之间不是孤岛式的、前赴后继式的纵向关系,而是并行存在的横向关系。所谓“汤武革命”,不是要彻底灭掉前朝,所“革”者乃“天命”,即“国上之国”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夏、商、周长期并存,只不过强弱态势不同,臣服关系不同。

在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周朝,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并行的关系。周人原本是商的西伯,后来崛起灭商,但并没有彻底毁灭商朝。商人被安置在宋国,即便又有三监之乱,也并未绝祀。在周朝的分封体制下,同样也能找到延续大禹族裔的杞国。

这种横向的文明关系,能够得到足够的文字支撑。无论是西周的铭文,还是殷商的甲骨文,都提示我们,早期王朝的地域统治并不稳定,周边的部族国家时常有反叛的情况。

同样,早期部族的活动地域也并不完全稳定,商人、周人都有数次迁徙的历史。在不同的地域空间里,夏、商、周构成了并行存在,而又交替兴盛的关系。在夏的历史时期,夏是诸国之长,这个时期因此以夏为号。在商的历史时期,商为诸国之长,谓之商朝。西周亦是如此,严格意义上说,直到战国时代,这种情况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清楚了横向的文明关系,夏是否存在似乎毋庸置疑了,商、周时期的杞国就是证据。早在1979年,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就提出:“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事实上已经阐明了寻找夏的关键所在。

考古学家邹衡

今天我们固然仍寄希望于考古的突破,但更要认识到夏、商、周作为早期国家的特性。即便有朝一日真的发现了“夏墟”,也不大可能是统一王朝的模样。反过来说,即便始终找不到理想中的“夏墟”,在深入认知早期国家特性的基础上,也可以从现有的丰富发现中找到夏的踪迹,解开笼罩在“夏朝”之上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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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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