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冠廷】

去年十一月中旬，我到达德黑兰时，这座有两百多年历史的首都城市正危机四伏。此时的德黑兰数月未下雨，持续干旱导致空气与水危机集中爆发，切实地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也使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提出了新的迁都计划。初到伊朗时，我曾因空气污染问题“喜提”了接近十日的小长假，所居住街区的停水频率从三天一次加密至隔天一次。与此同时，伊朗货币里亚尔掀起新一轮贬值潮。

我在伊朗生活的两个月里，人民币兑里亚尔黑市汇率从约1:15万跌至1:20万，最高时突破1:21万。汇率急剧恶化是2025年末伊朗爆发大规模社会游行的重要诱因。上述情况，构成了我在伊朗开展实地观察、访谈等活动的背景。

地铁站中的缺水标识（作者拍摄，下同）

在日常接触中，有几个人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位高度称赞巴列维王朝的咖啡店主理人，他在得知我的学习专业后，热情地向我介绍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如何“先进”“开放”“发达”，“雅利安之光”的君主如何英明神武，并认为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使伊朗的一切都变得更差了。

一位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但为了生计需要每天跑Snapp（网约车平台）的中年男性，他告诉我十年前他的月收入可折算为2000美元，如今收入仅相当于一百多美元；他坦言，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让他搁置了生育计划。

与这些个体的接触让我更直接感受到当地民众生活的不易，理解伊朗部分中产与受教育群体的生活困境。以下，笔者将较为系统地整理与另外三位伊朗人的交流内容。

01 一对阿塞拜疆人夫妻选择支持政府

首先出场的是H与N，这是笔者所结识的一对明确支持伊朗现行制度的夫妻。他们大概都在三十岁，是来自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人，丈夫目前在德黑兰工作，妻子则在德黑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们在伊朗政府组织的1月12日爱国大游行中相识，当时活动现场几乎没有外国人，我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简单的寒暄与自我介绍后，我们意外发现彼此还是校友，这种关系让我们迅速拉近距离。

在交流中，笔者明显感受到二人对伊朗国家与宗教的认同与热爱。尽管经济状况不佳、个人消费不得不收缩，但经济困境并未让他们像同期抗议者那样否定国家与体制。H和N都认为伊朗的现存困难是国内事务，容不得外部插手。同时，H告诉我，他在守护街区清真寺时，亲眼见到抗议者持刀滋事。

他们认为，最初的抗议在外力干预下迅速变质。和平抗议是合理合法的，也为领导人所接受，但支持小巴列维、受其煽动上街的学生，既不冷静，也未认真思考国家未来。他们不认为官方的应对措施失当，并向我说道，安全部队对暴乱者采取的措施是克制的。

谈及美伊关系，在集会现场，他们与周围民众一道高呼“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等口号。但在随后的私下交流中，他们也说需要区分“政客与普通民众”的观点，并明确指出是特朗普、内塔尼亚胡等有特殊利益的少数人，推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与军事威胁。H对我明确表示，一旦战争爆发，他一定会加入抵抗的队伍。

德黑兰地铁站的苏莱曼尼海报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尤为正面。无论是出于真实所想，还是对我的“独家定制”，两人都强调中国是伊朗“真正的朋友”。H告诉我，他的父亲两年前买了一辆JAC（江淮汽车），除了价格相对昂贵，他对其他方面都很满意。

在H与N身上，难以看见简单的“宗教—现代”对立。他们受过现代教育，能够深入讨论国际政治话题，愿意理解不同具体存在的人，同时对宗教保持高度认同。这一观察与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中的论述相呼应。埃斯波西托指出，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核心并非对现代性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试图以伊斯兰作为总体生活方式、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政治与社会蓝图。将伊斯兰与西方、原教旨主义与现代性、传统与变革简单对立遮蔽了现实的复杂性。事实上，许多伊斯兰主义者的情况与H、N相似，接受现代教育，在专业的技术岗位工作，并参与政治活动。

马克思曾言，“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可能在经济困境与外部压力并存的条件下，伊朗“宗教与国家”的紧密互动与其形成的官方叙事，成为H、N都愿意支持、维护现行体制的重要原因。和他们持相似观点的人应该占伊朗人口的相当大部分。因此，对伊朗宗教与政治的理解，应当将其视为整个文明历史进程的产物，而非抽象教条的简单拼接。

02 一位疏离政府的大学生

第二位是M，25岁，目前就读于德黑兰阿扎德大学的分校，正准备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M生活在德黑兰中部的中产家庭，家里为其购置了伊朗路上常见的“标志206”汽车，他在课余时间通过Snapp兼职补充收入。我们的相识始于对汽车与交通的讨论。

M对汽车产业有着浓厚兴趣，精于汽车改装，但是迫于伊朗警察的压力，他最终只更换了难以从外观发现的汽车引擎。现代工业中，汽车的设计与生产质量构成其评估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准之一。他对伊朗国产汽车持负面态度，认为其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本质上是外国车型的“盗版车”。

相较之下，他对中国汽车产业在2020年后的发展表现出明显认可，尤其肯定吉利、比亚迪、奇瑞、红旗等品牌在设计与动力系统上的突破，他尤其喜欢红旗汽车具有浓烈中国元素的设计风格。他告诉我在德黑兰路上所见到的有贯穿式尾灯设计的汽车“基本具有中国血统”。但即便如此，认可并未转换成实在的消费选择，他表示自己不会在现实条件下选择购买中国汽车。

德黑兰街头的中国汽车

在其叙述中，德黑兰南北部的“上下城分化”不仅体现在居民的收入水平上，也表现为街区环境、房租价格与治安状况的显著差异。他明确表达了对城市拥挤状态的不满，并对部分来自南部地区不惜花费数月收入进行装扮而到北部“满足虚荣”的人持戏谑态度。区位被附加上了生活秩序、社会地位的价值内涵。

谈及中国时，M的认知来自互联网信息。他对中餐有一定了解，但不多。例如他告诉我他爱吃“照烧鸡寿司”“糖醋肉”和“韩式泡菜”，这是德黑兰不少“中餐厅”所提供的菜品。他对“摩登上海”抱有强烈向往，喜欢“具有魔力”的城市天际线与夜景，但直言“我没有钱去中国旅游”。

在教育层面，他告诉我，他的专业是父母选择的。在伊朗，医生、律师和工程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家长也有“望子成龙”的希冀，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比他们更多的教育。而与中国不同的是，伊朗中小学教师的地位不高。

M对阿扎德大学所设置的如“神圣防御”（Sacred Defence）等课，表达了明显不满。此类宗教与意识形态课程是必修课程，在其本科阶段多达八门，他认为这些内容与专业能力培养无关。在进一步交流中，他给我介绍了伊朗高中阶段的四种基本分流方法（实验科学、数学物理、人文、艺术）。

一开始，他表示他的本科学费很昂贵，一学期学费约合人民币300元（按照当时汇率为换算为16万）。当我告诉他我在中国的学费为四千元一学期的时候，他无比震惊。谈到就业问题，他说决定继续学业以规避军事服役。

抗议期间，M的态度出现波动，他在抗议爆发后的前几天中对我说这是伊朗人的日常操作。断网后他愈发紧张，那段时间只能通过反对派媒体“伊朗国际”获取信息，因此对官方的应对措施产生不解、不满。

应该说，M的生活稳定地处于德黑兰的平均水平之上，但我也发现他对未来存在焦虑。出于家庭的原因，他不完全否定现存体制，但也认为国家存在诸多弊病，不能说服自己认同现状。

03 一位反政府的技术人员

第三位交流对象是A，这是我最早认识的伊朗人。某天我在路边吃饭，A主动上前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我们便沿着市中心的革命大街聊天。据其自我介绍，他曾供职于地铁系统，现从事科技行业。在此前的工作期间，他曾三次来到中国洽谈合作，去过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并夸赞这些城市的地铁发达程度令人震惊。

A对中国的认识主要从书籍知识同个人经验的结合中获得。他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认为伊朗缺少中国那样的历史延续性。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我想了半天才知道他说的是《孙子兵法》。他感慨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能像中国一般可以仅用七十多年便取得如今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中国的发展转折点是改革开放，向我强调市场化措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的逻辑基于经济问题，认为经济问题是左右社会的核心，社会就会自然良性运转。

与A对中国的极高评价形成对比，他对伊朗官方工作的评价是“混乱”“内耗”“低效”，他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点对点关系，但在现实中，但现实中政客常就问题长期扯皮，时间与资源在内耗中被虚耗。当笔者提及补贴及其改革时，他直言现金补贴仅约2.5美元，对民生无实质助益。除此，他还将情绪发泄到补贴改革相关人物身上，甚至发表人身攻击言论。

A在便利贴上画的政策制定流程示意图

革命广场是德黑兰市中心人流量较大的地方，着装禁令有所放开后，我目测当天革命广场约有三成的人未佩戴头巾。对此，A认为这是在“十二日战争”后，政府不得不放松管控的妥协结果，但规定与束缚可能随时就会收紧。他又顺势聊到战争，他对“以色列点对点的、针对伊朗高层的袭击”持无所谓的态度，但前提是“无平民伤亡”。A表明不会为现政府献出生命，但当外部入侵时，他会“为民族奋战至死”。这种分裂的态度在伊朗社会中并不少见。

然而，我认为A的话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他指着路边来去匆匆的人们说，伊朗最核心问题是经济太差，伊朗普通人月收入仅约110美元，而个人与家庭基本生活支出需200美元，因此，“社会里没有胖子，因为都在饱受饥饿”“人们只能挑出不破的衣服穿出门，避免被人嘲笑”。他的言论在我看来比较偏激，夸张的成分居多。理论上，低收入者更易选择廉价高热量食品，反而更易肥胖。另一方面，笔者常在街上看见健壮的甚至肥胖的伊朗人。

A在便利贴上写的收入与支出的内容

最后，A提醒我注意安全、尽早回国，他认为“以伊一周内或再开战，最晚也不会超过一个月”。A在谈及伊朗国内的现实所表现出非理性化、情绪性的一面和他谈论中国时的较理性克制不同，或许源于他对伊朗现状极度不满却又深感无力。

小结

总体而言，在德黑兰生活期间，笔者接触到的大多数伊朗人态度友善，极少有人公开表露恶意。在愿意交流的人群中，无论其财富水平、受教育程度或与政府的关系如何，他们中的大部分往往都不避讳谈及自身面临的各种困难。

尽管伊朗存在较多社会问题，但其内部仍保有社会凝聚力。与其他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伊朗民众的健康与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伊朗社会对当前的不满可能并非因为民众基本生存受到威胁——对未来的期许与停滞的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才是他们失望与不满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