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包容了多种地域、民族特质的国家，而边疆地区的特色往往尤其显著。

地处青藏高原的西藏，因其特殊的地理和区位因素，自纳入帝国版图以来，便与国家休戚与共，形成了延绵久远的文化和宗教特点。这本是中华民族历史中多姿多彩的一篇，却被一些不了解真实历史，或是别有用心的人当成了可以炒作的议题，特别是其中的宗教因素。

在人类文明史上，宗教向来不只是纯粹的思想文化，欧洲的历史最能证明这一点。那么在西藏地区的历史上，宗教领袖是如何产生的？政教关系如何？中央又是如何处理政教关系的？笔者将围绕这些问题，略谈自己的浅见。

册封而来的活佛

谈起藏区的宗教领袖，必然离不开活佛，这一转世轮回的系统最早出现于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松钦巴。他临终前嘱托说，自己的化身会在人间转世，1407年，第五世活佛银协巴前往南京，被明朝封为“大宝法王”，成为中央认可，且传承最为久远的转世活佛系统。

就在明成祖册封大宝法王前后，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逐渐形成，其创始人是宗喀巴。此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明末清初，格鲁派已经成为藏区实力最强的教派，并延续至今。

宗喀巴最年幼的弟子根敦珠巴创立了著名的札什伦布寺，在他去世之前，宣布自己将要转世。经过寻找，人们找到了转世灵童根敦嘉措。根敦嘉措去世后继续转世，灵童名为索南嘉措。

在蒙古部落的邀请下，索南嘉措前往青海，与制造了庚戌之变的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相见。二人相谈甚欢，三十五岁的活佛收七十一岁的俺答汗为徒弟，俺答汗则回赠师傅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这就是达赖喇嘛称谓的最初由来。

“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中上师的意思，“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为显密学问都达到了最高成就，境界超凡入圣如大海一般的上师。在俺答汗的支持下，索南嘉措被认定为三世达赖喇嘛，此前的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分别被追认为一世、二世。

事实上，索南嘉措并非只和蒙古人交流，大约在万历七年，他在甘州与甘肃巡抚见面，明朝官方颁赐了封诰和印信，这方象牙印章保留至今。几年后，万历皇帝传来旨意，邀请索南嘉措进京面圣。按照明朝的宗教政策，能入京者，基本上是国师级别，索南嘉措欣然应允，只可惜于途中去世。

万历皇帝颁给索南嘉措的“朵儿只唱”印和印文，图自“中国西藏网”。

三世达赖圆寂后，蒙古草原产生了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但五世达赖的轮回却一度面临中断的危险。关键时刻，札什伦布寺的寺主罗桑•却吉坚赞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五世达赖罗桑嘉措顺利登上了历史舞台。

顺治九年，五世达赖进京朝见顺治皇帝，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以金册、金印，达赖喇嘛的封号得以明确。

稍早之前，保护、教育五世达赖的罗桑•却吉坚赞收蒙古固始汗为徒，被尊为“班禅博克多”，意思是智勇兼备的大学者。罗桑•却吉坚赞为第四世，向上追溯三代，也源出于格鲁派始祖宗喀巴。

康熙五十二年，清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从此，清朝确立了达赖与班禅的封号，成为历史定制。

能立也能废

达赖与班禅名号不同，时间上也有先后之分，但考察其来源，却颇有相似之处。两个名号都是先来自蒙古的政治首领，后由清朝皇帝认定，方才成为定制。显而易见，宗教地位的确立与提升，与政治力量的支持密不可分。

事实上，三世达赖之所以不远千里向蒙古人传教，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于当时西藏噶举政权的压力，无论是教派斗争还是政治博弈，实力强大的俺答汗都是不可多的帮手。

随着格鲁派与蒙古人的结盟，四世达赖云丹嘉措降生于草原，而且就是俺答汗的曾孙。在蒙古部落的支持下，格鲁派与当时统治西藏的藏巴汗政权发生了剧烈的摩擦；冲突的结果之一，是四世达赖圆寂之后，统治西藏的藏巴汗禁止了达赖喇嘛的转世。

如果不是罗桑•却吉坚赞，也就是后来的四世班禅出面斡旋，达赖喇嘛的世系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由此来看，能立就能废，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明朝崇祯年间，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进攻青藏高原，于明朝灭亡前两年彻底摧毁了藏巴汗政权。蒙古人信奉格鲁派，他们的到来，为达赖带来了春天。果不其然，固始汗效仿当年成吉思汗供养八思巴的先例，将西藏十三万户献给达赖喇嘛。虽然此时的十三万户只是虚数而已，但在名义上，达赖喇嘛获得了西藏的世俗统治权。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推崇五世达赖，可固始汗却选择罗桑•却吉坚赞做自己的师傅，并且奉上了班禅的称号，当然也少不了巨额的世俗赠予。尽管名义上达赖是领袖，可在固始汗统治期间，班禅系统迅速壮大，成为能与达赖喇嘛分庭抗礼的二号人物。

但德高望重的四世班禅对世俗政治既没有强烈的兴趣，也缺少灵活的手腕。相较之下，五世达赖既有精力，也有头脑。固始汗去世后，五世达赖逐渐控制了西藏的实际权力，使政教大权隐约间呈现合一的面貌。

印文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皇帝（罗布林卡壁画），图自“中国西藏网”。

五世达赖圆寂后，总管桑结嘉措成为事实上的权利继承人，他选定的六世达赖就是文青圈子里大名鼎鼎的仓央嘉措。在真实的历史里，仓央嘉措和他的时代并没有那么多的诗与远方。蒙古人的新汗王，拉藏汗不甘心失去对西藏的控制。而桑结嘉措不愿意失去权力，双方爆发了战争，桑结嘉措兵败被杀，他选定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也被拉藏汗囚禁。

拉藏汗向康熙上奏，请求废黜仓央嘉措，重新选定益希嘉措为六世达赖。然而，藏区民众并不认同对这位六世达赖，甚至有传言说他是拉藏汗的儿子。特别是仓央嘉措在押解进京的途中去世，更加剧了藏区不安定的因素。

在这个动荡的窗口，康熙皇帝下令册封班禅额尔德尼，并且认定其为与达赖喇嘛地位等同，这份时机的选择，可谓耐人寻味。

无论是一度被藏巴汗终止转世的五世达赖，还是被拉藏汗推倒重来的六世达赖，显而易见的是，宗教领袖的地位并非永恒不变。清朝对六世达赖真伪的审定，以及册封班禅以稳定局面的做法，又证明宗教背后的政治力量有强弱之分，最终的决定权取决于中央政府。自康熙后期开始，朝廷对藏区的关注逐渐增加，治理手段也变得更为强硬和有力。

专治不服的清朝

康熙五十六年，准格尔汗国进攻拉萨，拉藏汗兵败而亡，西藏又迎来了新的蒙古统治者。清朝不能容忍准格尔部的肆意妄为，三年后，清军平定叛乱，随即重整达赖喇嘛的传承世系和西藏的统治秩序。

根据西藏僧俗共推的结果，清廷选定灵童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同时委任拉藏汗的女婿康济鼐为首席噶伦总理西藏事务。

然而，仅仅数年后，康济鼐遭到暗杀，背后的主谋之一竟然是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雍正皇帝下达圣旨，将达赖一家移出西藏，安置在汉藏交界的四川甘孜。此举既是保护达赖及其家族的安全，但也不乏严格约束之意。八年后，清廷批准达赖返回西藏，但从此以后，达赖家族不得参政成为一条不容逾越的红线。

雍正之后，乾隆皇帝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明确了驻藏大臣、达赖、班禅平等的地位，还制定了“金瓶掣签”的制度，体现了朝廷对于效忠清朝、服从管理的宗教势力施行公平的怀柔政策。但对于胡作非为，胆敢里通外国的宗教头目，乾隆皇帝更有雷霆手段。

西藏博物馆藏金贲巴瓶

噶玛噶举派曾有一支红帽系，因为元朝皇帝曾赐予红帽，故得其名，是一支传承已久的活佛系统。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圆寂于京城，朝廷给予了厚重的抚恤赏赐。

红帽系十世活佛确珠嘉措觊觎这笔“遗产”，却未能如愿，因此结下仇怨，此后寻机叛逃，投靠了廓尔喀。乾隆五十六年，趁廓尔喀入侵之势，确珠嘉措引导叛军进攻西藏，攻入日喀则地区，将扎什伦布寺洗劫一空。

清廷听闻变故，以福康安为统帅入藏作战，经过艰难的作战，最终击败廓尔喀，一度威逼加德满都。慑于清军的攻势，康熙五十七年廓尔喀上表投降，答应了包括称臣纳贡在内的诸多要求。确珠嘉措自知无路可调，服毒自杀，他的尸骨被廓尔喀交给清朝。

元凶已死，但乾隆皇帝不准备就此作罢。圣旨传到西藏，将红帽系所属的寺院、财产全部查抄，僧人勒令改宗格鲁派，永远禁止红帽系活佛转世。传承十代活佛、历时四百余年的红帽系从此断绝。

有红帽系引以为戒，此后一百多年里，心怀鬼胎的野心家老实了许多，即便到了国力衰弱的清末，中央仍然对西藏宗教领袖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1903年英军入侵西藏，于当年八月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布达拉宫，经青海、内蒙，到达外蒙古。他派人与沙俄联络，似有投奔俄国之意，引起了朝廷的警惕。驻藏大臣上疏，要求严惩达赖喇嘛，清廷听信此说，一度革去了达赖喇嘛的名号，直到事件查清，方才予以恢复，并招达赖喇嘛进京朝觐。

动荡平息后，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却又因为入藏川军的问题，与中央发生了冲突。1910年，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虽然此时的清王朝已走入了末路，但对于达赖的叛国行为，处置起来毫不手软。

清廷下令革去达赖名号，予以通缉，还打算重新寻访灵童，取而代之。得知地位不保，达赖喇嘛七次向清政府发报解释，而清廷的答复是：“爵位既已撤去,不能宽恩赦免”。达赖请求进京解释，清政府则拒绝道，不必再生来京之念，作无益之劳动。

总体而言，清朝的西藏治理，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专治不服。

历史表明，宗教领袖的名号、权威与地位，仰赖于国家的认可与支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说辞或许有些绝对，但不管什么时代，背叛国家利益的宗教头目，无论是何种等级，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以史为鉴，清王朝正是通过一系列的管理、安排，实现了对西藏长期有效的统治，成为蒙元以来治藏最为有效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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