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制度中的皇帝亲笔批示是一个新的重要内容，皇帝通过它直接介入，尤其是可以与外省官员亲自联系。雍正皇帝很擅长挥动他的朱笔，用来培植外省文武大员；他很清楚，收到长篇朱笔所书的心底话，哪怕只有一行皇帝亲笔书写的赞语，官员将会怎样受宠若惊。奏折制度向愿意进行必要书写的君主提供了营造与外省官员联系的机会。

《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档案中到处都是雍正皇帝在朱批中对外省官员拉拢、劝诱和嘉奖的例子。这里我只引用一个，即他与岳锺琪（1686—1754）的通信。他对岳锺琪奏折的批示包括了他与大多数外省大员的正面关系：鼓励，表扬，关注官员生活，评论与官员家庭成员的往来，恩赏，当然还有政策指导。另外，雍正皇帝亲笔写给岳锺琪的，包括他专门写给最受宠信之人的那种长信。

选用与岳锺琪的通信，还在于他负责雍正四年至十年（1726—1732）西北战事的西线。这是雍正皇帝为了作战需要创造新的内廷机构的时间，而这一内廷机构最终变成了乾隆朝的军机处。因此，岳锺琪在西北的活动与军机处的历史有关联，他所得到的朱批阐释了奏折制度的另一用途：雍正皇帝尽力培植外省官员，并用朱笔筹划一场军事活动——通过书写进行决断。

清朝对准噶尔蒙古的战争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十多年以后的乾隆二十年（1755）才宣告结束。雍正初期，雍正皇帝回击准噶尔威胁的愿望日益强烈。雍正五年（1727）末，他写给一位外省官员，表示“朕意要大作用一番”。

岳锺琪仅参与了这场战争中的两段。雍正二年（1724），他协助年羹尧在青海西部平定以罗卜藏丹津为首的和硕特叛乱。雍正四年至十年（1726—1732），他负责平准的西线战事。上述两场战争有联系，因为在平叛后，准噶尔人为罗卜藏丹津提供庇护所，站在了清军的对立面，向清朝挑衅。

岳锺琪参与的新一轮打击准噶尔的准备，始于雍正四年到五年（1726—1727）。据后来雍正皇帝的两道上谕讲，战争的这一阶段秘密地始于在京的怡亲王、张廷玉和蒋廷锡负责的北线军需筹划，而在前线的岳锺琪负责西线的后勤。

尽管通信往还速度惊人（这要看指挥人员所处的位置，单程通常一周或十天），但在京面对面的商议有时也是必需的，因此岳锺琪偶尔也应召回京。

岳锺琪只是一位前线将领，但他是雍正皇帝最大心愿——最终战胜准噶尔——的关键。

雍正皇帝异常宠信岳锺琪，这始于雍正朝中期。早期有一些赞赏岳锺琪的谕旨，如雍正元年（1723）有一批示，奖劝说：“朕于军机事宜，实信汝无疑。”

但在七年（1729），当岳锺琪向辽远的西面进发，去完成雍正皇帝的“大作用”时，雍正皇帝下发一道谕旨，慷慨地称赞他是富有经验之人，“悉心经画”，备战有年。

七年闰七月二十一日（1729年9月13日），岳锺琪率领十二支先遣队伍“出关”，也就是出甘肃肃州向西，六个星期后抵达新疆的巴里坤。闻此消息，雍正皇帝热情洋溢地在上报此事的奏折上批写，表达对岳锺琪及属下的关心：“朕躬甚妥好。卿出边越旬矣，诸凡如意否？鞍马风霜，卿好么？官弁兵丁人马安泰否？特谕。”

雍正皇帝的这种恭维话在对其他地方臣子的批示中也不稀见。但雍正七年军事筹划日益紧张，令雍正皇帝更关心这位心腹将领。只要岳锺琪准备出征，他们间的联系就伴有雍正皇帝的慷慨赏赐以及实际上相当于私人信件的长篇批示。

皇帝的这些批示保存在今天的档案中，是因为岳锺琪遵旨将所有御批，也包括所有交他的另纸书写朱谕缴回。尽管听命缴回这么多奏折，但岳锺琪的奏折没有包括在《雍正朱批谕旨》中，可能是编纂此书时他失宠的缘故。因此有关他的奏折，我们依据的是档案资料；台北“故宫博物院”有约450件他的奏折，一些是未录奏折。

在岳锺琪抵达偏远的巴里坤后，雍正皇帝送去精美食品、药品，开启了他们关系的新阶段。有次运达的东西包括一个洗脸盆、两个皮荷包、两匣奶饼、两匣“喇嘛饽饽”、一匣鹿尾和一篓熏猪肉。

运达的还有草药，以及皇帝对此的使用说明。一种丸药是依据皇帝心腹、河南巡抚田文镜的推荐制成的，雍正说“朕尝用，制造甚佳”。还有一种瓶装药，也有雍正皇帝的说明：服药百日后才见全效。

雍正皇帝也送给岳锺琪数匣折扇，是他当皇子时画的（这里的画是一种装饰）。在所附的纸条上，他以信任的语气承认，“六年来，亦未暇书扇，偶书一二柄，自觉笔涩不及当年之兴致”。

得到珍贵的御用之物作为礼物，加上皇帝坦白自己的缺点，这是岳锺琪得到雍正皇帝宠信的最好证明。礼物经过长途转送，到达巴里珅后可能已很糟糕，但任何品质上的问题与受到皇帝如此垂青、如此褒奖所带来的飘飘然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有了如此的讨好、信任，正在前线劳苦的臣子必定奋勇投入帝国的事业。

雍正皇帝也极力赞扬岳锺琪，数次恭维他处事得体。有次，雍正皇帝称岳锺琪“深知彼处官员”，命将题补、调补官员的权力交他，这种机会并不是所有前线将领都可以得到的。

还有一次，雍正皇帝将岳锺琪与怡亲王相提并论，这是很不寻常的赞誉。为了他的整个军事行动，雍正皇帝要赢得岳锺琪的忠诚。

雍正皇帝甚至喜欢岳锺琪的儿子岳濬：“岳濬，朕一见甚赏。见他，不料此子大有骨气，做官声名办事妥协，好之极。”

一些写给岳锺琪的批语今天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是阅读它们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正在研究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尽孝、吉兆以及能给中国北方干旱平原上的庄稼带来雨水的天气都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也因如此，雍正皇帝在一张纸上详述了他拜谒父亲康熙皇帝陵寝之行：

朕二月初十日起身，十三日谒陵，即日回銮。十四日途次卿奏到。一路来往甚如意。此日天气和平、预日雨雪，皆圣祖在天之灵明示昭感之所致。朕甚欣悦，谕卿知之。

有些简短的批语——说给外省心腹，也包括岳锺琪——记录了雍正皇帝所思所想。现存一份请安折，上面有一圆形污渍，像是雍正皇帝的茶杯曾放在上面过，雍正皇帝在朱批中对此表示歉意：“此朕几案上所污，恐汝恐惧，特谕。”正如黄培所指出的，雍正皇帝像教师拿着红笔批改作业。错误和误解同样成为雍正皇帝热切关注的焦点。有次，这位皇帝—教师甚至告诫一位具奏人，他写的内容没问题，但是他在奏折后面所留的空白纸太多了！

雍正皇帝对圆形污渍的关注原因在于，他在外省官员奏折上的书写会将一份普通的报告变成一份皇帝的文件，王国栋担心圆形污渍的存在是他对此的亵渎。

在雍正七年（1729）冬一份不同寻常的长篇批示中，雍正皇帝向岳锺琪承认，因为久不下雪，他“深为忧虑”，但又说：“十九日夜子时忽阴，丑时下大雪，至午约有五六寸尚有余。书此谕时，雪尚未止。实上天深思，朕曷胜庆喜。特谕卿知之，同喜也。”

接着雍正皇帝话锋一转——他常常如此：

将卿从西安往军营出行吉期，选择发来。再，岳濬痊愈矣。钟元辅言，可以服丸药调理，无庸加减。

最后，雍正皇帝又说，希望岳锺琪休息调养数月，以慰“朕怀”。他用一种令人难忘的、多余的方式，结束了此次书写：“随便写来让卿知道。”

雍正皇帝对下雪的反应似乎很过分，但中国北方干燥的气候以及皇帝对好收成与有责焉的信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雍正皇帝为之狂喜的原因。可以随意书写是奏折制度的一大特色，这强烈吸引着雍正皇帝。

岳锺琪奏折中最令人称奇的是雍正皇帝写给他的长信。这些类似于对奏折的批示——用的是朱红墨汁，是专门写给个人的——但是它们的长度超出了通常认为的批示。字是竖排写在纸上的，长短取决于皇帝。一些只有两三行。有的展开折纸有一两英尺，包括二三十行竖写的文字。大多数都是古文的写法，没有标点，但是在断句的地方，雍正皇帝常常圈有小的圆点。

这些信件是非正式、随意、即兴书写的。它们显示了雍正皇帝的无常多变，权衡方案利弊，征求岳锺琪的意见，甚至依靠岳锺琪制定重大决策以取得胜利，等等。这些是雍正皇帝的思想火花，因此，完全准确的英译大概是不可能的。这里所翻译的两个片段，是想反映出原文的这种不确定性以及雍正皇帝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它们表明了雍正皇帝的另一面：一个写作的皇帝使用新的通信制度，将内廷处理事情的范围以及私密性扩展到整个帝国的文武官员。

（文章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人大出版社学术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