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最近，电影《满江红》的热映带火了关于南宋历史的讨论。宋高宗自然也难逃热议。

对于帝王，正史中都会有长短不一的评价，象征着“盖棺定论”。但是有的皇帝因为人生经历特殊，需要多次盖棺定论，甚至“盖棺难定论”。宋高宗就属于这类特殊的皇帝。更微妙的是，别人都是死后定论，可他在壮年时就亲自下场，为自己打造人设。

自我打造的“中兴圣主”

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宋钦宗的同父异母弟，原本论嫡论长甚至论贤，宋朝皇位都与他无关。但在靖康之难后，原本不受待见的赵构成为了徽宗皇子中唯一的幸存者，故而只能由他肩负起延续赵宋江山社稷的责任。

但尴尬的是，赵构既不是太子，也没有诏书，甚至哥哥宋钦宗都没有宣布退位。在这种情况下，赵构还是在北宋的南京应天府即位称帝，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有继承乃祖的意图，但在法统上却始终缺少了最重要的一环。

当时宋朝大臣们倒是想了个办法，那就是先请孟太后垂帘听政，继而昭告天下“中国依然有君”，由康王赵构即位。可问题是，这位孟太后虽然曾经是宋哲宗的皇后，但后来被废黜，所以才搬出了大内，幸运地逃过了靖康之难。换言之，太后的权威性也有问题，所以宋高宗赵构的法统合理性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君臣想出了一个打破传统的方法——那就是建构“中兴圣主”的人设。作为历史上的中兴榜样，汉光武帝刘秀凭血统没有资格当皇帝，但是他削平群雄，重建汉室天下，不仅合法性无可置疑，还有了明君圣主的美誉。如果宋高宗也能成为比肩刘秀的人物，那么他所纠结的地位、身份等问题都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

宋高宗画像

怀揣着“中兴”的期盼，在孟太后昭告天下的文告中，康王赵构继承了宋朝江山。宋高宗自己也对“中兴”抱有强烈的期盼，在绍兴和议前的十几年里，“中兴”一词是高宗君臣对话的高频词汇。宋高宗要当“中兴之君”，大臣们要当“中兴之臣”，君臣要立“中兴之志”，研讨要说“中兴之术”，具体到宰相也要做“中兴之相”，武将更得当“中兴之将”，以至于朝臣互相攻击，都是诋毁对方配不上“中兴”二字，比如老将刘光世，就被批评“非中兴之将”。

随着“中兴”的舆论氛围烘托到位，宋高宗赵构就要顺势而为，把自己塑造成引领中兴的圣主明君。选拔人才时，他总要提一提中兴大业。比如建炎二年，南宋首次开科取士，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殿试策问题目就引用了宣王中兴与光武中兴。绍兴二年科举策问，高宗出的题目中历数了少康、宣王、光武、肃宗等各朝中兴故事，让考生们评判高下，为今日出谋划策。

对于自己在“中兴”方面的建树，宋高宗也很重视。他在应天府即位告天地的坛名曰“中兴受命之坛”，印玺中有一方名为“大宋受命中兴之宝”，高宗开大元帅府时期的史事，被编为《中兴日历》，就连建炎年间的诏旨也编作《建炎中兴诏旨》。总而言之，万事不离“中兴”。在绍兴二年四月的诏书中，宋高宗说“朕寤寐中兴，累年于兹”，俨然是劳苦功高的模样。在表彰有功将领时，高宗也要把战功与自己引领的中兴大业挂上钩，要求将领们“务立功报国，共济中兴。”

在绍兴和议之前，宋高宗在“中兴”方面已经显得很有底气。在布置淮东战场时，高宗表示“自古中兴之主，何尝坐致成功”。与将领们谈及用兵打仗，高宗全然不顾当年南渡的狼狈，表示“朕谓中兴之治，无有不用兵者”。

通过“中兴”的话语，宋高宗不仅成功解决了曾经困扰他的法统问题，还给自己塑造了完美的人设。绍兴和议之后，宋高宗的自我感觉就更好了，此时“中兴之主”已经不足以赞颂他的功劳，“中兴圣主”才能勉强合用。

高宗与秦桧的“中兴大业”

客观地说，宋高宗的“中兴”人设不只是他的心愿，也是包括主战派大臣在内，南宋初年绝大多数臣民的意愿。在当时，各色人等都在热议“中兴大业”。比如宰相张浚写了《中兴北览》，广南市舶司提举林保献上《中兴龟鉴》，州学教授李昌写了《中兴要览》，就连布衣百姓也参与讨论，比如柴宗愈就写了《中兴圣统》，要上呈给高宗御览。

在绍兴和议之前，大多数官民提出的中兴畅想都以恢复河山为主要目标，有的还要求犁庭扫穴、一雪前耻。比如李昌进献的《中兴要览》就声称“不止恢复疆土而已”。然而，宋高宗对于“中兴”的理解真的有这么恢弘吗？显然不是。

绍兴八年十月开始，宋高宗与宰相秦桧联手打造“绍兴体制”，其中的核心之一便是对金和议。高宗认为，议和是实现“中兴王业”的重大标志。绍兴九年五月，第一次和议达成之后，金朝归还河南陕西之地，祭扫北宋皇陵的大臣回奏，说皇陵呈现祥瑞。只可惜，如此吉祥的“中兴”，竟然只坚持了两个月，就被金朝给撕破了。

随着宋金战火再起，宋高宗首次尝试打造的“中兴王业”宣告失败。

但在此后的战争中，南宋方面并未落入下风，宋军不仅击破了金军的南下势头，岳飞等将领竟然还有了北伐的姿态。如今提到这段熟悉的历史，大多数人会说宋高宗和秦桧乘胜求和，其实这期间还发生了不少影响南宋权力格局的事件。其中之一就是绍兴十一年的柘皋会战，此战不仅遏制住了金军的攻势，更重要的是恢复了朝廷的军事指挥权，被学者评价为“在南宋政权最大悬案的收兵权问题上绩效卓著”。战后仅两个月，宋高宗就罢免了三大将的兵权。

削除大将兵柄意味着和议最主要的障碍得以扫除，接下来，宋高宗开始提示大臣们说：“中兴自有天命，光武以数千破寻邑百万，岂人力所能乎？”，他与光武帝不同，“朕声色之奉未尝经心，只是静坐内省，求所以合天意者。”到这里，高宗对于中兴大业的提示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合乎天意。

至于这份天意究竟是什么？当然是秦桧理解的最深刻。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绍兴和议进入轨道，当月十三日，宋高宗下诏续修编年体档案《玉牒》，“以备中兴之盛典”，显然意味着中兴大业已成，庆典即将开始。而也就是在同一天，岳飞父子被以谋反之名下狱问罪。

岳飞庙内二殿东墙《满江红》碑刻（新华社资料图）

绍兴十一年末，岳飞被杀。次年初，宋金和议正式达成，宋高宗梦寐以求的中兴大业终于成真。只是这份中兴与官民百姓的期待，实在差距有些大。虽然宋高宗很满意，但在南宋的臣民看来，这种割地、送钱的局面能够叫“中兴盛世”吗？按照和议内容，宋高宗这个受金朝册封、向金朝称臣的君主，能够叫“中兴之主”吗？就连宋高宗自己心里也没底。

为此，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宋高宗对什么是大宋的“中兴”不厌其烦、煞费苦心地做解释。在议和当年的殿试策问中，宋高宗出的“振中兴之业”的题目变成了“设科以取士，而或以为虚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为不武”。

能够参透高宗心思的“聪明人”，在这一场录取中占到了便宜。当科状元陈诚之不仅表示“振中兴之也，又何难乎？”更盛赞和议是“以休兵息民为上策”。第三名杨邦弼也是聪明人，他回答说：“陛下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不仅拍足了高宗的马匹，还重点捧了秦桧，恐怕也是看透了如今的“中兴”是宋高宗与秦桧共同缔造的。顺便一提，本场殿试的第二名是秦熺，秦桧的养子。

总之，在秦桧的辅佐下，宋高宗心中的中兴大业最终落脚于和议，而他本人也认为，和议意味着自己成为了“中兴圣主”。绍兴二十年，南宋官方编修了专门记载这段光辉业绩的《中兴圣统》，不难看出，宋高宗迫不及待地要给自己定性。而负责将这本书供奉到宋代列祖列宗面前的，正是秦桧的儿子秦熺。

“中兴”难逃史笔

对于这份后人看起来很难名实相副的“中兴”，宋高宗自己是很得意的。即便是二十年后完颜亮撕毁合约、举兵南下，差点毁了高宗“中兴圣主”的形象，退位做了太上皇的宋高宗也要竭力挽回颜面，甚至在立皇太子的仪式上说出了“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这样失态的话。

随后，南宋官方掀起了一系列塑造“中兴圣主”的文化工程，直至今日还留存有《中兴瑞应图》这样的作品。

天津博物馆藏《中兴瑞应图》（局部）。

全图书画相间，共计十二幅，用来歌颂赵构即位时的“上天祥应”之作。

南宋会为高宗遮掩，但史笔如铁，后人也会觉得他是个开创了“中兴大业”的圣主吗？元代的赵孟頫是宋皇室后裔，在凭吊岳飞的七律诗文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王旌旗”。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赵孟頫显然不觉得高宗的形象有多伟岸。

到了元朝末年编修《宋史》时，史官给宋高宗写了长达四百五十多字的评语，其中虽然表扬了宋高宗“继体守文”、延续宋朝江山的功劳。但对于他诛杀岳飞父子，贬斥赵鼎、张浚也毫不留情予以批判。

对于宋高宗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中兴”，元朝人倒是把他和历史上的不少君主做了对比，但比来比去，结论是宋高宗更像是“克复旧物”的晋元帝。至于“中兴圣主”的人设，元朝史官压根就没有给宋高宗考虑过，反而在评语的最后一句写上了：“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在后人眼中，宋高宗并非没有优点，但大概率是配不上“中兴”这个词的。

在评价宋高宗这件事情上，同为“高宗”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很积极。从乾隆四十五年开始，70岁的乾隆帝开始经常在御制诗文中提到宋高宗，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宋高宗高寿。在古代帝王里，只有梁武帝、武则天和宋高宗年寿超过80。武则天一般不被认可，梁武帝实在难堪评论，也只有宋高宗能够拿出来说事。特别是他享年81岁，曾经让乾隆帝很是羡慕。

早年间乾隆帝为母亲修建清漪园，将新殿命名为“乐寿堂”。而宋高宗退居太上皇之后，有“乐寿老人”的别号。虽然后来乾隆帝发现自己重复了宋高宗的名号，但还是倾心于“乐寿”二字，并且把自己做太上皇的宫殿也命名为“乐寿”。

尽管乾隆帝羡慕宋高宗的年寿，赞赏宋高宗的文学造诣，也很欣赏宋高宗的艺术水平，但对于宋高宗的政治作为，却很是鄙视。在《题乐寿堂》诗中，乾隆特意加注，说宋高宗急于禅位，是“避事偷安”之举，自己的宫殿虽然与他重名，但绝不向他学习，而是“深鄙之”。

对于宋高宗最为在意的“中兴圣主”的身份，乾隆帝就更鄙视了。在宋人绘制的《蚕织图》上，乾隆帝题诗之余，又一时兴起，写了一段注，把宋高宗狠狠批了一通。说宋高宗最应该做的是卧薪尝胆、恢复河山，而他费力搞农桑，虽然也干得不错，但归根结底是本末倒置。

还有一次，他给自己的《题宋中兴圣政草》诗做注，把宋高宗与历代中兴之主做了一通对比，说宋高宗非但远远比不上周宣王、汉光武，就连晋元帝也不如。末了，乾隆帝还不忘加上一句：“顾腼然诩为中兴，不亦深可鄙哉”，真是杀人诛心。

虽然宋高宗很努力地给自己建构“中心圣主”的形象，终南宋一朝，官方也尽量为他涂脂抹粉。但历史终究要回归事实，宋高宗的功业成色有几何，他的人设是怎样，后世史书早有定论。反而是在今天，有人用所谓的逻辑推演，说宋高宗不仅权术高明，而且爱民如子、不惜己身。比如说宋高宗委屈求和，是为了减轻江南百姓的负担、熄灭中原大地的战火，硬是把宋高宗说成了忍辱负重的苦情男。这样的形象，不仅完全不符合历史，就算是宋高宗自己恐怕也是不可能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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