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常洛闻】

4月19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启程前往印度新德里，开启对印度和越南为期六天的国事访问，议题聚焦军售等战略合作。而就在数日前，多个韩国媒体罕见发文，严词警告日本正试图摆脱“和平宪法”约束，向“战争国家”转型。

一边是韩国总统忙着向社会主义国家兜售韩国武器，一边是普遍亲日的韩国主流媒体集体“转向”。这种角色错位，恰是当下东北亚军事格局最精准的速写。

韩日两个美国在亚洲最核心的盟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充武备。更耐人寻味的是，同为美国盟友，又顶着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名头，这一轮扩军非但没有弥合韩日裂痕，反而让两国关系愈发剑拔弩张。

军工崛起：从“买家”到“卖家”的身份跃迁

韩国军工业的崛起，已然是全球军火市场上最不容忽视的变量。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25年报告显示，2021至2025年，韩国以3%的市场份额排名全球第九，位列法国（9.8%）、俄罗斯（6.8%）、德国（5.7%）、中国（5.6%）、意大利（5.1%）、以色列（4.4%）和英国（3.4%）之后。更直观的是，同期在北约欧洲成员国的武器进口中，韩产武器占比8.6%，仅次于美国（58%），高居第二。

这绝非偶然。K2主战坦克、K9自行榴弹炮、FA-50轻型战斗机已成为韩国军工的“三驾马车”。据韩媒统计，K9自行榴弹炮在全球自行火炮出口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50%，位居绝对第一，领先第二至第四名竞品的总和。

2021至2025年，韩国占波兰武器进口的47%。就在本月，芬兰宣布追加采购112门K9自行榴弹炮，合同规模达5.46亿欧元。加上印尼即将签署16架KF-21战斗机采购协议，韩国军工已从“性价比替代品”升级为北约、中东、东南亚诸国的“战略选择”。如果中东局势不稳继续延宕，韩国的“天弓2”防空系统将可能进一步大放异彩，给韩国本就在快速蹿升轨道的军贸再添一把燃料。

“天弓”-2中程地空导弹系统

韩国四大军工财团——韩华航空航天、现代罗特姆、韩国航空航天工业（KAI）和LIG Nex1——2025年年度总销售额预计首次突破40万亿韩元（约284.5亿美元），达到40.9172万亿韩元，较2024年的22.5267万亿韩元激增81.6%，短短四年内从2021年的12.7984万亿韩元翻了三倍多。

据FnGuide数据，四大防务企业2025年营业利润预计达5.2310万亿韩元，几乎是上一年的两倍；营业利润率则从2021年的4.0%飙升至12.8%，已与洛克希德·马丁等全球防务巨头比肩。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四家企业的订单积压总额已突破100万亿韩元。这种爆发式增长，既有俄乌战争后欧洲军备需求激增的“天时”，也有韩国军工在坦克、火炮领域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之一的“地利”。

而日本的角色，恰好是硬币的另一面。SIPRI数据显示，2021至2025年日本武器进口量较此前五年增长76%，全球排名从第11位跃升至第6位。日本依然是全球军火市场最重要的买家之一——美国武器的第三大进口国，占美国武器出口的8.9%，仅次于沙特（12%）和乌克兰（9.4%）。尽管三菱重工等企业在钛合金、高精度轴承、特种钢材等领域保有世界先进水平，但日本军工长期受“武器出口三原则”束缚，出口规模远逊于韩国。两者的分野已经相当清晰：韩国在军火市场上攻城略地，日本则在疯狂囤积。

预算狂飙：两条路线，一个方向

2026财年，韩日国防预算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其内涵截然不同。

韩国国防预算总额达65.8万亿韩元（约合44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7.5%，增幅创近七年来新高。这笔钱的投向极具深意：一是强化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后的独立应对能力；二是升级“三轴体系”（包括“玄武-5”弹道导弹、核潜艇研发等），建设基于AI和无人机的先进战力。在装备采购方面，F-35A战斗机二期项目获批4万亿韩元，特种作战大型运输直升机项目预算超3万亿韩元。李在明政府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韩军主导、美军支援”的作战模式，减少对美依赖，这既可能是留足了活动空间的宣示，也可能是万一美国到时候自顾不暇，韩国“翻身做主”的预告。

日本方面，防卫费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达9.04万亿日元（约580亿美元），连续14年增长，GDP占比从2023财年的1.19%急速跃升至2%，已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北约国家水平。

日本防卫费支出情况时事通讯社

预算投向同样直白：为采购作为反击能力实现手段、能以5倍以上音速飞行的高超音速导弹等，计入301亿日元；为强化导弹防御体系计入51亿日元，主要用于将“03式中程防空导弹”改造为可应对弹道导弹；作为核心项目之一，以包括攻击型在内的大量无人机构筑海岸防御体系“SHIELD”，为此计入1001亿日元。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以强化西南防御，航空自卫队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已从“专守防卫”转向“攻防兼备”，明确提出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乍看之下，两国都在扩军，但韩国扩军的底色是“防御自主”——要自己说了算，哪怕还在美国同盟框架内；日本扩军的底色是“攻击转型”——要突破宪法束缚，把自卫队变成真正的军队。一个是盟友体系内的“独立运动”，一个是战后秩序的“突围行动”。

同盟表象下的深层裂痕：为什么扩军反而让韩日关系更紧张？

韩日两国同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支柱，在华盛顿主导的美日韩三边军事协作框架下，按理说扩军步伐越快，合作应该越紧密。但现实恰恰相反——这一轮扩军进程中，韩日之间的隔阂与猜忌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在领土、历史与战略路径三个维度上持续激化，呈现出“同盟其表、对抗其里”的诡异格局。

独岛（竹岛）问题被反复引爆。对主权的绝对声张是韩日关系中最敏感的神经，而在两国各自扩军的背景下，这一争端被赋予了新的军事对抗色彩。2026年2月，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在争议岛屿附近空域进行飞行训练，引发日本政府强烈抗议。

同月，日本岛根县举办“竹岛日”官方纪念活动，中央政府派遣高官出席，韩国外交部随即召见日本驻韩公使提出严正交涉。2026年4月，日本政府发布年度外交青书，再次声称“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韩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警告“将对日本的任何挑衅作出坚决回应”。这种你来我往的“口水战”与“姿态秀”，使得韩日每一次试图在军事层面靠近的努力，都因领土问题的突发状况而迅速冷却。

历史问题的阴影持续笼罩。韩日领土争端多年没有任何缓和，完全是因为两国的历史认知存在原则性分歧。韩国方面倾向于将历史问题视为检验日本是否真诚反省的“试金石”。李在明总统在2026年“三一节”纪念讲话中，呼吁日本以“真正的理解和共情”为基础开启“友谊的新世界”，但也明确强调韩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绝不动摇。而日本方面则试图将历史与现实安全议题“切割”，认为不应让“过去”束缚“未来”的合作空间。

2026年2月，日本保守派媒体《产经新闻》在“竹岛日”当天刊发社论，声称韩国“非法占据”竹岛超过70年，并鼓吹政府应更高调地介入主权争议。这种言论在韩国舆论场被广泛解读为日本右翼思潮未灭的证据，与日本政府所谓“面向未来”的官方姿态形成刺眼反差。日本对历史问题选择性失明，对军国主义普遍性狂热，对装作受害者倒打一耙轻车熟路，韩国难以建立对日本的好感和信任在情理之中。更何况韩国现在的政府较为左倾，两国虽然表面上做了亲善工作，矛盾没有上升为军事对抗，但两国作为盟友进行深度战略协作的政治意愿基本一直徘徊在最低点。

2025年2月22日，在位于首尔钟路区的“和平少女像”前，韩国独岛协会成员举行记者会，要求日方停办“竹岛日”20周年活动。韩联社

这背后战略路径的根本分歧是局势的另一个核心。韩国扩军的底色是“防御自主”——核心目标是减少对美依赖，建立独立的国防能力，避免被美国的“印太战略”拖入大国博弈的漩涡。

2026年2月的一个典型案例充分暴露了这一点：韩国拒绝参加美国提议的美日韩三国空中联合演习。韩方给出的理由之一，是该演习日期与日本的“竹岛日”活动时间重叠，参与其中将向国内传递错误的政治信号。这一决定直接导致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公布被推迟，美方被迫仅与日本进行双边演习。这充分说明，韩国宁愿让同盟协调机制出现裂痕，也不愿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变成被盟友绑架的“人质”。

日本扩军的底色则是“攻击转型”——核心目标是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让自卫队成为“正常国家”的军队，并在此过程中反过来当“绑匪”，挟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谋求变天。2026年4月，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首尔的一场论坛上积极游说韩国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称其为“双边关系的下一步关键任务”。尽管李在明总统以午餐形式接待了石破茂，但韩方对该军事合作倡议的官方回应十分冷淡。这表明，即使日本主动伸出橄榄枝试图深化军事纽带，韩国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战略警惕。

两国在同一个美国主导的同盟框架内非但无法形成合力，反而因领土与历史的顽疾相互掣肘、彼此防范。这种结构性的身份错位，决定了美日韩三边关系看似紧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实际影响的军事同盟。

双重路线对中国的夹击效应

韩日扩军路线虽不同，韩国主观上也更乐于继续骑墙，但是客观上，却在地缘上对中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夹击效应”。

韩国方面，李在明政府看似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一定灵活性——2026年1月李在明访华期间明确表示：“本次会谈将成为开启2026年‘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元年’的重要契机”。但军事层面的动作并未放缓。韩国2026年国防预算中，F-35A战斗机二期项目获批4万亿韩元。驻韩美军的定位正从“对朝威慑”被强行转向“遏华”，韩国面临被拖入与中国战略对立的现实风险，韩国政府对韩国军队的话语权正出现令人不安的下降趋势。

日本方面，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冲击更为直接。日本自卫队舰艇已进入台湾海峡活动，日方在距离台湾仅百余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部队，3月在熊本县部署射程远超防卫需求的“25式地对舰导弹”。日方持续推进“航母化”改造，研发和购买射程超1000千米的中远程导弹，构建跨领域作战体系。韩国的军备扩张主要聚焦半岛防御，而日本的扩军锋芒则直指台海和东海，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更为露骨，示范效应更为恶劣。

相同扩军，不同“转向”：韩国左转，日本右转

最耐人寻味的问题在于：同样是扩军，为什么韩国在“向左转”，而日本在“向右转”？

韩国的“左转”是一种政治表象。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结果，2025年6月，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以49.42%的得票率——共获得1728.7513万票，刷新历届大选得票数纪录——当选总统，政权从保守派回归进步派。李在明政府在外交上表现出一定务实色彩——巩固韩美同盟的同时尝试改善对华关系，对日则在历史问题上有所坚持。

然而，这种“左转”并未动摇韩国的军事逻辑。韩国国防预算继续高速增长，“三轴体系”加速推进，利用朝鲜议题给扩军寻找合理借口的趋势没有减缓。韩国左右翼的根本分歧在于“亲美亲日”还是“对美对日保持距离”，但“自主国防”是跨越阵营的共识。正因如此，一个左翼总统上台，韩国军工反而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日本的“右转”则是一种根本性的国家战略转向。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日本政治光谱整体右移趋势更为明显。高市所主张的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更名为“国防军”，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狂论，正一项项实现。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日在东京王子酒店举行的自民党成立70周年党代会上发表演讲，表达了修宪的强烈意志。Youtube截图

在其推动下，日本安保政策加速“闯关”——从强行通过新安保法，到出台新版“安保三文件”，再到实质解禁集体自卫权。2025年日本首次返销“爱国者”导弹、出口护卫舰，突破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日本右翼的根本诉求不是“自主防卫”，而是彻底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以“国家正常化”为名行“再军事化”之实，日本社会沉默的狂热，说明“一小撮”这个形容，已经脱离现在的实际情况。

中国的应对：分化瓦解，而非两线作战

面对韩日同步扩军的局面，中国的策略空间正在收窄，但并非无棋可走。

对韩国，中国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尽管军事层面韩美同盟依然稳固，但韩国在经贸上对中国的依赖是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忽视的。对中国而言，与首尔保持建设性对话，避免韩国在中美之间被完全推向美国一侧，是第一优先级的战略任务。

韩国也有意对中国做出一定的配合，韩国前总统卢泰愚之子卢载宪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到任后快速推动了农业、半导体等多项破纪录交流活动，中国驻韩大使戴兵到任后受到了韩国防长的接待，两位大使和背后的两个外交、政府团队，可以说在短时间内稳住了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对日本，情况则要严峻得多。无论承认与否，高市早苗政府的“右满舵”已经基本完成。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的挑衅行为，意味着日本已决心在台湾问题上充当“搅局者”角色。中国的反制必须更加明确：在外交上坚定斗争，在经济上精准施压——日本军工虽在尖端材料领域有优势，但在工业级原料层面，中国占有绝对的产能、技术和成本优势。加强对关键材料的出口管控，便是遏制日本扩军野心的有效杠杆。

结语

韩日同步扩军的背后，折射的是一个正在经历剧烈重构的东北亚安全格局。美国在“美国优先”战略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客观上为韩日的军备扩张提供了外部动力。但两国的内部逻辑截然不同：韩国扩军是为了增强自主性、减少对美依赖，哪怕这种“自主”仍需美国背书；日本扩军则是为了挣脱战后束缚、重塑“正常国家”身份，哪怕这条路直指“再军事化”的深渊。

更为关键的是，韩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领土争端、历史纠葛、战略错位——决定了这对名义上的“盟友”实际上貌合神离。美国试图通过强化美日韩三边军事协作来整合力量、应对中国，但韩日之间的深层裂痕恰恰为这种整合设置了天然的天花板。

韩日之间的矛盾——历史宿怨、产业竞争、战略选择的分野，无论哪一个，华盛顿都没有意愿、没有能力，更没有足够的分赃资本来弥合巨大的分歧。日韩的貌合神离，意味着流动的利益与算计，也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战略机遇，和腾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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