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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迈:就这么成了“末代富布赖特学者”,我对美国有话说

2020-08-17 07:50:25

【文/ 程迈】

2019年8月起,当我以一名富布赖特学者的身份,与家人一起开始在美国一年的访学生活时,内心充满憧憬。这是个非常宝贵的机会,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作为一名宪法学者,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身临其境地观察、研究美国宪法实施和政治活动。

谁想世事如戏,这一年美国发生的种种大事件,几乎浓缩了平常情况下一个世纪的变化历程。虽然因为新冠疫情,我最终的归国路走得跌跌撞撞,临行前特朗普政府居然突然取消了与中国的富布赖特项目,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末代富布赖特学者,五味杂陈。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真是收获满满,颠覆了我对美国宪法和政治制度的许多旧看法。

危机重重的美国

过去一年,美国可谓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经历了宪法危机、政治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将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暴露得清清楚楚。

宪法危机:弹劾总统程序存在被滥用的倾向

到达美国之后没有多久,民主党就发起了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特朗普可能是人们记忆中最具争议性的美国总统。此前还在竞选过程中,他就四处树敌,成功当选后,失败的民主党人对其恨得咬牙切齿,其后想方设法地要把特朗普拉下马。先是指责其竞选过程受到了俄罗斯的操纵,后来又在其税收记录上大做文章,并最终启动了总统弹劾程序,想利用美国宪法中的这个“核武器”彻底打垮特朗普。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要想成功弹劾总统,首先需要由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案,然后由国会参议院审理,并经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方可通过。但是目前的国会两院,民主党控制着众议院,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控制着参议院。共和党从政党政治利益出发,是不可能支持对特朗普的弹劾案的。民主党明知胜算极少还执意要启动弹劾程序,更多地是想利用弹劾程序引起的广泛关注、挖出的猛料,让特朗普大出血。

在美国历史上只针对两位总统启动过弹劾程序,而且都没有成功。总统在美国政治制度中位高权重,在过去,谈论弹劾总统是在美国宪法实践中核打击般的大事件,表明美国宪法实施正处于危机时刻。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弹劾总统”一词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像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共和党也一度想提出对其的弹劾案,只是没有成功实施。

2020年1月底,对特朗普的弹劾案如人预期未能通过。而且民调显示,弹劾程序的进行并未拉低特朗普的支持率。看样子,对民主党为打击特朗普无所不用其极的作法,许多民众有些反感。许多评论家忧心忡忡地说,弹劾特朗普可能树立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使得以后只要两党存在着激烈的政治争议,就有可能利用弹劾程序来打击总统。美国宪法武器库中的核武器,似乎正沦落为政治对手斗殴时的小石子,这将严重损害美国宪法的尊严。

▲ 特朗普展示《华盛顿邮报》对参议院决定不弹劾其的头版头条报道。© AFP

政治危机:总统选举未能推陈出新

在弹劾程序进行过程中,很多批评意见认为,在总统选举日为期不远的时候,民主党不愿等到选举时刻由人民来决定特朗普的去留,这只能说明民主党承认自己无法通过选举打败特朗普。在弹劾程序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后,民主党立刻大力准备总统候选,以推选出一位有足够号召力、能挑战特朗普的候选人。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在党内选举活动初期,具有鲜明左倾民粹主义色彩的候选人桑德斯,一度势头很猛,甚至压过了被认为最有希望的前副总统拜登。人们非常担心,民主党的这种极剧左转表现,会使得中间选民难以支持民主党,最终让特朗普胜利连任。即使桑德斯能够成功当选总统,在经历了四年的右翼民粹主义之后,美国再经历四年左翼民粹主义,将让美国政治从一个癫狂走向另一个癫狂。

民主党内的温和派也深深感到了这种危机,在最初几个州的初选结束后,除去拜登和桑德斯两人,其它候选人,包括一些曾被寄予厚望的新生代领导人纷纷弃选,团结在拜登周围以对抗桑德斯,终于压倒了桑德斯的势头,逼得他也退选转而支持拜登,以共同对付特朗普。

但是对许多民主党的支持者来说,拜登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年老气衰的拜登在面对桀骜不驯、口无遮拦的特朗普时,能不能口齿清晰地把话讲清楚,这是连拜登的支持者也心中无底的事情。

经历了四年的政治混乱之后,美国的政治过程最终却无力推选出一位可以带领国家走出混乱的新生代领导人,这使得人们在担忧拜登的健康状况的同时,也不禁担心美国政治的健康状况。

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疫情在美国的爆炸式发展

民主党确定拜登的总统候选人身份后,人们对民主党赢得总统选举的可能一度几乎失去了信心。一方面,人们对拜登能不能斗得过特朗普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在特朗普任内,美国经济因为一系列具有短期拉动效果的政策,一直处于欣欣向荣的局面。面对虚弱的政治对手和一片大好的经济形势,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成功连任。

但是3月初以来,美国新冠疫情的爆炸式发展正在击碎特朗普的连任梦。他最初的严重不重视态度使得美国眼睁睁地错失了控制疫情扩散的良机;在防治过程中又与专家各说各话,例如迟迟不以身作则戴口罩,使得许多防控措施无法有效落实;疫情有所缓解后,他又纵容一些地方政府匆匆解除隔离措施,结果造成目前疫情严重反弹。

在疫情治理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不断发出各种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号,在酿成美国历史上最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同时,表现出了极度缺乏领导力的面目,使得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一疫情大国。

▲ 成为世界第一疫情大国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 BRIAN SNYDER / Reuters

社会危机:黑人民权运动的再爆发

虽然美国的新冠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但是进入5月底之后,美国社会的关注重心却从疫情上转移开来,转而关注一个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争议话题:种族主义。

5月25日,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虐死后,在全美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警察暴力、种族主义的浪潮。在抗议活动初期,甚至出现了大量打砸抢事件。随着抗议活动的深入,在教育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例如打砸历史雕像、下架经典影片,使得一些人怀疑美国是不是也在经历着“文革”运动。

美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族主义倾向,这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老问题,但是此次抗议浪潮的激烈程度,显示种族冲突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这些冲突依然处于无解的状态,随时有可能因为某个意外的导火索酿成社会危机。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制度功能紊乱

在我第一次访问美国的一年时间中,美国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四次危机,这显然不是命运垂青,更可能是美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正处于功能紊乱、无法应对各种挑战的表现。

但是作为一名中国人,以局外人身份观察美国时,我获得的各种想法、得出的各种结论,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中国烙印。这既是一种个性也是一种局限性。所以接下来本文对美国制度功能紊乱现象的讨论,更多的只能称为一名中国人眼中的紊乱,至于一名美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会不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肯定有很大的商榷空间。

“正者,政也”

中国人对政治活动和政治家存在着一个期待,认为政治家应当表现为人民的道德表率,所谓内圣外王,勤修身方可治天下。但是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却看到美国的政客们似乎越来越不在乎正直和道德,为了打击政治对手正无所不用其极。

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就因为他充满人身攻击倾向的语言风格备受争议。但特朗普是一名反体制的政治人物,他的所作所为还不能被称为反映了美国政治活动的主流风格。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特朗普的影响下,民主党的领导人似乎也在从道德表率的位置上迅速滑落。

例如在今年2月初,特朗普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之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众撕毁了特朗普事先递给她的演讲稿。总统国情咨文活动的仪式性要多于其政治性,更像一个国家庆典,每次都会邀请一些民众代表来参加。像今年的国情咨文仪式上,就有一些小朋友被邀请来见证国家最隆重的政治活动之一。

佩洛西年近八旬,一直被认为是一名自律克制、注意仪态的沉稳政治家。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曾在接受电视新闻采访时,表示即使两人存在重大政治分歧,她还是要为特朗普祈祷。虽然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有些肉麻,但是好歹显示佩洛西还是比较注意自己仪容仪表的。

这一次,佩洛西当众撕稿,尤其是当着可能平生第一次踏入国会大厦的小朋友的面,作出如此惊世骇俗之举,这或许表明美国的政客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中,已经越来越不在在意体面和道德形象了,让人怀疑美国的政治活动,是否已经失去了为民众塑造道德表率的功能。


▲ 当众撕毁特朗普演讲稿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Reuters

“养民也惠,使民也义”

中国人对政治活动的基本期待之一是,它能为人民提供基本的保障,例如保障人民免于疫病、极度穷困、外敌入侵。而目前新冠疫情在美国迟迟得不到控制,似乎在显示美国政治体制无力满足一些基本的保障功能。

新冠疫情在美国的爆炸式发展已经造成了超过16万人死亡,进入6月之后,疫情以更加凶猛的态势发展,日增最高达8万。其中在这汹涌的疫情中,健康弱势群体,即老人、有基础疾病之人受到的冲击最大,构成了死亡人数中的大部分,而这部分群体本是国家需要提供基本照顾的。

疫情在美国得不到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愿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换言之,目前美国政治制度的运作结果,是为了经济利益考虑,牺牲了弱势群体的生命利益。

美国一直在向外输出其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价值观。归国隔离期间百无聊赖,我又重温了马特•达蒙主演的两部大片《拯救大兵瑞恩》和《火星救援》。这两部影片,一部是以八人之力拯救一名士兵,一部是整个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全力拯救一名宇航员。这两部好莱坞大片向世人展现的,都是高度重视个人生命价值的美国形象。

但是在目前的美国,美国政府为了一时的短期经济利益,却迟迟不能采取坚定有效的防控措施,眼睁睁地看着许多健康弱势群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却无力挽回局面。在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这一基本国家职能领域,美国的政治制度可能也在经历着功能紊乱。

▲ 失控的美国新冠疫情。© Wikipedia

“君子和而不同”

美国可能是在西方国家中最强调多元化、最推崇宽容精神的国家。美国宪法中的政教分离、言论自由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做出过的判定焚烧美国国旗无罪、肯定同性婚姻合法等等判决,仿佛都在向世人昭示着,美国是一个允许不同声音、不同思想自由存在的国家。

但是5月底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大爆发之后,美国政坛似乎进入了强化政治正确原则、社会宽容度加剧收窄的过程。其实早在此前,像“#MeToo”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已经使得美国公共语境中,对女性、同性恋的非赞美性言论都成为了禁忌。至于将黑人定义为美国历史和政治实践受害者观点,更是成为了几乎不容否定的论调。

这一点甚至反映在了美国大学中。在目前美国的大学中,左派思想似乎成为了正统思想,保守派的声音很难被听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提及白人的文化特性、黑人社群本身的问题、男女差别之类的话题,轻则面临被训诫,重则面临失去教席的严重后果。这使得一些具有保守倾向的教师需要始终保持低调,在公开场合小心遣词造句。

5月份的黑人民权运动将这种政治正确观推向了极端,许多历史人物雕塑、历史遗迹,因为不符合目前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受到了损毁。这些极端行径的发生,可能表明美国宪法和政治体制的运作,也在鼓励多元宽容的领域陷入功能紊乱的状态。

美国政治正面临功能紊乱的三个可能原因

美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实践过程一度非常成功,至少没有阻碍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政治现在正面临功能紊乱的状况,既有可能是美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内在缺陷的表现,也有可能是旧制度在面临新问题时出现了应对无力状况的表现。

社会变迁造成社会分裂加剧

虽然美国一直在输出多元宽容的价值观,但是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以前,其实更多的是美国白人社群内部的多元化,是有基本共识的多元化。1990年代之后,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在冷战中胜出,在高度自信的心态中,西方国家将自己的自由民主政体确认为人类社会的正统政体,一度提出了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主张。

在这种自信的心态中,伴随着全球化到来,美国开始敞开大门、接受移民,尤其是接纳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经过近三十年的积累,美国社会中白人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目前非拉丁裔的白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降低到60%,在1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白人已经不占多数,失去主导地位只是时间问题。

非拉丁裔白人代表着美国的主流文化,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移民既不熟悉也不一定认同这种主流文化。但是在美国提倡多元、有意提升少数族群地位的主流政治文化影响下,白人社群忌于公开主张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不断地为非主流文化让位。

但是许多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不会不想,在匿名投票或者民意调查的过程中,依然会将自己的真实倾向表达出来。在美一年期间,我从未遇到过一位公开支持特朗普的美国白人,但是随着与一些白人朋友的交往深入,我发现有些人其实是认同特朗普的基本理念的。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利用白人保守选民的支持成功当选的重要原因。

共和党强调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涉。民主党强调平等和政府福利。在即将失去主导地位的危机感中,白人选民,尤其是保守白人选民越来越倒向共和党阵营,而移民后裔和少数族群越来越多地成为了民主党的铁杆粉丝。

保守的白人选民排斥扩大政府福利、反对政府拥有更多的干涉市场的权利,因为这些政策意味着他们需要与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移民后裔、少数族群,分享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很难谈拢,使得美国政治生活的分裂程度不断加剧,最终通过激烈的党争表现出来。

对政府的不信任传统影响政府发挥其应有功能

美国通过“造反”立国,当初的“造反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受后人景仰的爱国者、国父。美国国父之一潘恩有句名言:“一名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其祖国远离政府。”将国家、社会与政府对立起来,对政府、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态度,成为了美国政治文化中非常有特色的方面。

在这种对政府与政治权力的高度不信任态度中,美国的公众舆论中弥漫着对政府官员的鄙夷态度,媒体以批评和揭发官员错误为已任。在媒体眼中,政府与政府官员仿佛是带有原罪的个人和组织。美国的宪法制度实践,似乎也在不断加强着这种政治原罪文化,例如对政府官员的批评言论享有更高的宪法保护。

在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中,有时公民的不合作行为仿佛具有天然正当性。像在疫情治理期间,最初一些民众以宪法赋予公民的集会权、宗教自由权为由,反对各种隔离措施,甚至将其上升到反暴政的道德高度。有的民众竟认为疫情不过是政府为了扩大自己权力而制造的谎言。在5月份黑人民权运动再爆发后,更多的民众又以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反对警察暴力为名,无视各种隔离措施,拥挤在街道上从事抗议活动。

对政府的适当警惕态度有助于监督官员更好为民服务,但是过于猜疑甚至不尊重态度,也有可能助长政治生活中政客之间过度攻击、无所不用其极的倾向。而且当这种不信任态度发展到极端后,会使得当整个国家需要依靠政府的引导和组织,采取统一行动来应对某些特殊挑战,例如新冠疫情时,却无力行动,使得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从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美国对新冠疫情治理的失败,或许就是这种不信任文化会使国家治理出现功能紊乱的绝好例子。

个人主义文化使得整个社会难以形成共识

美国的移民社会背景使得美国自立国之日起,就强调个人奋斗与独立,表现出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这种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直白的利已主义即每个公民都将自己的个人利益考虑放在首位,在此前提下再去讨论对社区和国家的贡献。其次,这是一种高度推崇个人理性能力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具有充分的能力去收集、分析相关信息,并做出最有利于个人利益的决策。

在平常时期,这种个人主义文化会为个人留出最大发展的空间,非常有利于激发个人的创造力,最终推动整个国家创新发展。但是对一些存在着集体理性和个人理性冲突的公共问题,过度信赖个人理性判断能力的决策方式,却有可能使得整个国家的判断被个人偏见的累积效应带偏。

例如在这次新冠疫情的治理过程中,时至今日还有很多美国人对疫情的危害性持有不合理的低估态度,甚至拒绝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再如5月份的黑人民权运动爆发后,许多抗议者一度提出了要解散警察部门这种匪夷所思的主张。

这种个人利益优先、高度推崇个人判断的社会文化,也会阻止社会形成最有利于实现集体利益的共识。例如在疫情治理期间,有时反对隔离措施的民众和支持隔离措施的医护人员,会在同一地点举行针锋相对的示威。前者认为隔离措施会使自己的生计严重受损,后者则提出反对隔离措施的民众是将整个社会的负担施加到医护人员的身上。双方都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思考问题,都很难说服对方,更不用说形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识。

两个正被美国实践检验的问题

美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似乎正在检验着两个问题:现实中的公民应当被赋予多大的信任;多元化的社会需要一部怎样的宪法。

虽然美国宪法通过代议民主、宪法审查等制度设计,过滤和限制着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但是鼓励民众参与、决策权力下沉成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方针。网络自媒体的影响力日渐上升之后,民众与政客的沟通距离被大大缩短,民众之间也有了更便利的联合条件,这似乎都使得普通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了更大影响力。

但是在拥有越来越大的政治能量的同时,普通民众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判断能力没有出现质的提升,相反,在信息爆炸、各种诱导信息甚至假消息充斥公共空间的同时,普通民众更易于陷入迷茫状态,或者被各种高度情绪化的信息操纵,做出非理性的决定。

其实在美国宪法的设计中,制宪者同时考虑了对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两者的不可信任问题。但是目前的美国的政治语境中,讨论的更多的是对政客的不信任,很少谈及对普通民众的不信任,普通民众甚至更多地是以国家权力受害者的面目出现。面对选举压力,政客们更不吝于使用谄媚民众的话语,以人民的名义去剥夺人民的理性判断能力。

面对这些问题,宪法实施和民主政治是否需要重新提升对民众的不信任态度,以防止自决式民主走向自杀式民主;如果有这种需要,美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是否有这种革新能力,这些都是值得人们继续观察的问题。

美国是国家治理多元化的领头羊。美国宪法制度奉行严格的价值中立立场,政教分离原则、言论自由原则等等,似乎都在宣示政府在道德价值领域的中立地位。

但是特朗普的成功当选、近年来美国社会极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这些现象可能都在说明,宪法制度设计价值中立立场,不一定就会创造中立的社会价值文化,而且中立的价值立场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立场。例如对于美国保守派来说,左翼自由派的否认种族、性别差别的作法,可能隐含着对其价值观的严重挑战。

当一国的宪法实施不承认任何主流文化的存在,对于少数族群、非主流文化给予更多的重视甚至优待,这些作法究竟会更有利于宪法实施,还是会引发许多民众的排斥反应,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良机?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人们是否需要采取另一种思维模式的宪法制度?这是另一个在美国的宪法实施过程中还需要被验证的问题。

程迈

程迈

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中美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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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都观察家 | 责任编辑: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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