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钟”的闹剧算是在年末消停了，没错，是“占钟”不是“占中”。从9月28日开始七十多天的占领运动，占领了政府总部所在的金钟，购物中心铜锣湾，百花齐放的旺角，唯独没有占领中环。这些行动是不是违法，违了那几条法，参与者之间流传着有多个版本。如今这种一锅粥似的闹剧背后的原因有各路高人珠玉在前，我不敢再做添足。仅从我自己的认知，说一说反对派这个词。

香港的反对派到底是谁？他们在反对谁？

从9月28日“占中”启动，香港警方使用催泪弹进行应对，我就不止一次表达过一个观点，就是香港警队内部有人不想戴紫荆花，而想戴金皇冠。因为过早使用催泪弹只会激化矛盾，落人口实，而且警队为了保护士气同进同退，肯定会维护做出使用催泪弹决定的现场指挥官。至于明知道催泪弹会适得其反，使用了催泪弹却又按兵不动这个决定是出于什么目的，不好做过于阴暗的揣测。但不能排除警队内部有人接受英国指令，在关键时刻做不利港府决定的可能。有兴趣的看官可以查查扰攘了一年多，耗资近千万进行调查，最后连莫须有罪名都没有定成的“汤显明案”，就会知道回归之时多个政府部门是从殖民政府整体过渡，帽徽是换了，心思怎么样很是难说。

做这个铺垫的原因是，所谓反对派，香港特区政府不敢定义，部分香港媒体不想定义，职能部门里有人带着同情定义，中央政府不知道定义得合不合适……这中间的缝隙，并非是一种措施，一个标准能够填平的。而香港普通市民，甚至是高喊公民抗命的学生，你问他公民抗命是什么，为什么，谁支持你们，谁反对你们，能得到的有意义的答案也很有限（公民抗命就是与政府不合作，迫使政府收回人大决定[这里的谬误为我听过的原话]，我要真普选，不要假选票，不要筛选，全香港有良心的市民，香港人都支持我们，大致上是标准答案）。其实没有人能确切说出反对派到底是谁，就像香港的社会、香港的一些职能部门一样，是一个经济发展、执行能力上正值壮年，在政治眼光、大局观念上却是蹒跚学步的老小孩。

内地的媒体说“外部势力”，外部势力是否存在？我听到不止一个案例证明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积极。某国领事馆由于人手不够，还强拉盟国领事馆加入，结果弄得很不愉快。但这些人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他们自己期望的那么大，香港真正的矛盾所在，仍然在香港自身。

第一类反对派是从基层靠“博政治眼球”成长起来的，提起那些人，老牌的“政棍”们恐怕要露出鄙视的神情了。这次拒绝撤离最终被捕的“占中”人士中，很多都是议员、政治人物。他们只是在最后一天喊喊口号，去去警局，就成功将学生七十几天的“抗争”吸引来的传媒注意力统统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不可谓不老辣。而这些人的鼻祖，应该算是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

梁国雄

梁国雄一贯以言行出位著称，每次立法会议员接受特首邀请出席晚宴，开胃菜都是“长毛”被保安抬走。我自己采访过的三次宴会，“长毛”就用了纸棺材、黑色区旗、纸钱等道具来侮辱行政长官。不过“长毛”这种为反对而反对并不仅仅针对回归后的香港政府，港英时期他曾经加入左派组织“革马盟”，在“革马盟”内搞过文革式的批判，随导师研究马列毛思想，组织游行，为港英所忌，多次入狱。可以说通过反对来成为异见领袖是梁国雄不变的上位手段，目前仍然贯彻不变，以香港政客的表现来讲，很是难得。

但这种本土反对派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政治实践的基础，所有关于中国的好与坏，关于香港的是与非，其实都是幻想，都来源于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或者是盲人摸象。对于基层民间疾苦他们确实有所体会，但由于没有长远的规划，所以他们拒绝忍耐，拒绝等待，一切都要求立竿见影，而基本不考虑现世报的副作用。

梁国雄可以说做出了一个示范，就是一个被港英所不齿，在街头卖鱼蛋的小贩，能够通过政治，变身为一个每月拿十几万税款，有自己办公室，可以请助理，骂特首不用负责的议员，骂骂政府就可以变成民心所向。梁国雄之后的陈伟业等等就是遵循着这条道路越来越注重“我反对”这一形式，而忽略了梁国雄们当年从雄心万丈，主动出击，到叶公好龙，物极必反的思考过程。

第二类是陈方安生等“乱港四人帮”所代表的，颇有社会地位的人物。其动机则更好理解，他们“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回归之后威风不再，自然要找旧主子找找场面。

与领事馆们串通一气的也可以理解为这一派，说白了还是为了利益，只不过有的是为了以前有现在没有的利益，有的是为了以前没有现在可能会有的利益。

第三类是原来在港英政权中层、底层的人。港英对基层控制主要通过警察、纪律部队和政治部。政治部其实类似秘密警察，60、70年代曾积极打击左派，也曾经打击过国民党残余势力，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日不落帝国皇冠上的明珠”的稳定和光彩。而97年回归之后，所有政治部人员基本都有BNO身份（观察者网注：即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但不少流落他乡。笔者曾经在泰国遇到一位老爸是政治部的朋友，他讲了这么个故事：

当年他年纪很小，还没有警廉冲突，政治部一家独大。他出入茶餐厅、电影院或坐电车，从来没有买票的概念，都是用他爸爸的私章盖章走账，或者是出示一下印章了事。他当时以为是印章做凭证，他爸爸每个月月底去结账，后来才明白，正常公务员工资根本不可能支撑这种开销，这些免费的午餐、电影票，都是对政治部的“孝敬”。打击左派时也十分卖命，将一个敢在港督府前示威要求“华洋平权”的人打伤之后扔下海“教训”，并且限制这人的就业，逼得他不得不出家为僧避祸。后来由于打击左派时出手太狠，又在政治部位居中层，回归前被英国政府全家接到英国，但确定情报都已经过时之后，就开始通过加征税款，限制就业等办法将他们一家挤出了英国，此时又不能回香港，不能去加拿大等国家，最后只能拿着英国护照在泰国定居，做导游谋生。

看官当然可以斥我道听途说，一面之词不足为凭。但深受英国恩惠，在港英殖民时期享有的优越地位由于回归消失；或者一直籍籍无名，由于占领需要，被英美许以重酬，甘心卖命的大有人在。这一群人说难转化，因为他们利欲熏心，说容易转化，因为他们唯利是图。但他们对红色中国，对中国普通人的无来由的鄙视，对英式宗主文化的优越感，崇拜心都根深蒂固，即使转化，也不可能可靠。

第四类最让人无奈，是媒体、学生这些“天生的无辜者”。他们天生占据道德高地，用群氓的形式引领着运动，并且以放大镜看警察，看政府，寻找“你错一所以我可以错一万”的借口。只举一个例子，“占中”期间，部分学生日夜占据金钟，随地便溺，金钟海富天桥下行向东大概三十米，拐角的位置到现在仍然气味盎然，有兴趣来香港旅游的朋友可以自行考证。更别说偷接电线盗取政府电力，占领七十天换三十个女朋友这种花边新闻了。而媒体的倾向更为让人觉得部分港人聪明有余，磊落不足，想要好处，又不肯出头担责任，将所有问题都拖入“你先打我还是我先打你”这样的罗生门，一旦无人监管，又会吃光拿净唯恐吃亏，小人之心令人作呕。也举一个例子，香港政府全资、雇员大部分属于公务员序列、享受公务员待遇的香港电台公开支持占领，12月12日，金钟清场后交通恢复第一天，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如下：http://rthk.hk/rthk/news/clocal/index_news.htm?clocal&20141212，其新闻取向，措辞导向适当与否，各位看官可自行判断。

纷争背后，其实只有两个字：短视。港人生活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其实大可不必担忧制度变迁导致利益受损，但也正是这种平稳，让国家的意义，长远的规划，隐忍的好处显得十分虚无。确实，国家破立、民族存亡的选择从未在香港的面前出现过，但以国人的角度来看，港人的历史，就是亡国也奴，不亡国也奴的历史（港英所谓殖民历史，其实就是不亡国而奴的历史）。结果现在亡不亡国奴不奴都事不关己，无论怎样都不承认国家布局当中，香港是其中一环这一现实；不接受国家拍肩膀，而希望跟国家比肩膀；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好处要立竿见影；不通过妥协建立政治信任，而要通过联通外国挟洋自重（有香港大学生赴英国参加听证会，要求重新履行南京条约），后果可想而知。

加上近二十年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渐不足，贫富差距急剧加大，社会司法对于富人的约束越来越无力（可以查最近宣判的许仕仁案的来龙去脉来了解一下香港的司法系统），导致部分年轻人一方面十分焦灼，一方面十分绝望，一方面无论怎么学都无法拼赢内地的学生，更别说去内地就业，另一方面就算留在香港，也要辛苦几十年才能勉强买个房子，而这房子和他们在TVB上看到的、坐车时路过的豪宅又相差十万八千里，更何况如果打定主意买房，那就没有钱买名牌包、去兰桂坊，几十年节衣缩食临渊履薄，这种令人灰心的辛苦，他们不想吃。

最后一种则是内地人，在内地受教育后来到香港换了护照，便仇共恐共，对内地持鄙视怜悯之情，实际上自己在香港也只是勉强温饱。要么大义凛然，永远站在舆论安全的风口浪尖上，颇有指点江山之意。这种人在内地特别有市场，不需多说，诸公自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