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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辉:北京猿人头盖骨如何“失而复得”?

2019-09-16 07:41:30

【文/ 蔡辉】

“希望能再次从自己手中找到中国猿人的化石。” 在发掘工作开始前,裴文中先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1966年3月15日,在裴文中先生主持下,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参加发掘的有顾玉珉、柴凤歧等,还有越南留学生杜文宁)。这是自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裴文中先生在主持发掘时,首度发现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后,又一次大规模发掘工作。

周口店遗址出土过4块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引起世界轰动。此前发现的猿人化石无法确定是人还是猿,而来自北京的发现证明了直立人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从而确立了直立人阶段的存在。这是北京考古为人类知识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关化石失踪。抗战胜利后,裴文中先生曾赴日寻找。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当年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便重新开始。1951年、1958年、1959年、1960年,前后又进行了4次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出北京猿人牙齿、肱骨、胫骨、下颌骨等化石,偏偏没有头盖骨化石。

苦寻20年而未得,裴文中先生为之祈愿。

1966年5月4日,遗址中发现了两块头骨化石断片,来自一位50多岁的男性北京猿人,经过与此前出土断片拼合,成为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标本。

是北京猿人还是北平猿人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最早发现于1929年底,此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为何仍称为北京猿人,而非北平猿人?

在《燕京大学》校刊(1930年第2卷,第23期)上,刊载了裴文中先生的演讲词,称:“1927年拜伦博士在周口店工作了6月之久,又发现了一个牙,卜拉克博士根据此牙,给这种动物起了一个名字叫‘北京人’,这个名字将来也不会改的,不能因北京之改为北平而随之改为‘北平人’的。”

笔录者李德荣可能不是相关学者,舛错甚多。

首先,文中的“拜伦博士”可能是瑞典地质学家步林,而“卜拉克博士”今通译为步达生,是英籍加拿大人,著名的解剖学专家。为收集、整理北京猿人的发掘成果,他拒绝医生劝告,继续工作,因心脏病发作,于1934年3月15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研究室中去世。

其次,步达生将北京猿人定名为“中国人,北京种”,简称“中国猿人”。“北京人”并非严谨说法,未被学界认可,今通称北京直立人。

1936年11月,贾兰坡先生主持周口店发掘(此时裴文中先生已赴法),又发现了3件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他回忆说:“英国一家‘剪报公司’给我来信说,各国的报刊载你的消息有2000多条,售价50英镑,问我要不要。我当然不会要。”可见影响巨大。

裴文中指挥工人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洞穴内外工作

“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

作为专门的科学研究,与普通人生活关系不大,为何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轰动?

这是因为,1856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学说,它通俗易懂,且与日常经验相契合,不用专业学习,不用概念辨析,只需在思维方式上稍作改变,即能对不同现象给出万能解释,因而被普遍接受。达尔文生前曾多次表示,进化论只是一种猜想,不适宜延伸到其他领域中。但还是派生出颅相学、人种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逆流。

达尔文的表弟佛朗西斯·高尔顿便坚信,天才自带基因,他整理了605位名人家谱,发现102人有亲属关系,由此提出优化人种战略计划。在此氛围下,当时欧洲列强均大力推动考古研究,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种族,在猿人阶段即气质非凡,远比别的民族更古老,脑量更大。

这给中国学者以很大压力,1920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留美期间写下志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人种早、脑袋大,成了当时民族竞争的新指标。

在17至18世纪,西方学者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有埃及说、印度说、中亚说、越南说、巴比伦说等,均停留在猜想层面,只有文献研究,无实据。

周口店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后,一度被认为是巴比伦说的明证。此时裴文中先生刚从北京大学预科转入地质系,学习古生物学。

据学者朱之勇先生钩沉,裴文中先生原毕业于直隶第三师范学校,但不愿当“孩子王”,失业在家。在同村李慎言鼓动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裴文中先生后来回忆说:“我本来是一个很随便而遇事无可无不可的人,凡事多不欲认真,读书亦多不求甚解,自觉很不适意于担任科学上的工作和科学上的研究;但是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北京大学的理科,又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地质系——其实那时我自己的兴趣,却在办党和新闻事业。”

成绩最坏的学生成了大师

1927年,裴文中先生毕业后,曾报考中央地质调查所,却未考上。不得不去中学教地理,每周仅3节课,入不敷出。他后来回忆道:“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作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

为谋生计,只好求昔日老师翁文灏帮忙,翁文灏推荐他去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并对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杨钟键说:“我给你一位成绩最坏的学生。”

1928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发掘周口店遗址,杨钟键记道:“日日如此,自觉有些生厌,尤其每日要对付成百个工人,更为繁杂……好像成了工头一样。”到1929年12月,因天气寒冷,发掘成绩差,裴文中先生已收到停工令,他又坚持了两天。正是这两天,震动了世界学术界。

上大学时,裴文中先生曾写小说《戎马声中》,该小说得到鲁迅赞赏,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只因生计所迫,才成了“文坛中留不住的人”。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魏敦瑞发现:北京猿人骨化石中,一女性有额中缝,在类人猿中极罕见,而现代人均有;下颌圆枕,黄种人中多见;上门齿冠是杓形的,即内面凹陷,是蒙古人种的明显特征。

魏敦瑞的结论是:北京猿人是黄种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祖先。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是当时发现的时间最早的猿人化石,距今20万至70万年间(近年有学者表示,上线距今77万年),远早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化石,“中华文明西来说”逆转为“世界文明东源说”。出现了“当中国人开始创造文明时,欧洲人还在树上”等说法。

北京猿人生活“极其贫乏”

随着基因技术的介入,历史解释再度发生逆转。研究显示,北京猿人与现代人在遗传上并无关联,人类可能来自同一个母亲,即非洲的露西,又称线粒体夏娃。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人类在20万年到1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并在6万至7万年前走出非洲,逐步替代世界各地原有的古老人群。在他们到来前,距今10万年到5万年间,东亚曾进入末次冰河期,导致北京猿人灭绝。

从周口店遗址中,只能找到很少一点证据。据古地磁测定,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维度靠南4度多,应相对温暖。但北京人化石的堆积层厚达40多米,历时达30多万年,其间山洞多次被硕鬣狗占据,还遭遇两次大水,不同阶段的气温不同。

贾兰坡先生曾说:下层堆积中,喜冷的物种所占比例最大,此后逐渐缩小,至顶部又有略增趋势,大致处于冰期。在北京猿人居住中期,附近曾有广大水域,因发现了水獭、河狸等遗骸,此外山下应有广阔草原,因马的遗迹最多。

在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100多种动物的残骸,但“更多的是采集小动物……发现最多的有两种田鼠、两种仓鼠和林姬鼠,啮齿目和食虫目动物共发现有36种”,在贾兰坡先生看来,北京猿人的生活“极其贫乏”。

为反驳“人类起源于非洲说”,学者吴新智院士曾指出,70%的中国人在头骨上有3个特征,与北京猿人一致。但他的学生刘武到非洲考察时,发现30%的东非人头骨上也有这3个特征。

复旦大学李辉教授绘制人族进化史示意图。图片来源:http://loca.fudan.edu.cn/lh/

再次挖掘,弥补了历史遗憾

随着遗传学发展,基因研究已能将误差水平控制在正负50年内。比如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出土文物差别巨大,但基因研究发现,彼此存血缘关系。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基因研究目前“精度不够”,可能“生产糟糕的历史”。

在基因研究未被彻底认同前,传统方法仍有价值。

1966年挖掘的价值在于,再度出土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弥补了历史遗憾。此外,新出土的化石“代表迄今所知的北京猿人头骨中带有进步性形态特征最多的个体”,“具有明显的左右侧不对称现象……为进一步探讨人类体质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意义的课题”。

有趣的是,北京猿人下肢骨与现代人基本相同,比大脑进步得多(北京猿人平均脑容量为1088毫升,仅相当于现代人的77.7%)。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学者谢三思提出,人类体质的进化是“镶嵌进化”,不同部位根据实际需要独自发展,北京猿人初期腿部承担任务较重,所以优先进化,大脑进化则是后来的事。

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共发现了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10万多件石制品和骨角制品,是世界上材料最系统、最丰富的直立人遗址。作为学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至今仍有科普价值。

贾兰坡先生曾建议,应增加体验内容,让游客深入了解北京猿人的生活。他说:“我很早就有个想法,在我们从前工作站方圆3平方公里的地区内,修盖一所四合院式房屋,或在院外适合的地方叫观众亲手做‘北京人’烤肉吃。”这番心愿,只当趣谈。

蔡辉

蔡辉

资深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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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晚文史版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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