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晚清四大名臣,为何今天张之洞粉丝最少?

来源:观察者网

2022-01-26 07:55

保尔

保尔作者

历史学博士,自由撰稿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临近农历新年,按惯例此时电影票房应该预热起来了。可是,就在这个很有机会“大卖特卖”的时间,电影《张之洞》遭遇极端冷遇。据媒体报道,上映首日其票房竟然不足百元。

张之洞有晚清“中兴名臣”的美誉,为何关于他的电影却无人问津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对大众而言,张之洞恐怕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试想一下,如果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李鸿章、曾国藩,感兴趣的人肯定要多不少。

抛开影视艺术,即便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张之洞的出镜率也远远不如同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同样位列晚清名臣,为何张之洞的知名度比较低?为什么没能在今天像其他三位那样仍有一票粉丝呢?笔者将围绕这些问题,略作分享。

从清流名臣到洋务殿军

张之洞籍贯直隶南皮县,虽然他自称天资只是中人水平,但从科举成绩看,绝对是少年天才。14岁时,张之洞以县试第一考中秀才,16岁又以乡试第一中举,进士之路虽有坎坷,但也还是在27岁金榜题名,不仅年龄远低于清代进士的平均值,而且高中第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称的探花。

出色的履历为张之洞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他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清流”之列。在京城翰林院,张之洞赢得了“遇事敢为大言”的口碑,与张佩纶同为“翰林四谏”之一。

在外官任上,张之洞仗义执言、为民做主,担任四川学政时,张之洞为一桩官兵滥杀平民的旧日大案连上三折,力促朝廷清查此事,最终严惩酷吏,还百姓以公道。在诸多政绩的“加持”下,在光绪初年,张之洞逐渐成为了颇有声望的清流领军人物。

不过,在晚清的时局中,清流的操守显然救不了清帝国。从富国强兵的现实目标出发,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名臣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出身清流的张之洞也渐入其中。

光绪七年,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开始由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化。三年后,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正式开启了洋务事业。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在随后的近二十年里,他大刀阔斧兴办工厂、筹建铁路、创设学堂、派遣留学生、编练新军。在张之洞的精心布划下,湖北的洋务事业大有发展,武汉三镇成为继上海、天津之后的又一洋务重镇。由于在洋务方面的出色表现,出身清流的张之洞又得到了“洋务”的标签,被誉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的“洋务殿军”。

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破产,李鸿章等洋务名臣黯然离场,张之洞这位“殿军”却迎来了新的政治光芒。光绪二十四年,维新变法情绪正在激荡之时,张之洞卡准时机,发表了阐述变法思想的《劝学篇》。在他看来,新、旧两派都不甚妥当。旧派以为一切不可变,将导致中国无法富强;新派主张一切学习西方,则是“不知本”,菲薄纲常名教会动摇国家之本。为此,张之洞提出了“汇通中心、权衡新旧”的持中变法之道,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张之洞与《劝学篇》(资料图)

此说一经提出,随即得到了光绪帝的高度赞赏,被列为“钦定教科书”,颁行全国。据估计,该书先后印行不下两百万册,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张之洞主张的稳健之路更受人推崇,他的政治声望也达到了顶峰。

声名为何难传世

就思想而言,张之洞的《劝学篇》仍是在宣扬最传统的忠君理念,与维新变法有着本质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他所谓的“旧学”、“新学”,只是换了一副样貌、加了若干因素的“新洋务”罢了。

正因如此,尽管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盛赞张之洞“有天下之望”,但维新派并未真正指望过张之洞。张氏固然借维新之机扬名天下,但要盘点他的历史功绩与名望声闻,还要回到洋务运动。

张之洞着力于湖北,特别是武汉的近代工业建设。其中最有名的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后来,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说的就是汉阳铁厂,以及此后诞生的汉冶萍公司。

张之洞也在湖北发展了近代轻纺工业,比如织布局、纺纱厂、缫丝厂和制麻局。在他主政期间,一批民营工商业也在武汉三镇蓬勃发展,出现了早期的民营水电公司。进入20世纪,经历了庚子事变的冲击,张之洞认为铁路极为重要,是国家富强之根本,以高龄奉旨督办粤汉铁路,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之洞在文教方面的作用也值得重视,担任督抚期间,他创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今日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追述校史,都会关联到张之洞创办的学堂。

早在1898年,张之洞就奏请变革科举,此后又多次建议减少科举名额,多开新式学堂。1904年,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得到批准,清朝根据张之洞的计划,逐步减少科举名额,改由学堂取材。一年后,由袁世凯带头上奏,清朝最终决定停止科举、推广学校,历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此宣告终结。

《张之洞》剧照

张之洞的业绩固然不止以上几点,但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业绩,已经能够看到一些特点。一方面,可以看出,张之洞在发展洋务、兴办教育等方面颇有贡献,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有资格位列“中兴名臣”之列。但另一方面,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张之洞并不是这些事件中的唯一重要人物。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粤汉铁路贯通时张之洞早已作古,意义非凡的废除科举也被袁世凯摘了桃子。

或许正因如此,后人审视这些近代化事件,无论好坏,都很难把张之洞视作唯一的“责任人”,对他的印象自然也不会太深。

就人物形象而言,张之洞也不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庚子事变结束后,中外合议,李鸿章任“全权大臣”,张之洞受命“会办”。两人讨论议和条件,意见多有不和。李鸿章向中枢抱怨张之洞不懂变通、不明实事,“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张之洞得知此事,对自己的“书生习气”不以为然,表示“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

李鸿章(资料图)

这场口舌纷争呈现了张、李二人在性格与气质方面的差异,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实践之人”,“最不好名”,张之洞则是“浮华之人”、“最好名”。在后人眼中,李鸿章是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专业户”,自然“大名鼎鼎”。但同时,李鸿章也是顶住压力,力促洋务的中流砥柱,同样名声显赫。反观“书生之见”的张之洞,虽然也做了不少事,但因为缺少性格色彩,反而难以留下印象。

晚清渴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名臣,即便是“风雨糊裱匠”李鸿章,也能多少顶用一会儿。此等,张之洞似乎难以承担。清末有种说法,李鸿章是“开目而卧”,意为他了然时局,但困顿于现实,终究无能为力。对比之下,张之洞则是“闭目而奔”,说他名曰维新、改革,其实一切茫然,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

做过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评论张之洞是“儒臣”,曾国藩、李鸿章是身系国家的“大臣”。因此,虽然同为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名声逊色于曾国藩、李鸿章,可以说不足为怪。

“改革”的另一面

看起来,张之洞的“书生之气”造就了他的人生,但事实上,张之洞绝非单纯的“儒臣”,只不过相较于八面玲珑的李鸿章,张之洞多了几分书生气罢了。我们必须意识到,张之洞是一个浸淫官场数十载,长期担任封疆大吏的清朝高官。只有如此,才能超脱于进步、改革的所谓“积极面向”更全面、更清楚地看清楚张之洞这个人。

张之洞在晚清政坛很有名望,却一直未能进入中枢政坛,这绝非因为他无意于此。恰恰相反,张之洞极有政治野心。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的失势,张之洞的政治影响力显著提高,为了掌握舆论动向、把控政治风向,张之洞大笔投资,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络。他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城市安排了可靠的联络人,与自己密切沟通,传递有价值的政治情报。在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能够踩准时机,抛出自己的《劝学篇》,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这张情报网必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电报费非常昂贵,即便是朝廷与督抚之间的公文电报也惜字如金,张之洞就曾经因为电报字数过长,被朝廷专门批评。但在传递政治情报的时候,张之洞从不吝啬费用。甲午战争期间,为了方便与驻俄公使许景澄联络,张之洞一笔就汇出三千两白银,专门做为电报费使用。容闳在美国搜集情报,张之洞出手阔气,给了一万两白银,作为托人、车船、电报的费用。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的精神尤为紧张,当他得知康有为奉旨督办《时务报》,赶忙向亲信发电报,要求搜集相关消息,用加急电报发送来。张之洞叮嘱“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学者研究张之洞档案,发现戊戌期间的许多电报都冠以“急”、“千急”、“万急”等字样,想来耗资不少。

就生活作风而言,张之洞向来本人以清廉而闻名,他做了几十年督抚大员,去世时却没留下多少财产,连丧葬费用都是门生、同僚资助的。晚清在华的洋人普遍痛恨清朝官员贪污腐化,但对张之洞却颇多好评。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夸赞张之洞从不贪污,说他把钱都用在了公共事业上了。

张之洞不贪污或许是真的,但钱是否都用在公共事业上,恐怕就未必了。在晚清的官场中,张之洞能够连任几十年的封疆大吏,自然少不了上下打点。只从张之洞自己的记录中,就能看到很多痕迹。比如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提醒派到京城的亲信,要给同乡京官送礼。第二年开春,张之洞又让侄儿给总理衙门的官员们补送“炭敬”。诸如此类的“常规孝敬”,显然是不少的。

对于赏识的人才,张之洞也不吝啬花钱。后来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就从张之洞那里拿过每年600两白银的礼金。朝廷里的同乡、亲友、清流同党,还有中枢官员,都是张之洞的重点送礼对象。遇上慈禧太后的寿诞,张之洞更要精心准备贡品,绝不落于人后,更不可能在乎银两。

影视剧中慈禧太后的奢华生活

张之洞广收情报、大把撒钱,虽然未能把他送入中枢,但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南洋华侨邱菽园,曾经全力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但在张之洞的策反与收买下,最终不仅与康有为绝交,而且公开刊文,大骂康有为。

成就是相对的,张之洞的“书生之气”、廉洁自律也是相对的。某种程度上说,他与李鸿章的本质差别并不大,都是渴望权势与地位的帝国官员。在后世,他们的影响力之所以存在差别,主要源自处事风格、性格气质,以及各自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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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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