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发改委处罚高通消息传出。本次发改委处罚高通金额为9.75亿美元（约61亿人民币）。同时发改委还为智能手机厂商授权使用其技术设定了费率，从而终结了令高通在中国市场上的增长受到威胁的调查。据悉发改委处罚高通金额是2014年18亿元反垄断罚单金额的3.5倍。据观察者网了解，发改委处罚高通并非一帆风顺，14个月中，双方正面交锋9轮暗战不断。

发改委处罚高通61亿 14个月正面交锋9轮

高通周一发表声明称，发改委判决该公司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并表示该公司并未对此判决提出异议。声明称，高通被处以人民币60.88亿元(约合9.75亿美元)罚款。另外，发改委还为中国手机厂商使用高通芯片设计的版税费用设定了条款。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卢延纯接受央视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从我们发出正式的处罚之日起十五日内，高通公司要把罚款上交中央财政。罚款是实现纠正违法行为的一种必要的途径和手段，但它不是个根本的目的。

回顾：发改委高通九轮交锋暗战不断

遭突击检查高通否认违法

中国官方此次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源于律师和行业协会的举报。举报内容是高通涉嫌通过不公平高价、歧视性定价、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做法，滥用其在无线专利标准、手机芯片市场的支配地位。

2013年11月中旬，执法人员对高通中国总部和高通上海公司进行突击检查，调取了相关数据材料。发改委同时还调查了国内外10多家手机企业和数家芯片企业，从“受害者”处获取证据资料。

当年12月13日，已有大量证据在手的发改委正式对外披露了对高通公司反垄断调查的消息。不过，高通公司同日向媒体发出的声明否认了发改委的指控，该声明强调“我们相信我们的业务活动合法并有利于竞争”。

“原告律师”意外反戈一击

在上述“隔空”对话后，发改委反垄断局与高通公司开始正式接触。2014年5月，第二次“到访”发改委反垄断局的高通总裁抛出一份认定高通无罪的报告，并特意提醒执法人员，该报告的第二作者是国务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张昕竹。

“很明显，高通希望通过这份以官方专家组成员名义背书的报告，证明中方调查机构自相矛盾”，一位知情人员向中新社记者表示，内部人士的“反戈一击”让执法人员颇为愤怒，“就好比原告律师突然开始为被告说话，这明显不合规矩”。

发改委随后调查发现，为高通出具“未垄断”经济学证据的张昕竹收取了高通公司高额报酬。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也因此宣布将其解聘。

中韩反垄断对话“意在沛公”

在化解来自内部的暗箭后，发改委反垄断局也开始出招，用“合纵连横”应对“反戈一击”。

6月26日，中韩在北京举行了反垄断政策对话。在此次会议上，韩国各界专家就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规制、反垄断经济学分析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主题，介绍了韩国的做法和经验，以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由于数年前韩国曾对高通重罚2.36亿美元，因此市场猜测国家发改委此举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执法者的态度在其随后与高通的会面中进一步得到体现。7月中旬，高通公司第三次登门国家发改委，官方所披露消息中对高通来意的表述就已从前两次的“交换意见”改变为“接受反垄断调查”，消息并称高通公司授权副总裁FabianGonell等人接受了案件调查人员的调查询问。

阐明态度化解协会“指责”

在案件双方交锋同时，媒体、行业协会等也纷纷登场。2014年年中，一些西方媒体开始以反垄断调查为由唱衰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国欧盟商会也公开发布声明对中国反垄断部门调查执法程序与公正性提出质疑。

面对外界压力，中国高层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反垄断调查依法进行，不针对任何企业。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更是当着高通公司全球CEO的面谈到了高通在中国的经营状态，并强调“我们不能允许的是，既占了中国的市场，又做伤害中国的事。”

执法机构也通过积极沟通化解压力。2014年12月，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一行到访国家发改委。该机构在事后发布声明称，“对国家发展改革委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工作表示赞赏”，“期待相互理解，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高通接受罚款拿出整改计划

至此，发改委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就已经接近尾声。10月24日、12月5日，高通公司总裁DerekAberle率团队第六次、第七次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反垄断调查的最终处理方案与许昆林进行协调。

随后双方又在上周三和周五经历了两轮交锋后，这份创中国历史的反垄断罚单于在10日浮出水面。高通表示将向中国官方支付60.88亿元人民币(约合9.75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拿出系列整改措施，并表示“不会挑战发改委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