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讨论新质生产力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时，不应忘记世界上那40多亿“徒手吃饭”的人。

6月15日，由中国美术学院、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文化纵横》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的“生态文明与新质生产力”研讨会上，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前往非洲参与水电站建设的工程师曹丰泽谈到了他在非洲工作时的所见所闻。

他指出，凡是亲眼所见全球贫困人口真实生活的人，都会觉得所谓“原始贫困的生活就能降低污染”这种幼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非洲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适合发展清洁能源，因为阳光、水这样的资源不会像石化资源那样轻易被掠夺和垄断，如果这些能源能够得到充分开发，发展中国家就可以避免与发达国家进行能源零和博弈。从这个角度讲，能源转型不仅仅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而且有助于促成各国发展机会的公平。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曹丰泽】

我有一个问题，经常喜欢拿出来考我的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吃饭方式是什么？是刀叉？筷子？还是别的什么？

答案是徒手。这个世界上有超过80亿的人口，其中惯用刀叉和筷子的总人数加起来只有30多亿。其余的40多亿人，都是惯用手抓食物的。

这看上去好像有些反常识。在我们很多人的潜意识中，世界笼统地分为“东方”和“西方”，二者的重要分野之一就是使用筷子还是刀叉。至于用手抓饭吃的那个世界，则仅仅是世界被东西方填充之后剩余的细小边角料，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世界”唯一的功能或许就是为短视频平台提供一些猎奇素材。

可是现实果真如此吗？用手抓饭的整个中东、非洲、南亚次大陆以及大半个东南亚，当真可以被这样轻易地开除出我们的认知，变成这个世界上“可有可无的边角料”吗？

当然不可以。我们的地球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80多亿人口。终年占据国际舞台中央、享受着聚光灯照耀的国家和人口只是少数。那些聚光灯外的人口，他们或许发展得比我们晚，物质财富积累得比我们少，在国际上也很难说得出话，但是在智识层面，他们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凡是人，他就有主观能动性，就有发展的渴望，并且要做出相应的举动。而且，这部分生活在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超过50亿，在数量上是人类的多数。

如果我们想要在全球的范围内去探讨“新质生产力”的问题，那就不能抛下他们。没有了他们的参与，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其实是建构不起来的。

我是一个中国建筑企业派驻非洲的水电工程师，此前一直在坦桑尼亚的水电项目上工作。一个中位数的非洲人，他每天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极度贫困的生活：因为没有什么系统的有组织的农业，没有田间管理和耕地维护，所以耕种基本就是随手一洒然后听天由命，基本上收不上来多少，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吃水果；住的就是土坯房，茅草屋顶，条件比较好的村子会有砖房，铁皮屋顶，屋里就一张毯子，没有别的家具，孩子就躺在毯子上睡觉；大多数的村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出行可言，就是步行，多数村子里没有井，妇女每天就顶着一个桶去最近的河边取水，每天这么一趟一趟，大多数的时间都耗费在取水上；穿的很多都是国外淘汰下来的旧衣服，超过半数的人用不上电，很多家庭唯一的电器是手机，他们把手机拿到沿着公路的中心村镇的商店里充电……再有就是缺医少药，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是免费医疗，免费同时也意味着没有医疗，医院连个生理盐水都开不出来是常态，生了病就是听天由命。

被塑料袋、垃圾和轮胎包围的非洲贫民窟（图片来源：网络）

现在西方总有一种观点，喜欢把发展和环保对立起来，大意就是说环境污染都是发展带来的，只要过原始的生活就不会造成污染，进而他们就有一个推论，就是让过落后生活的人一直过这样的生活，那就不会加剧环境污染。这种观点在国内好像也有很多拥簇。我们暂且不说这种放任半数以上的人类停留在这种贫穷困苦的生活是不是一个现代社会该有的道德，只说这个逻辑能不能成立——现实跟这个逻辑其实往往是相反的，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它们非但不是拮抗的关系，反而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

人们的生活越原始，越贫困，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往往越大，因为人是要生存的。比如耕种，没有现代化田间管理的刀耕火种产量极低，使用几十亩的耕地也只有现代农业一亩的产出，这也就意味着要多破坏几十亩的森林。人的生活还需要燃料，没有电力天然气那大家就会烧柴烧炭，直接砍树在窑里烧成木炭相比于发电是极其浪费的。我们如果看清末的老照片，其实就会发现那时的山川野外都是光秃秃的一片，因为树都被百姓砍光当柴烧了。

清末荒山照片，树木已被砍伐殆尽（图片来源：网络）

另外一个重要的燃料来源就是烧废旧轮胎，城里的贫民窟获取木炭不方便，而轮胎的热值高，一小块就能煮一锅饭。烧轮胎的味道不知大家有没有闻过，那是一种极强的致癌物。在非洲，每到傍晚城市里就飘荡着那种烧轮胎的的气味。甚至同样烧煤，在具有完善环保设施的火电站里烧煤，不仅热效率高，而且污染物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基本上可以做到只排二氧化碳，粉尘、氮硫这些污染物一概没有，但是散煤燃烧的污染就非常大，这些污染物就会直接排到空气中，烟雾笼罩。乌兰巴托的重度污染就是这个原理。

以上种种贫困地区的现状都说明，所谓原始贫困的生活就能降低污染，这种幼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反而是我们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人类生存所需的各种资源可以通过现代化的方式集约高效地生产出来，我们的环境才可以得到保护。通过集中的发电站获取能源，不需要焚烧树木，空气污染才能得到治理。现代化的农业和养殖业使得单产提高了，人们才会减少对森林的占用，减少对野生动物的猎捕，生态环境才能得到保护。

另外，贫困还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高生育率。贫困意味着很低的受教育水平和很高的失业率，这些都会推高生育。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5-2020年，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经济体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1.9，2.7和4.5，生育率随收入的降低逐次上升。发达经济体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在1.6以下，平均一对夫妇生育不到2个孩子，但是在不发达经济体中，赞比亚的生育率是4.3，刚果金则是6.1。这就意味着刚果金每20年人口就能翻一番。2023年刚果金的总人口超过了1亿，2003年它的人口只有5100万，1979年只有2500万。要不到2040年，刚果金的人口就能突破2亿——原始的生产方式，配合着爆炸式增长的人口，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是指数暴增的。

贫穷带来的人口问题始终困扰着非洲发展。图片来源：网络

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就是暴增的人口造成生存资源的紧缺，进而带来战争。战争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碳排放源，许多非洲国家都是常年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这种军阀混战每天造成大量的污染，同时却并不影响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因为战争虽然会死很多人，但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大。缺乏教育和工作岗位的人口生育率会更高，然后生存资源更紧缺，战争更激烈，以此形成恶性循环。同时这些人口还会溢出，造成愈演愈烈的难民潮，造成更广阔范围内的动荡和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你说靠着那几个发达经济体去独善其身，去节能减排，就能降低地球的总排放，这个逻辑能成立吗？显然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我们如果想要构建新质生产力，真正为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负起责任，那就不能抱有这种关起小楼成一统的幻想。要做，就必须全球一起做，不然就做不成。

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发达经济体是有义务协助欠发达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去搞现代化建设的，把原始生产方式转变过来。电力等基础设施建好了，得到了教育和就业的人民生活富裕起来，生育率也会下降，失业率缺口会减小，环境容纳量压力会减轻，进而形成比较良性的经济循环，让社会逐渐纳入现代化的管理框架当中。这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救。

其实就技术层面而言，在非洲搞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清洁能源建设是可行的，并没有太高的难度。我偏巧是一个水电工程师，可以给大家算一笔账。我们知道，相比起其他能源形式，水电是有不少优点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它除了早期投入比较大之外，后期的发电边际成本非常低，它需要的其实就是上游来的水，这个是大自然的馈赠，水电的边际成本甚至可以低到每度电一美分，可以说就是一个全自动印钞机，经济回报非常好。

而且我们知道，电是很难储存的，但是水可以，所以水电的供能相对灵活，用电高峰就多开几个机组，低谷就少开，相比其他发电方式，它更灵活。再有就是除了发电之外，它还兼具防洪灌溉等功能，尤其是对流域内的民生帮助巨大。当然，现实中水电也并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白莲花。它也有缺点，但是总账算下来，科学建设的水电站是远远利大于弊的清洁能源。

非洲的水能资源极为丰富，资源蕴藏量达115.5万兆瓦，是当前全非洲水电总装机容量3.4万兆瓦的34倍。光是一条刚果河上的水能资源如果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可以满足整个非洲的用电需求。因为起点低，所以我们可以先不去啃那些难啃的骨头，先吃好吃的肉，在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地方先建。

按照每千瓦时水电站的平均建设和运营成本来算，再算上一些不可控的外部变量，一座标准的水电站回本周期也不过就是十年，远远低于一座水电站的寿命。而且水电站的建设没有什么卡脖子技术可言，主要的技术几十年前就已经成熟，也不涉及到国家安全机密，都是开放的。

水电站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非洲国家的能源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所以一座单一的水电站往往就能让整个国家的电力供应有显著的增加。以我们在坦桑尼亚的水电站项目为例，它一旦建成，可以让整个坦桑的电力供应翻一番，坦桑尼亚国内的严重的电力短缺情况可以得到根治，各项工业设施的运转会更加顺畅，因停电造成的损失会大幅减小。电力富余可以带来新的工业投资窗口，在未来的五年内，坦桑尼亚可以在不缺电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发展用电工业，同时新建其他的发电站。新的工业投资将为坦桑尼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带来更多的税收，此外水电站本身也会带来高额的收入。这样一来，良性的经济循环就能逐步建立起来。

位于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图片来源：网络）

可以说，在非洲进行清洁能源建设，技术层面的难题是没有的，所有的阻碍都在技术之外。目前，大多数非洲国家并没有我刚刚提到的坦桑尼亚在能源建设上这么顺利，投资者总体而言对非洲未来发展的前景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知道，非洲国家的工业底子太薄弱，开发建设非常困难，也不容易获得足够的具备素质的劳动力，本国缺少资金，再加上社会形态比较原始，政府的腐败不易控制，这些因素进一步拉低经济效率，制约了投资。许多非洲国家往往政局不稳，投资的安全性不好保障，进行大规模的电力建设需要的资金和时间投入都很大，中间变数太多。这些确实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我一直以非洲作为例子，是因为我个人对非洲相对比较了解。事实上，整个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是与非洲比较类似的，都是受制于种种社会矛盾等非技术问题而阻碍发展，使得社会无法进入良性循环，社会长期陷于贫困，相应的，新质生产力自然也就无从发展。

很多人可能据此会有一种悲观的推断，那就是所谓新质生产力应该是比生产力还要更高一个层级的概念，这些陷入恶性循环的欠发达经济体连发展生产力尚且困难，谈论新质生产力是不是太奢侈了？其实现实没有那么悲观。之所以会抱有这种观念，本质上还是在潜意识里把生态保护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了。

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让新质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放在一起同台竞争，即使不考虑环保这些外部性，咱们就只看经济效率，很多时候也未必会输，而是能打个有来有回。

我还是以我比较熟悉的能源问题举例子。比如太阳能光伏发电，现在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光伏发电的成本也在急剧降低，尤其是在非洲这种热带地区，光照强，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不比传统的火电站高很多了，而且性能也越来越稳定。相对于传统能源，光伏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的布置相当灵活，只要生产出来，安装的难度很低，而且根据电力需求不同可以轻易调整，多装几块少装几块而已。这就使得光伏电站有一个特别适用的场景，就是分布式电网。

非洲原始民居上的光伏设备（图片来源：网络）

比如一个交通不便的偏僻村落，如果把它接入全国性的电网，成本非常高，这个账算下来短期没法回本，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小型光伏电站，搭配一些风电和储能设施，这一个小电站就供应这一个村子。我们先解决有无问题，先让大家把电用上，将来有钱了再去逐步解决好坏问题。这种小型分布式电网现在发展很快，在非洲的很多偏僻地区相当实用。

通过太阳能获得电力的非洲村民（图片来源：ICphoto）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深一点。当今世界能源供应的不公平，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本就不均衡，另一方面则是由化石能源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化石能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而且它的地理分布极不均匀，这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羡慕不来。而且化石能源的使用具有排他性，你用了我就没有，而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和武力手段，总是可以先于发展中国家获取——现在的这些发达经济体，要么自己就是化石能源生产国，要么就是有能力控制环球化石能源的开采，或者至少可以依附于这个体系赚取超额利润。

而清洁能源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开采有很大的本地性。比如阳光，哪里都有，开采出来变成电能直接接入电网，它相对来说就不太涉及到掠夺的问题。据估算，全球清洁能源储量超过45万亿吨标准煤，是化石能源储量的38倍。如果这些能源能够得到充分开发，发展中国家就可以避免与发达国家进行于我们不利的能源零和博弈。

你通过坚船利炮获得的发展机会，我种田开工厂也能获得。从这个角度讲，能源转型不仅仅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而且有助于促成各国发展机会的公平。

当然，如我之前所说，在以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上客观而言确实存在许多阻碍，这些阻碍都不是一时半刻能够解决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相应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全人类尺度上的新质生产力建设，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幻想去毕其功于一役，只能尊重客观规律，做渐进式的改革。如果我们能够与第三世界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帮助第三世界逐步建立起新的、生态友好的发展模式，那么不仅对于人类的长久生存是功德一件，中国本身也能从这件事上受益，这是必定的。

在这一点上，相比起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有优势也有劣势。

优势在于，当今的中国在物质层面确实直接掌握着先进生产力。还是以新能源为例，目前中国企业几乎掌握着新能源从研发到生产再到销售运输的全部产业链，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给你拿出整套的解决方案。

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参与了约150个电厂和输配电项目的建设。非洲有1亿多人通过电网用上了电，其中中国企业的贡献率达到30%，也就是3000万人。到2024年年底，中国将在非洲完成49个发电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相当于同期该地区总装机容量的20%。应该承认，中国在全球能源公平，或者说得更大一点，生产力公平这件事上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离了西方国家，不太妨碍我们拉着第三世界国家搞新质生产力建设。但是离了中国，想要做成点事，恐怕有些难度。

中国的劣势在于，我们的话语权实在太弱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在海外都是处在一种吃力不讨好的状态。企业干的是最累的活，但是利润率是最低的，还没有建立起品牌和当地市场的认可。实际的工作是我们在做，但是人家认可的话语体系，还是西方的话语体系。这也就使得一些势力如果想要抹黑我们相当容易，稍微颠倒黑白，我们完全被动，连辩解的能力都没有，更不可能打出反击。

这个劣势，同样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文化的霸权远比实力层面的霸权更加深远。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当有一个长远的思路，一个具体的规划。比如在合作国家的选择上，应该选择哪几个国家，进行比较深度的投资和合作。

新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周期往往很长，必须提前规划。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可以未雨绸缪，给新能源人才的培养和工程的建设留出时间，不然等到已经发现基础设施短缺的时候再开始筹划建设，那就晚了。同时我们也要耐下性子在当地培养自己的属地化人才班底，逐步在投资对象国扎下根，逐步获得当地社会和市场的认可，慢慢建立我们的话语权。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我们接下来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我始终相信，新质生产力的建设是当今的欠发达国家实现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一次重大机会。在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享受现代生活不再是富人和富国的特权，而应当成为所有人类与生俱来就理应享有的基本人权。从伦理上讲，我们的地球，本来也应当是属于全体80亿人类的，而不是属于30亿人的。从理性上讲，有80亿人共同贡献智慧的人类社会，也必定要比只有30亿人发挥作用的人类社会能够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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