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他怎就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圣人”?

来源:观察者网

2022-11-29 08:59

保尔

保尔作者

历史学博士,自由撰稿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2022年是王阳明诞辰550周年。围绕这位被冠以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等诸多名号的著名人物,从学界到民间,开展了许多研讨和纪念活动,把本就颇具热度的“阳明热”推向了新的高点。

诸如“人生大病,只是一个傲字”、“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等哲理名言,还有“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样兼具诗意与哲思的话,经常见诸于许多图文音频,当然还有朋友圈。

为何今人如此青睐王阳明?王阳明何以由凡入圣?今人对王阳明是否也有误读?我们不妨先从其人生轨迹看起。

起落无常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其家世据说可以追溯到琅琊王氏。但众所周知,中古之前的家世追溯大抵难以考证,只能聊备一说。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在科举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中成华辛丑科进士第一人,也就是俗称的状元。弘治一朝,王华在京城做官,先后升任礼部右侍郎、左侍郎。

王阳明是王华的长子,从11岁开始,他便跟随父亲在北京生活、学习。据冯梦龙的记载,孩童时代的王阳明不好好诵读经史,整日召集小伙伴“打仗”。王华得知此事很是生气,勒令儿子好好读书,长大考状元。王阳明却回怼:“父亲中状元,子孙世代还能中状元吗?”,“若只有一代,虽状元也不稀罕。”这一通回答让王阳明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揍。

冯梦龙的描述或许不乏夸大之处,但王阳明的性格确实异于常人。或许也正因如此,他虽然天资聪颖、家教极佳,但会试之路却不是很顺。22岁、25岁两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28岁第三次参加会试,才终于如愿以偿。

《传习录》资料图

弘治十二年,王阳明成为进士,次年授任刑部云南司主事。此后的七年里,他虽偶尔外放差事,但一直在京城做官。直到正德元年,35岁的王阳明为救同僚忤逆刘瑾,不仅挨了廷杖,还被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就连父亲王华也受到了牵连,调任为有名无实的南京吏部尚书。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故事为后人所熟知。可事实上,这段时间并不长。王阳明起初想要归隐山林,后来大概是怕连累家人,还是决定去龙场上任。他先躲避暗杀,后兜兜转转,直到正德三年才到达贵州龙场。两年后,刘瑾被凌迟处死,王阳明也得到了起复的任命。

在明代中后期反复回转的政治氛围中,重回官场意味着王阳明的仕途春天来了。此后由于平定农民起义出色,王阳明的职衔持续上升,正德十三年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随后,王阳明人生中最光辉的一刻到来了。正德十四年六月,封藩南昌的宁王起兵叛乱。七月十五日,王阳明起兵平叛,八月二十日攻克南昌。随后与回师的叛军主力激战,生擒宁王。虽然此后经历了诸多波折,王阳明甚至一度请求辞官归隐,但最终还是在嘉靖登基后得到了提拔,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至此,他的职位已经追平了父亲,实权则更大于状元父亲。

由于父亲去世,王阳明擢升南京兵部尚书不久便回家守丧。一般守丧期满,朝廷就会起复重用,但是,王阳明足足在家呆了六年,朝廷始终没有理会他,王阳明在大放光彩之后,就这么骤然跌落谷底。

直到嘉靖六年,由于广西叛乱太过棘手,朝廷又想到了王阳明,升职随之而来,让他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职衔指挥两广战事。次年,在战后返乡的路上,王阳明病逝于南安。

按理说,为国效命至死的王阳明应该享受尊荣,但波折又来了。由于涉嫌“擅离职守”,王阳明不仅没能得到褒奖,就连爵位也被撸掉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在王阳明身上,可谓贯穿始终。

盖棺定论不容易

王阳明的精彩故事不止在于他的生平经历,其身后之事也同样波折。都说“盖棺定论”,但放在王阳明身上,这“定论”的“棺盖”偏偏要反反复复落下好几次。

王阳明仅用一个多月就平定了宁王叛乱,按照明朝的封爵规则,此等大功,不能不封,因此嘉靖即位之初,朝廷就有了授爵之议。然而,由于王阳明是王琼举荐的,而王琼与主持朝政的杨廷和关系紧张,导致王阳明跟着受牵连。

最后,朝廷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岁禄一千石。但是,封爵竟然不给铁券,就连一千石的岁禄也压根不发。这就好比你得到了某项重大奖励,但既没有证书,也没有奖金,尴尬不尴尬?

好在王阳明不是一般人,对此不甚在意。但是,在他去世之后,这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按惯例,作为伯爵的王阳明应该追侯爵,儿子承袭爵位。但是,先前王阳明一再请辞得罪了嘉靖皇帝,他的学说更为权臣桂萼所不容,于是,这去世后的“盖棺定论”成了麻烦事。

王阳明故居(资料图)

桂萼主持的吏部给王阳明来了个“功过相抵”——平定叛乱固然有功,但没有接到命令就返乡是大罪,干脆两相抵消。至于王阳明的学说,则被全盘否定。

嘉靖皇帝对于这个处置还不满意,他觉得王阳明虽然立了点功,但那又怎样?在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最终的处置结果是:“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简单总结就是全部撸掉,彻底归零,这是明朝第一次给王阳明“盖棺定论”。

尽管如此,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王学的传播已经无可阻挡:

一方面,王学对于本心的认知颇有“解放心灵”的意味,王学强调个人意志与智慧,天然受人欢迎。对比于传世数百年的程朱之学,王学虽然被称作“反动”,却更受新一代学者的欢迎;

另一方面,作为发轫于明代中后期的学说,王学天然适合于晚明的社会思想土壤,更容易被人接受;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王阳明很重视培养学生,他的不少弟子也着意培养学生,门人规模迅速壮大。到了嘉靖末年,朝中的重臣如徐阶、赵贞吉等人都算得上是王门后人。

徐阶像,图自青浦档案

在这些人的推动下,嘉靖四十五年八月,还没熬到第二年改年号,新皇帝就同意为王阳明平反,按照应有的规则,追封新建侯,追谥文成。隆庆二年五月,新建伯的爵位也被恢复,王阳明的嫡子承袭爵位,此后一直延续到南明弘光朝。这一轮平反运动,算得上是第二次“盖棺定论”。

恢复新建伯只是肯定了王阳明的“事功”,围绕他的学说,新一轮的“定论”又在酝酿。隆庆元年时,耿定向等人就上疏称赞王阳明的学说,试图彻底推翻嘉靖朝的廷议结果。而这,还只是开始。

既然王阳明有“阐圣贤之绝学”的功劳,那他有没有资格从祀孔庙?这个问题从隆庆年间一直吵到万历十二年,期间张居正等大佬纷纷下场参战。反对者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损害朱子学,甚至惑乱人心。支持者不仅尊崇王学,还把陆九渊摆出来做例子,说朱学并未因陆学而废,陆九渊也从祀孔庙,为什么王阳明不行?

大臣们争吵不休,最后把皮球踢给了皇帝。

礼部尚书沈鲤的本意是通过皇帝之口,彻底否定王阳明从祀的门路,毕竟万历的爷爷嘉靖把王阳明从头到尾否定了一遍。但是,万历皇帝受到申时行等内阁大臣的影响,也出于“叛逆”张居正的念头,偏偏批准了王阳明从祀孔庙。从此,王阳明成为了明代以军功封伯的三文臣之一;得谥号“文成”的二文臣之一,从祀孔庙的四文臣之一。可谓前所未有。

晚明大文豪王世贞称王阳明“文武勋德,为我朝冠”。近代以来更有“五百年来一完人”,甚至“中国最后的圣人”的说法。在这一轮的“盖棺定论”中,王阳明全面翻红,成为顶流人物。

一百多年后,清朝编修完成《明史》,在《王守仁传》的“赞曰”部分再一次做了“定论”。较之于明朝人评价王阳明先事功、后学术的态度,清朝人更为肯定王阳明的学术,认定王阳明的事功主要得益于其学术。但是,清人在夸赞的同时,也批评了王阳明自诩圣学,傲视程朱,贬低同辈的态度。

“阳明心学”真的万能吗?

在嘉靖年间,想赞颂王阳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万历以后,想要批评王阳明也变成了一件有些困难的事情。

王世贞曾有评论:“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在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思想颇为自由活跃的万历后期,讲求自我意识,强调自我价值的心学可谓完美契合了士大夫的需要——有志于建功立业者,可以用“追求本心”鞭策自己。只想荣华富贵者,也可以用“本心指引”为自己开脱。

在“本心”的引领下,只要你能说服自己,你做的事情就是对的。晚明文人本来就容易剑走边锋,甚至行极端之事,阳明学所具有的解释空间正符合了他们的诉求。在后学的追捧下,王阳明很快走上了神坛,阳明之学更是风靡一时。

近代以来,王阳明的地位一度比晚明还要高。1926年梁启超在对青年的演讲中,将“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去做”称作“唯一的救济法门”。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据说随身携带一块印章,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蒋介石自谓王阳明的忠实信徒,称阳明心学为“终生的食粮”。就连毛泽东年轻时也深受王阳明的启发,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撰写过《心之力》一文,得到老师杨昌济的器重。

时至今日,自称崇拜王阳明、尊奉阳明心学的人依然很多,《王阳明全集》多次再版,据说,不少都被总裁、老板收到了办公室的书架里。面向企业家的“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已经召开了许多次,还有的公司专门花时间与员工讨论阳明心学。

影视剧片段

无论是作为儒学,还是作为哲学,成系统地学习阳明心学显然都是有门槛的。但为何这么多人都能来追捧呢?或许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王阳明的地位太高,追捧他的名人太多,于是跟着追显然没错。另一个原因在于阳明心学看起来并不难学,不就是自己修炼心性吗,闭上眼睛,想想自己的雄心壮志,似乎就成了“心学”。而越想越开心,越想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加班加点去付诸实践,这似乎就是“知行合一”了。

王阳明是圣还是人,前面的讲述已经已经很清晰了。其实,阳明学在日本的火热也是例证,日本虽然早早就引入了阳明学,但尊崇的高峰发生于幕府末年、维新时期。当时的日本处于多灾多难之际,阳明学的责任感与体验心深深启发了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使团考察西方,就深受阳明学知行之说的推动。正因如此,才有“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的说法。

回归中国,近代以来阳明学说深受追捧,自然也与当时中华民族身处的境况息息相关。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与维新之初的日本具有类似的情况,都急迫渴求改变现状,像王阳明这样既有学术成就,又以“事功”拯救国家的伟人自然受后人尊崇。另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心学更容易表现为具有实操价值的方法论。从“致良知”到“知行合一”,这个过程可以简单解释为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去努力,期间初心不改,百折不挠,直至于成功的历程。尤其在艰难的时局中,阳明心学的哲理表达更有滋润心灵的功效。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资料图)

总而言之,近代以来,阳明心学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当属“知行合一”,其他部分则未必那么有积极意义。而以笔者的理解,阳明心学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心学无法回答“恶的问题”,既然人心本是好的,为什么接触外来事物会产生偏差?进而出现恶?这么说或许有些太哲学,扩大到现实中,问题就会表现为“我认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做”。只要你能从本心出发,论证自己所做的事情符合“致良知”,即便此事有违道德、有违国家利益,乃至有违法纪,都可以理直气壮去做。晚明以来,王门后学之所以会干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皆与之相关。

其次,作为为人处世的哲学,心学并不适合于绝大多数人。对于根性好、天纵奇才的人来说,心学让他们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但在客观上,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高的才华,与其陷入自己的“本心”,倒不如像程朱所言,按照前贤指定的道路老老实实地按部就班,修成正果。

最后,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心学在古代也不是理想的治国之学。王阳明虽然讲求“知行合一”,强调亲身践行。但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知行合一”往往成为脑袋知道、嘴巴践行的自我感动。晚明的许多士大夫之所以被批评为“迂儒”,莫不与之相关。

更何况,人人都“致良知”而行,可每个人的“良知”是一样的吗?从明末到近代,有不少政治人物都自称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但仅凭心学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案例并不多。由此可见,“一念开明,反身而诚”的心学固然吸引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激励、陶冶心情,但更关键的兴亡之道还在心学之外。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责任编辑:吴立群
观察者APP,更好阅读体验

“面粉大屠杀”后,拜登首次宣布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通过

“面粉大屠杀”致112死,美国又一票反对

中国转型关键期蕴含巨大潜能,不懂行的只看到风险

扯上国家安全,拜登要对中国汽车采取“前所未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