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新政府上台以来，中日韩之间让人捉摸不透的三边关系呈现着诡异的冰火三角形：中韩之间自由贸易协定进展神速，首脑多次见面互访，历史问题被相对温柔地绕过。而军队之间的高层交流，海上空域、海域的识别划分、渔业纠纷的处理等等问题，放在十年以前，拿出任何一个都要颇费周章。牵涉全盘的复杂问题，如今两年多里一个接一个地顺利解决，不能不说是高层充分互信起到了重要作用。

反观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则让人忧虑而费解。日本安倍内阁一方面对华采取强硬态度而且极力靠近美国，导致中日双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交流都几乎陷入停顿，但同时在国内使用短期刺激市场的“安倍经济学”，勉力将支持率托在高位。

韩日双边关系相对少有人注意，但考虑到朝鲜和日本近期的频繁互动，韩国在台面之下应该做了不少工作。毕竟事关国家民族统一，不可能完全假手于人。

刚刚结束的第九次中韩日高层会谈（副外长级）就是三国关系的有趣映照，笔者有幸现场感受了中日韩之间的微妙关系。

中韩日高层会谈（副外长级）代表握手（作者供图）

首先，三国代表的身份本身就十分值得关注。

韩国派出了外交部次官补李京秀，李1981年考入当时的韩国外务部，历任外务部东南亚课长、改组后的外交通商部亚洲太平洋局审议官、南亚太平洋局局长、韩国驻柬埔寨大使、驻日本公使。在朴槿惠再次改组外交部后，出任外交部次官补（即部长助理）。这一轮的三方会谈前，李京秀曾经分别在北京、首尔、东盟会议等场合多次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举行会晤，特别是刘振民今年2月访问朝鲜之后曾直接飞赴韩国进行访问时，也由李京秀负责接洽。

日本派出的是外务省负责政务的外务审议官杉山晋辅，杉山1957年出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1977年入职日本外务省，历任政务企画官，政策课长，条约局条约课长，2000年曾短暂出任日本驻韩国公使，之后累迁至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外务审议官。在安倍晋三之前的野田佳彦内阁时期，杉山晋辅是当时的日本外务相玄叶光一郎的得力助手，中日钓鱼岛危机方兴未艾之时，杉山就曾经多次充当信使，来往于两国之间。他还曾替玄叶敲打时任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原因是丹羽认为“石原（慎太郎）君的（钓鱼岛）国有化计划将给中日带来一场大危机，使几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而这一立场与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相左。

中国派出的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也是一位法学出身的专家型官员。刘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三秘，2003年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2006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2009年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2011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代表、特命全权大使。2013年升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2014年2月，刘振民曾率团访问朝鲜，是朝鲜处决张成泽后赴朝进行正式访问的级别最高的中国外交官员。而他在访问平壤之后直接飞赴首尔，也开创了中国半岛外交史上的一个先例。当时刘振民在首尔会晤了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和统一部长官柳吉在，相信为朝韩之间的沟通，以及向两国直接传达中国的立场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李京秀和刘振民（左）（作者供图）

三位副外长级官员可以说都是亚洲专家，同时还担负着各自国家区内高级协调人的角色。三人曾在2013年年末举行会议，但当时环境使然，会议纯粹是维持已经议定的程序，并没有任何成果。实际上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日韩正式签署投资协定，并同意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之后，三方并没有再进行有实质意义的首脑级或者外长级会谈，目前三方合作虽然仍然比较活跃，但多是执行既定协议，或是进行民间、学术方面的文化交流。

韩国希望促成日中和好，以加强韩国的战略价值，同时推进自贸协定等经济合作的进展，日本希望通过韩国向中国传达恢复正常对话的意愿，以修复与中国交恶带来的政治经济影响，中国应该算是三个国家中最没有包袱的参与国，毕竟中韩之间首脑会谈，协商交流进展十分顺畅，海疆划界、渔业纠纷也都不算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在三方正式会谈之前，李京秀单独会见了刘振民，李首先表示习近平在访问韩国时，是“走亲戚”式的访问，希望中方这次也能和韩方一起，继续发挥两国首脑创造的良好气氛，刘则回应中方也希望能够落实好两国首脑已经议定的协议，并且进一步推进加深两国的经贸合作。但也表示，“与中韩日三国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韩关系在过去几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韩日三边合作受到了一些干扰，这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相信也不是韩方愿意看到的。”

高层圆桌会（作者供图）

 

 

韩国方面为三方会谈如此奔忙相当主要的动力就是经济原因。中日建交41年双边年贸易额3125.5亿美元，中韩建交22年，双边年贸易额2742.5亿美元，按照现在的状况，五年内中韩贸易额必将超过中日贸易额，但韩国的GDP总量只有日本的1/5不到，韩国受中国市场的优惠之大可见一斑。

不仅仅是巨大的贸易红利，中国市场如此丰富和巨大，对于周边国家经济而言实在是一块太美味的蛋糕。2014年1月至7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累计达129.03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90.8%。月访日人数连续11个月同比增长，同时间段内访韩中国游客人数累计达到336.16万人，同比增加了45.8%。即便如此，这也只是2013年中国公民出境游总人数9819万人次的一个零头。中日交恶，日本还能得到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中韩关系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说“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韩国又怎么会甘心居于日本之后。

中日韩高层会谈（副外长级）会谈现场（作者供图）

日本的想法则更为务实一些，由于外交摩擦，中日两国之间的正式高层对话基本中断，两国外交往来也处于半停滞状态，杉山晋辅在正式会议开场前、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会见三位代表的小会上就表示，此行是希望能够促成三边合作“正常化”，这一表述在之后的正式会议和记者会见中也多次被提到。毕竟东亚三国各自的国际定位有所不同，参与的国际组织不同，合适的对话场合并不好找。中韩日高层官员的三方会议，恐怕是最有可能取得外交进展的舞台。

按照以往惯例，中日韩三国一般借每年5月上旬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之际举行财长会议。2013年因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韩两国强烈不满，会议被取消。2014年5月则因为韩国财长要留在国内处理世越号沉船事故无法脱身，所以也没有按期进行会晤。也就是说自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中日韩财长会一直没有召开过。

中日韩参加的主要国际组织，求同存异有很大的空间

《日本经济新闻》16日评论说，日本考虑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使陷入停滞的日中及日韩金融合作再度得以推进。日中方面，作为金融合作的一环，双方此前就日本购买中国国债达成共识，但至今已过去2年多仍未能实现。三国之后在财长会声明中果然表示，“有必要进行经济和金融合作以维持地区稳定和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复苏趋势仍存，但不平衡和下行风险仍存”。虽然不可能一举“破冰”，但这也不失为积极信号。

在19日财长会晤当天，安倍晋三还通过前首相森喜朗之手，向韩国总统朴槿惠递交了亲笔信。森喜朗目前正以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访问韩国，出席仁川亚运会的开幕式。安倍亲笔信的主要内容没有对外披露，但相信是向朴槿惠表达了希望进行首脑会谈改善日韩两国关系的意愿。（韩联社相关报道）

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断对中韩释出“善意”。日本自民党干事长谷垣祯一9月16日表示，没有必要对承认日军曾经强征慰安妇的“河野谈话”进行修改。此前，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8月21日曾做出决定，要求政府在二战结束70周年的2015年，发表替代“河野谈话”的新的官房长官谈话。该决议引起中韩忧虑。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6日在自民党岸田派研修会上，提及前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时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等事迹，展现有意改善日本与中韩关系的姿态。他说：“在两国关系上，前辈们顶住激进言论和压力，挥洒了汗水。我们也要好好努力。”关于主权和历史认识问题，岸田称，“在舆论容易升级的问题上，若政治家也一起挥舞拳头的话，关系就稳定不了”。

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竞争都是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中日之间的矛盾并非因为“政治家挥拳头”而来，当然也不会因为“前辈的言论和汗水”就瓦解冰消。同样，中韩之间的蜜月并不是没有天花板，三国共同面对的历史问题，军事摩擦问题，半岛核问题仍然没有任何解决的契机和迹象，而且这些问题很难通过先民后官的蚕食方式来淡化和缓解。维持现有的良好局面，坦率地表明立场，等待一个更为合适的时机，恐怕是现在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