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9月26日，上海迎来第二届即2023世界设计之都大会。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造化万象”为主题，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支持，期待构建全球设计合作交流平台。大会在9月与伦敦设计节、米兰时装周等先后联动，致力打造“世界波”“国潮风”“科技范”。

大到飞机、汽车、博物馆，小到手机甚至芯片，无不闪耀着设计的光芒，除了我们所能看到的艺术现象，其背后还会传达出相应的“语言”与文化。设计本身是会说话的。

第二届即2023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作为建筑设计界的泰斗，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曾直言：近年来各个文化领域都在谈“文化自信”，但在建筑界，从教育、理论到实践，仍然深深打着西方的烙印。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要在当代语境下，对中西文化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比较，了解中西方文化各自的来龙去脉和优劣短长，从而真正认清世界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程院士认为，当前世界文化格局正在重构，中国建筑师的路既不在西方，也不在后方，而是在前方，应该以一种独特、同时也能为世界所理解、所共享的建筑作品和理念与国际接轨。

本文为程泰宁院士在2014年11月在由中、日、韩三国建筑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亚洲国际建筑交流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后被收录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文集》，题为“语言与境界”，由中国电力出版社2016年出版。此次出版，对发言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增补。】

【文/程泰宁】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建筑的现状，似乎与这一发展进程不相匹配，“干城一面和“缺乏中国特色”的公众评价，突显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方面的，例如，我们经常讨论的创作环境不好、转型期中商业导向的负面影响以及社会整体文化素质的制约等等。但是应该看到，在建筑创作中，缺乏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自己的哲学、美学思考，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建筑一直处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下。从好处说，西方现代建筑的引入，推动了中国建筑的发展；从负面来讲，在自身文化空白的情况下，我们的建筑理念一直为西方所事挟，在跨文化对话中“失语”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学者、建筑师，以至政府官员，在反思的基础上，倡导过“民族形式”“中国风格”等，但由于缺乏有力的理论体系作支撑，只是以形式语言反形式语言，以民粹主义反外来文化，其结果，只能停留在表面上而最后无疾而终。因此，建构自己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体系以支撑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重要问题。

程泰宁代表作：南京博物院

那如何来建构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更新的希望，就在于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自己”[1]。据此，我们需要首先来了解一下西方现当代建筑的哲学和美学背景。

三、在西方，“20世纪是语言哲学的天下”。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他物”，卡尔纳普则干脆把哲学归结为句法研究、语义分析。特别是近十几年“数字语言”的出现，似乎更加确立了“语言哲学”在西方的“统领地位”[2]。了解了西方这样的哲学背景，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西方现当代建筑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语言”的天下？耳熟能详的像“符号”“原型”“模式语言”“空间句法”，以至最新的“参数化语言'“非线语言”等。事实上，这些建筑“语言”都可以看作是西方语言哲学的滥觞。通过学术交流，这些“语言”也已经成了很多中国建筑师在创作中最常用到的词语。

程泰宁设计作品：中国海盐博物馆

对此我们应该看到，“语言”包含着语义，特别是它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建筑创作机制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解读，值得我们借鉴。但同样应该看到，由于它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忽视了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的深层次联系，很难完整地解释和反映建筑创作实际，因而这些“语言”常常是在流行一段时间以后光环渐失，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出的“模式语言”曾被捧为“建筑圣经”，曾几何时却风光不再，在创作实践中并未起到“圣经”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语言”为本体，极易走入偏重“外象”的“形式主义”的歧路。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以“语言”为本体的哲学认知与后工业社会文明相结合，西方文化出现了一种从追求“本源”，逐步转而追求“图像化”“奇观化”的倾向。法国学者居伊德波认为，西方开始进入一个“奇观的社会”；一个“外观”优于“存在”"看起来”优于“是什么”的社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反理性思潮盛行，有的艺术家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新奇”，“只有作品的形式能引起人们的惊奇，艺术才有生命力”。他们完全否定传统，认为“破坏性即创造性、现代性”。了解了这样的哲学和美学背景就不难理解，一些西方先锋建筑师的设计观念和作品风格来自何处。对中国建筑师来说，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否也需要思考：这种以“语言”为哲学本体，注重外在形式，强调“视觉刺激”的西方建筑理念是否也有它的局限？我们能否走出“语言”，在建筑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另辟蹊径？

四、实际上，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学者一直在进行中国哲学和美学体系的研究和探索。例如从王国维先生开始，很多学者就提出把“意境”作为一种美学范畴，试图建构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美学体系;近年来，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更是以“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为主旨，提出了以“情本体”取代西方以“语言”为本体的哲学命题。这些哲学和美学思考，是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深入比较和研究的成果。

尽管由于建筑的双重性，我们不能把建筑与文艺等同起来，但毫无疑问，这一系列研究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建筑理论以支撑建筑创作的创新有重要的启迪。

程泰宁设计作品：浙江龙泉青瓷博物馆

从这些研究出发，结合中国建筑创作的现状和发展，我思考，相对于西方以分析为基础、以“语言”为本体的建筑理念——我们可否建构以“语言”为手段、以“意境”为美学特征、以“境界”为本体这一具有东方智慧的建筑理念，作为我们在建筑上求变创新的哲学和美学支撑？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目是符合世界建筑文化多元化发展需要的。

五、结合创作实践，我把建筑创作由表及里分解为三个层面:即:形(形式、语言)、意，即意境、理(哲理、“境界”)。

第一个层面为形，即语言、形式。相对于西方对于“语言”的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美不言”“天何言哉”，禅宗的不立文字、讲求“顿悟”，几乎抹杀了语言和形式存在的意义，这显然有些绝对化。而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王昌龄的“言以表意”则比较恰当地表达了语言形式和“意”“神”的辩证关系。

按此理解，语言只是传神表意的一种手段，而非本体。

既为手段，那么，在创作中，建筑师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设计理念，可选择的手段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特别是在建筑创作的三个层面中，较之“意”“理”的相对稳定，“语言”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建筑师需要在充分掌握古今中外建筑语“意境”“情境合一”是一种有很高品言的基础上，不断地转换创新。我以为，走出西方建筑“语言”的藩篱，摆脱“语言”同质化、程式化的桎梏，我们将会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气中和”“含蓄典雅”等语言特色的同时，在建筑形式美、语言美的探索上力争有自己新的突破。

建筑创作第二个层面为意，即意境，意义。这里我们重点谈“意境”。

上面我们曾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语言”的绝对化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大美不言”“大象无形”的哲学思辨，也赋予了中国传统绘画、文学，包括建筑以特有的美学观念。从很多优秀的传统建筑中可以看出，人们已超越“语言”层面，通过空间营造等手段，进而探索意境、氛围和内心体验的表达，把人们的审美活动由视觉经验的层次引入静心观照的领域，追求一种言以表意、形以寄理、情境交融的审美境界。这给建筑带来了比形式语言更为丰富，也更为持久的艺术感染力。

“意境”“情境合一”是一种有很高品位的东方式的审美理想，是建构有东方特色美学体系的基础。对“意境”的理解和塑造，是东方建筑师与生俱来的文化优势，不少建筑师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想，进一步自觉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对于我们摆脱“语言”本体的束缚，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突破创新，是十分重要的。

建筑创作的第三个层面为理，即哲理。

我认为，建筑创作的哲理一一亦即“最高智慧”，是“境界”。

何谓“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手稿中说“不期工而自工”是文艺创作的理想境界。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妙手造文，能使其纷沓之情思，为极自然之表现即为‘境界’”[3]。

结合建筑创作，我认为这里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从“天人合一”、万物归于“道"的哲学认知出发，要看到，身处大干世界，建筑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单体，而是“万事万物”的一个组成分子。在创作中，摆正建筑的位置，特别注意把建筑放在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这样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考量，既重分析，更重综合、追求自然和谐：既讲个体，更重整体、追求有机的统一；使建筑、人与环境呈现一种“不期工而自工”的整体契合、浑然天成的状态，是我们所追求的“天人境界”。

其二，“境界”不仅诠释并强调了建筑和外部世界的内在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建筑创作本身的内在机制。以“境界”为本体我们可以看到，在建筑创作中，功能、形式、建构，以至意义、意象等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之间，并不遵循“内容决定形式”或“形式包容功能”这类线性的逻辑思维模式，也很难区分哪些是“基本范畴”和“派生范畴”[4]。在创作实践中，建筑师所建构的应该是一个以各种因素为节点的，相互连接的网络。当我们游走在这个网络之中，不同的建筑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创意，选择不同的切入点。如果选择的切入点恰当，我们的作品不但能够解决某一个节点( 如形式 )的问题，而且能够激活整个网络，使所有其他各种问题和要求相应地得到满足。这种使“纷沓的情思”得到“极自然表现”的“自然生成”，是我们追求的创作“境界”。

因此，从语言哲学和线性逻辑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以“境界”这一具有东方智慧的哲学思辨来诠释建筑创作机制，建构一种符合建筑创作内在规律的“理象合一”的方法论，将使建筑创作的魅力和价值能够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

此外，以境界为本体，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运用那些充满东方智慧的、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例如直觉、通感、体悟……这些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方式)需要在反复实践和思考中获得，它也体现了一种建筑境界。

在当今建筑思潮混乱、世界文化正在重构的大背景下，在反思中国建筑30年以至百年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深入比较和思考，以相反相成、互补共生、取长弃短、转换提升的思维模式，建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具有普适价值的建筑理论体系？我以为，这是可能的。

就我而言，我一直试图在创作中超越语言形式，对意境和境界--哲学和美学层面进行探索和思考。在这些基础上，逐步形成我的创作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审美理想。即: 把建筑视作万事万物中不可分割的一个元素的哲学认知，建构一种既强调分析、又强调综合的有机整体、自然和谐的“认识论”建构一种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进行转换复合的“方法论”;建构一种既注重形式之美更重视情感、意境之美的美学理想。这些是我在多年创作中的体悟。

当然，这纯属个人思考。但从这里，使我确切地感到：如果有更多的中国建筑师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积累，逐步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多元包容、动态发展的建筑理论体系是一桩很有意义、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事业。因为这一理论的逐步建立，不仅将帮助我们走出文化失语的怪圈、为建筑创新提供理论支撑，而且这一具有普适价值的理论体系也将能为世人所理解、所共享，从而真正实现中国建筑的世界走向。

在传统文化断裂，缺乏有系统的现代中国文化理论作支撑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一种新的建筑理论的建构是十分困难的。但这不是我们回避、甚至否定建筑理论研究的理由。作为中国建筑师，我们责无旁贷。如果考虑到这也是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更加应该为此尽力了。

注释：

1. 乐云、[法]阿兰李比雄，《跨文化对话》。

2. 以上参见李泽厚《能不能让哲学走出语言》。

3. 王国维，《人间词话》。

4. [美] 戴维·史斯·卡彭，《建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