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常洛闻】

香港警务处9月22日发函，修订了《警察通例》中关于“传媒代表”的定义，新规定之下，在香港政府新闻处等级的传媒机构，和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认可的非本地媒体签发的记者证方可视作有效。

如果还记得去年“修例风波”以来香港记者以及所谓“自有媒体人”的举动，应该对香港警方的这条修改深以为是。香港政治和社会深受所谓“言论自由”之害，是到时候拨乱反正了。

当然不出所料，函件发出后，香港记者协会、明报等利益相关方反映强烈，再次指责香港警务处、香港政府“破坏新闻自由、削弱第四权”等，并声称将申请司法复核，以推翻警方的决定。

明报对警方函件的转述基本准确，即使只看明报缩略节选的要点也能看出，要通过香港政府新闻处登记并不难，最低要求仅需要一名编辑，一名记者即可，连打麻将都要两家这样的“传媒机构”全勤才能成台。但标题偷换概念，将修订记者证的许可范围，变成了警方不承认记协这一组织和合法性。

为什么明报、记协异口同声地指责香港警务处和香港政府呢？香港警务处并非不承认“记协”，而是点破了记者协会尴尬的小算盘——如果是服务于传媒机构的全职记者，无需通过记协一样能以记者身份工作；如果服务于网络媒体，或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服务于多家媒体机构，仍然可以以所服务的机构名义，通过政府新闻处注册，取得采访资格。记协作为行会，为何要多此一举，给记者发放记者证？除了记者之外，到底谁需要记协？

玄机在记者证之外。

表面上，落款里这些“联会”“行会”和传媒机构、出版社之间互不相关，每个机构都标榜自己如何“独立”，实际上他们对很多近亲繁殖式的勾连根本不加掩饰。所谓的“新闻自由”不过是垄断解释权和财权的遮羞布。

记协2018-2019的“执委会名单”中，立场新闻与苹果日报均是鼓噪黑暴的始作俑者，在其中工作自然是与黎“同气连枝”。包括现任主席杨健兴先生在内，标称供职于其他媒体的几位“主笔”，基本都是因为“理念不合”而从TVB和南华早报“离职”，实际上与壹传媒关系匪浅。之前的几任“主席”，如李月华、岑倚兰等，更是黎先生爱将，在香港或台湾苹果日报长期身居高位，在台湾、香港两地来往穿梭。

落款当中落在最尾，但却能与明报、壹传媒平起平坐的“众新闻”是链接这些人的一个平台。众新闻自称是一个通过“众筹”资金运营的“独立媒体”，核心人员是“一群资深传媒人”。这群人包括谁呢？包括了“资深新闻工作者李月华”，“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岑倚兰”，“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2019香港记协执委会主席杨健兴”等。名单是不是很熟悉？

众新闻自称靠众筹生存，“无党无派”，可是2017年成立后，目标300万，二十多天只筹集到了30万港币——不过是目标的十分之一，结果在香港这样一个成本高昂的商业社会不但没有倒闭，反而连连得奖，一直做到了2020年。它的运营成本从何而来呢？

先给各位看官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众新闻”得的是什么奖呢？这个奖的名头大了，叫做“人权新闻奖”。获奖内容中一没有难民在欧洲国家的身影，二没有日韩等美国盟友的新闻，三没有美国少数族裔遭遇的不平等问题，仿佛在他们的眼中，西方国家没有人，也就没有了人权问题。

人权新闻奖

众新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筛选结果？是因为“专业”吗？不，是因为人权新闻奖的筹办机构是这几个：香港外国记者会，香港记者协会，国际特赦香港分会。

前两个不用说了，国际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也翻译为大赦国际，是一个总部设于伦敦的非政府组织（NGO），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人权事业”，包括推动废除死刑等。在此引述两条外界对这个组织的评价：

印度学者Arun Shivrastva撰写的《Helping or Hurting》中指出，大赦国际与无国界记者等组织一样，用NGO外衣为西方利益服务，输出意识形态，采取双重标准，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北爱尔兰独立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南非种族隔离，波多黎各独立等问题上长期刻意消音，却对某些国家的事件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

伊利诺伊大学的Francis A. Boyle曾经担任大赦国际美国分会董事，他长期批判犹太复国主义，在他的《NGO与颜色革命》一书中，他认为大赦国际董事会和捐助者的亲以色列倾向，以色列与英国密切的资金关系，导致大赦国际和美国分会对1950年以来，以色列的屠杀和军事行动无所作为，大赦国际背后的首要动力不是人权，而是政治、宣传，其次是金钱，增加成员，再次是内部势力争斗，然后才是人权。

这一机构曾颁发良心大使奖予昂山素季，后来在2018年撤回。2019年5月，该组织秘书长因为无法忍受“有毒的工作环境”自杀，高层地震，数名高级员工收到了“慷慨”的遣散费，同一时间段，有多名基层员工因为预算不足被解雇。

记协和外国记者会自称独立，且收入主要来自会费和卖书，那这个“人权奖”的金主是三家机构中的哪一家呢？说好的“无党无派”，“保卫民主”，“持平公正”，怎么变成了记协主办评奖，然后发给记协的人掌管的机构，再用这个奖反过来作为记协标榜“争取人权”的证明，自产自销，自投自抢？如此拙劣的把戏玩得不亦乐乎，真的只是可笑吗？

记协的主要收入是会费，正式会员常年在600人上下，设立若干委员会给正式会员们参加，附属会员（不以新闻工作或记者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公关会员（公关行业从业人士）、退休会员数量不定，对外宣称的“学生会员”只有59人。正式/附属/公关会员会费100元港币/年，学生会员会费20元港币/年。

“修例风波”中并不乏“学生记者”

“次要收入”是什么呢？香港记协是国际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的会员，如果香港记者需要赴国外采访，理论上必须花600多块港币申请记协发出的国际记者证，但以我自身的经验，只要机构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名片和工作证，最多加上机构出具的函件，足以满足工作需要，不需要记协额外“开光”。而港澳台记者赴内地采访，一般有对口机构发出按年注册的港澳记者证，以及活动、会议期间有效的工作证，记协无法帮助香港记者跑得更快。

根据这些公开的数据，不难算出香港记协每年的收入。只有“卖书”一节，交易是现金居多，印数、销售额、码洋折价比例无从查起，账本数字无法做准。如果真的“独立自主”，还要供养这么多委员会，发放如此多出版物，以香港一份报纸十块钱的物价，恐怕香港记协一边要在本地卖到人手一本会刊，一边要迁址到北纬30度以北地区，才有足够的西北风喝。

这次警方修改《通例》针对的，恰恰是记协滥发的会员证。所谓会员，只需要一名现任会员推荐，交表交钱即可。黑暴动员的主力“学生”只要以学生证副本应付即可过关（文汇报对此有深入报道），即使是会员也并不是新闻工作者，不过冲锋陷阵之后会有记协出面“罩住”，甚至提供法律援助、通知家人“收拾东西”等一条龙服务，增加警方的成本，令警方逮捕难起诉更难。

进入记协成为正式会员之后，如何评选执委会“主席”，如何进入核心，并无民主过程，从不公布投票权的人数、比例，也不公开执委会选举应到、实到的人数，至于是否有投票选举，有效、无效、弃权票各是多少，更是讳莫如深。与其说是“介绍”之后“评审”是否足够专业，还不如说是“招募”之后“筛选”，看是不是“自己人”，能扮演什么角色。整个模式与其说是行业工会，不如说是香港一直盛产的“社团”更为恰当。

香港记协附着于记者这样一个不赚钱的行业上，到底要干什么？

1991年，香港回归近在咫尺，港督卫奕信全面接受《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快速通过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将立法局、港督权力大幅度稀释，1993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为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力，一夜之间忽然民主，针对新闻、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的审查大幅度放宽，例如删除了行政部门基于保安理由撤销电视运营牌照的权力等。

行政权力消解带来的空白被英国、美国资助的NGO迅速攫取。记协在其1994年“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中，曾名为“担忧”实为威胁，以“香港本地并无对等概念”为由，批评保密、国家安全立法，这一立法确如记协所期望，在港府迁延23年，酿成大乱后才由人大以全国立法的凌驾性方式强行处置。

同一份报告中还毫不避讳地说明，记协认为基本法不能凌驾于香港本地法律，香港最高法院的权威不能受全国人大制约，无论是港英政府还是回归后的香港政府，都必须在记协表达“失望”后，“知所决择”。所谓“第四权”参与争夺治权的企图，从来都是阳谋。

之后几年，记协并未将“报告”全文公开于网上，仅列出部分标题如下，导向如何，不言自明：

以人均GDP计，香港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但也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市场之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落后的生产关系仍然苟延残喘的“孤岛”之一。在被动开放的过程中，本地的既得利益者，和倚靠垄断、准入门槛、制度壁垒发财吃饭的人，必然会为了维护利益而维护现有的落后制度，甚至为了短期利益与另有心思的势力合作，“记协”所贩卖的是一张薄薄的卡纸，这张卡纸居然就成了“解释权垄断许可证”、“话语权高地准入证”，证件一出，公权畏手畏脚，私人避之不及。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不改变“许可证”、“准入证”的土壤，就算“记协”归正，以后也会有其他“邪”再现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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