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权小星】

当地时间6月25日上午，位于韩国京畿道华城的一家电池工厂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共造成23人遇难，另有8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遇难者为中国公民。这几乎是韩国历史上单一事故中造成外籍公民伤亡最大的一次事故。

这场事故引发了中韩社交网站上的哀悼，同时也引发了思考：为何会造成这么大的人员伤亡？到底是哪个环节酿成了如此悲剧？

同时，对于在异国他乡工作漂泊的众多中国同胞，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以及这不幸事故能对中国国内的有关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这些问题同样也值得我们深思。

此次韩国锂电工厂火灾事故现场（图/韩联社）

出事公司“资不抵债”

本次出现火灾事故的AriCell是一家从事一次锂电池的工厂，而在社交媒体中，有许多网民将该工厂生产的电池与汽车动力电池等进行关联，进而对新能源汽车及数码产品产生恐慌。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一次锂电池”？

简单来讲，这种电池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家中使用的干电池，即仅可以使用一次，不能进行充放电；而与之相对的，就是在手机、新能源汽车所使用的锂电池，业内称为“二次锂电池”。

一般情况下，一次锂电池由于不支持充电，所以用处主要在需要持久放置、且消耗电流量较小的产品，例如传呼机、仪表盘、部分需要长期放置的检测设备，以及智能电水表等产品。相较于二次锂电池，一次锂电池具有比能量高、寿命长、耐漏液等优点，但受限于很难对电池本身采取充分的保护措施，因此稳定性方面较弱，进而导致的问题便是安全性较差。

根据AriCell在韩国官方公示系统的信息，这家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供向韩国国内大型企业、行业巨头、国有资本，甚至是韩国军方——该企业的电池覆盖韩国军方四成左右的相关仪器装备。根据最新数据，该公司的年产能已达到5GWh，占韩国年电池总产能的1.25%，占一次锂电池产能的比例更是接近35%。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AriCell看似掌握了韩国市场的不小份额，但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却是“一团糟”。

此前有韩国媒体爆料，Aricell已于2023年进入完全资不抵债的亏损状态——以去年第三季度末为准，Aricell的总资产为242亿韩元，负债总额却高达252亿韩元。但其母公司S Connect仍然在投入资金，就在今年，还进行了近60亿韩元的增资。

有韩国方面的专家质疑，AriCell之所以能够存活到现在，与公司内部继承过程中，躲避韩国继承遗产可能会产生高达45%的高昂税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小甜甜”沦为“牛夫人”

说到韩国的电池产业，不得不提其发展史。

韩国企业在供应链管理方面长期坚持的一种模式是，凭借着自己完成零部件到消费者产品的成品制造全过程，逐渐完成一系列的供应链积累，再通过对本国中小企业的极力把控，将供应链全程紧密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种模式的优势是，在企业进行海外拓张、出海及研发新产品的过程中，会更有利于把握成本，并维护产品质量和标准的相对稳定，进而将高附加价值的板块留在自己的子公司，将低附加价值板块留给合作供应商，而将更低附加价值的板块送到境外的代工厂。

根据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的一项调研报告，截至2023年底，在韩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总量中，中小企业总量占据93%，生产总值也超过65%，但是在各类工业产品中，中小企业能够获得的附加价值比例仅为5~18%，其余附加价值均掌握在大型企业、巨头及境外企业的手中。受访的近八成中小企业认为“自己的位置就是大型企业中的一枚螺丝钉”。

这一供应链管理模式在电池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韩国化工企业在进行石油加工的过程及轻电子产品生产中积累了相当一批电子技术，尤其是BB机、手机等产品的面世，使追求供应链完整的韩国企业着手去生产更多电池产品。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韩国电池企业纷纷尝试在电池的各个领域进行布局。

一次锂电池由于是仪表盘、保健设备及智能电表的必需装置，同时在军用的仪表盘也有一定的需求，导致三星、LG、SK及现代汽车等韩国制造业龙头，也将目光转向了这一产品。根据韩国贸易协会的不完全统计，仅2005-2010五年间，韩国企业收购、创办或投资一次锂电池行业的数量就达到50余例。

但是，好景不长，智能电水表属于国家采购项目，而韩国国内人口数量有限，因此很快就见底；而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数码产品耐用性需求的提高，企业的关注点纷纷转向动力电池、二次锂电池，还有像AriCell的母公司那样，聚焦于电池充电站会使用的ESS储能设备。

这种局面，必然会导致产业链的急剧转移；而这类转移，也导致韩国中小企业面临一大困境。

一名要求不具名的韩国电池行业业内人士告诉笔者，大型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选择将有限的资金和研发能力投入到“更能够产出效益的部分”，并倾向于将供应链“极度单一化”以实现最大盈利，而疏于对基础技术和供应链内企业创新的培育。因此，各大一次锂电池企业均出现较严重的“现金难”问题，自然难以实现技术的迭代，在安全性能方面的研发投入更是难以想象。

“2018年，当日本对韩国半导体材料断供的时候，当时依赖于日本材料、因追逐利益而疏于对本国供应链内企业的研发的韩国大型企业，就已经遭受过一顿教训，但过了这么多年，韩国的产供应链难题似乎并没有因此解决。”

外国劳工成一二产业唯一希望

在韩国，有一个词语叫做“3D产业”（肮脏、危险、困难），这类工作没有外国劳工无法支撑，是韩国业界普遍承认的现实。

今年3月，位于京畿道的骊州市，约百名韩国农民放弃繁忙的农活，前往市政府集体游行，要求市政府允许外国劳工能够长期在农村工作。这些农民们大喊，“没有外国人，让我们怎么活下去”之类的口号。根据他们的说法，不是不想雇佣本国劳工，而是即便将工钱上涨2-3倍，都招不到几个韩国本国人愿意从事第一产业。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首都圈集中化”国家，在首尔及郊区仅占据韩国国土20%的情况下，容纳了近50%的人口，以及近70%的青年。即便是被韩国民众视为“首尔生活圈”内的骊州，尚且因劳工的不足而爆发激烈的游行；在韩国更广阔的地方城市，对于外国劳工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

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企业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出现井喷式爆发，全年引进外籍劳工为12万人。2024年韩国政府继续扩大引进规模，达到16.5万人，再创新高。

而根据韩国法务部公布的统计月报，截至2023年12月底，在韩居留的外国人共有250.8万人，同比增加11.7%；其中，中国人数量最多，为94.2万人，占总外国人的37.6%；其次是越南人，有27.2万人；再次是泰国人，有20.21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韩国外籍劳工中，有33.2%都是临时工或短工。

从仁川机场入境韩国的外籍劳工（图/韩国NEWS1）

这次出事工厂位于韩国京畿道华城市，距离首尔约30千米。虽然属于首尔的卫星城市，但由于地铁等公共交通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在快速城市化过程当中导致的市区分割现象，使得华城的绝大多数地区仍旧以第一、二产业为主。

根据华城市官方网站的相关数据，其境内有12个工业园区，有近千家大大小小不同规模的中小企业及工厂。笔者曾在2019年前往这一地区，看到最多的是纺织厂、电子厂等韩国仅剩不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羊肉串、麻辣烫及中国小卖铺的牌匾随处可见，来自五湖四海的“乡音”常绕左右。

“冰冷的名字”

中国劳工进入韩国，最早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韩建交后开始，但真正拉开大幕的，是2001年中国与韩国人力保障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开放向韩国派遣劳工，“雇佣许可制”成为向韩国派遣劳工的重要方式。

此外，由于卢武铉政府时期，韩国宪法法院判定“歧视特定国家同胞为违宪”，韩国向中国朝鲜族先后开放没有配额限制，且相较于雇佣许可制，可以更换公司的“访问就业制度”、以及在持有数年后可转换为永驻权的“在外同胞签证”。因此相比其他国家劳工，中国劳工在韩国中“黑工”、“非法”的比例较低。

目前中国劳工的主要派遣形式为：在国内的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合同，定向向韩国一家企业派遣员工，这类机构主要聚集在东北、山东等地区；而接受劳工的韩方企业，近九成系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近八成为中小企业。

而一名曾在华城工业园区工作的中国朝鲜族“打工者”告诉笔者，一般情况下，在韩国工厂工作的中国同胞，有一部分来自职介所，从国内直接派遣工人；另外也有一部分“临时工”，从位于首尔九老区等部分华人聚集区“直接拉过来”；此外还有少部分看网络上的求职广告应聘的人员。这三类人群共同组成了在韩务工的中国人，其中前两部分占据大多数。

由于对离职的限制较多，外籍劳工与雇主之间不乏矛盾。有调查显示，一些韩国雇主认为，外籍劳工的生产力不如韩国工人，却还要给他们提供住宿和餐饮补贴，变向提高了劳务成本，并呼吁对其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另一方面，外籍劳工则控诉现行制度下对他们各种形式的歧视。如华城工业区的外籍劳工，多以临时工的身份工作，时薪基本和韩国最低时薪持平——每小时9860韩元，约合人民币51.6元。

再聚焦到本次出事的工厂，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这家公司的大多数现场员工来自中国东北地区，且多来自于同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甚至有部分员工为“当天结算”的日结员工，而这些员工的名字并不存在于任何劳动保障体系，仅有一个冰冷的手写名字，记录在一张不起眼的本子里，而这个本子也随着火灾一同被烧毁。

所有看过火灾现场直播的观众都不难发现，在厂址AriCell门口，有一块标牌，上边写的是“有害化学品处理工厂”，并写明该工厂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这块牌匾是根据韩国《环境保全法》的规定，由韩国环境部与地方劳动厅共同管理。该法律还规定，所有操作有害化学物质的工厂及厂房，必须要完成登记与公示，负责人与“所有直接接触有害化学物质”的工作人员应当每年前往韩国产业安全保健工团接受安全教育，并接受环境部门定期检查，一般检查周期为一个季度左右——讽刺的是，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环境部最后一次对AriCell进行定期安全调查是在上个月17日，当时调查人员给AriCell的评估报告是“合格”，且“不存在需要整改的部分”；而在22日，公司就发生了一起火灾，只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与笔者交流的一些韩国专家认为，通常锂电池火灾是由热失控（thermal runaway）现象引起的。锂电池一旦发生火灾，就很难灭火，而且内部一直在发热，因此即使灯看起来熄灭了，也经常不是完全燃烧。起火时会产生大量的氢氟酸气体，使灭火人员很难进入建筑物内部，而这也就对于员工如何在初期应对突发的灾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然而，现实是，外籍劳工很多连“名字都无法存在于记录里”，遑论安全培训，部分打工者可能几乎是在草草介绍了安全须知后就直接进入工作场地。

上述中国朝鲜族“打工者”也向笔者提到，一般情况下，像电子厂、电池厂这种工厂的工作，都是要下定很大决心才能做出选择。因为相比于便利店、饭店等，这类工厂的工作存在高风险，且工厂距离偏远，下班经常会面临危险的处境，而工资也仅勉强达到韩国的最低工资线。

悲剧如何不再发生

2017年至2019年间，韩国共发生过28起电池厂火灾，导致该国储能市场瘫痪。随后蔚山国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指出，除了制造过程和保护措施缺陷，火灾原因还包括丰厚的补贴激励、监管不力、股东的不同文化背景、技术标准不一致、沟通不畅、利润的压力等。

此次华城市AriCell电池厂事故发生后，韩国当局表示将调查工厂内灭火系统是否正常运作。京畿道知事在现场表示，京畿道将在全域范围内启动大规模安全检查，避免类似惨剧再次发生。

媒体报道截图

实际上，这场事故仍然存在着众多疑点，例如：具体的着火原因是什么，工厂是否存在安全措施不达标，为何环境部门还会开具安全监测合格的报告，是否涉及到韩国政府部门的渎职，这家工厂的电池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员工是否得到了正规的安全培训，工厂内部的安全门是否打开，以及为何消防人员和救援人员在“有害化学物工厂”内仍未配备防毒面具和口罩，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调查人员给予正面回应。

而对于遇难者来讲，要面对跨国的赔偿手续，也将是一场巨大挑战。根据国际惯例，这类案件一般需要2-3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去走繁杂的手续流程。

我驻韩大使邢海明赴电池厂火灾现场，协调遇难中国同胞善后等工作。图自央视新闻

为了生命安全，为了避免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我们同样可以尝试做一些事情。

一个最简单的“他山之石”的例子就是，韩国雇佣劳动部针对出国就业的韩国籍人员，联合外派境外的韩国贸促机构，向一些具备安全措施，且对境外就业的韩国公民友好的企业提供认证服务，并通过当地机构介绍所在就业国家的安全培训等项目。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

而从人员信息管理角度来看，我方在外机构可发挥积极作用，在自愿原则上，进一步倡导在外劳工的信息注册制度，并留下派遣机构、家属的联系方式，建成国内派遣机构的联络机制，以便在突发情况下，快速识别中国公民身份，便于及时提供领事保护服务，联系国内家属尽快完成相关复杂手续。

此外，对于中国的产供应链内企业，如何避免技术研发及投入的困局，如何对供应链内低附加价值企业提供可靠的帮助，也成为留给行业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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