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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反垄断之外,也要想想怎么让互联网社会主义纵横天下

陈经

陈经

风云学会会员,《中国的官办经济》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1-06 08:02:23
导读
从平台垄断到员工猝死,互联网平台在野蛮生长之后开始承担发展带来的后果。如何防止资本扩张加剧社会分化,如何让技术解放而不是囚禁人,成为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曾在观察者网刊文《淘宝、蚂蚁们是宝贝,管好了孕育着互联网社会主义》,提出管理平台公司,关键是要将其使用公共资源创造的价值“萃取”出来返还给公众,体现互联网的社会主义价值。本文为风云学会会员陈经对赵燕菁文章的回应,再次探讨互联网平台管理问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经】

互联网反垄断风潮真的起来了。先是某巨型金融科技公司上市被叫停,2021年第一天又爆出新闻,深圳两个最知名的IT企业,在手机游戏渠道分成上打了一场“闪电战”。

在美国与欧洲,巨型互联网公司的垄断已经引起很大的社会关注,拆分、数字税等多种针对性方案都在酝酿中。现在中国也是时候建立互联网发展、管理的理论基础了。

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最重要基石之一。对土地制度研究很深的赵燕菁教授,在观察者网发表了《淘宝、蚂蚁们是宝贝,管好了孕育着互联网社会主义》,文中提出了“互联网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笔者借此进行一些基础性的探讨。

近日一位行业大牛聊到,在写文章研究“党建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我会心一笑:上面派的写作任务,可以理解。但是解释之后才发现,这是个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还真不是官样文章。党在公司并不直接占有股权,为什么能在公司治理上有发言权?这不能生拉硬扯,而是需要深刻的理论思考。公司治理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规范,党对社会规范有发言权就是自然的。用什么形式、什么能说、什么不应该干涉,还是需要仔细研究的。

“互联网社会主义”也类似,基础问题很重要。不能只看具体一个事情,谁有理谁没理容易变成站队运动,需要对整个领域进行深入仔细的探讨。

一.互联网平台的性质:更多选择

互联网公司历史都很短。但如果问,什么东西在人们的生活中会长久存在?就会发现,一些互联网平台APP会是显然的候选。一般的公司,时间越长公司延续的机会越小,刚出来的公司大概率活不了太久。但是互联网平台不是这样,有些反直觉。

APP平台在大战几年取得头部地位之后,就可能一举解决了极长时间的存续问题。例如微信,出来还不到10年,人人手机里都有也就四五年的历史。但已经可以设想,微信会在人们生活中一直存在,几十上百年都能想象。

有人说,新的IT平台会冒出来取代旧平台。但这是有尽头的,不会一直取代下去。到了一定程度,互联网平台会优化、演化,但不会被取代、废弃。人们用过很多种即时通讯软件,最早的icq、yahoo messenger,后来的msn,都被取代了。但近年来就比较稳定了,各类平台显出了“世界大战”后格局初定的迹象,能发起挑战的新平台不多。

上图为2010年7月,中国APP月活最多的12个APP。这些APP现在都还在,月活数一般都有不小增长。当时可以说是一片蓝海,还有极大增长空间。

10年之后的2020年7月,前12大里出现了7个新的APP:微信、手机淘宝、爱奇艺、抖音、腾讯视频、拼多多、快手。月活数最少的也超过了4亿。在10年前,不可能想到会是这些APP,可以说面目全非,重新洗牌。再过10年,前12的会是哪些APP?这不需要多高的想象力,其中一些显然会继续存在:前8应该不会掉出去。

微信可以说界定了中国APP月活的上限,10亿真差不多到顶了。有的新闻说微信月活超11亿,是指英文版的wechat数据也加上。其它APP的用户数据增长速度也降下来了,各自领域天然就会有个难以突破的上限:别人就没这个需求。

可以放心大胆地预测,接下来10年,不会有即时通讯APP能对微信+QQ的体系构成威胁;淘宝拼多多等购物平台会继续大战,地位没那么稳,其它APP也会导流来吃这块,但不会忽然跑出一个全新的玩家,不是生死存亡的危机;刷剧、长短视频还是那几家,互相串串业务,也有别的大家伙导流过来玩。会有混战,但不会打死人。

线上人多的就是这些事:即时通讯、购物、视频、资讯、娱乐八卦。战场延伸到生活领域,打车、外卖、本地生活,也有4亿月活规模了。但是格局也基本定了,打得再激烈也还是那几家。

一些传统基础设施相关的领域,格局定下来更早,约20年前。发电供电、铺路修桥、网络电信领域,会一直是那几个企业集团。因为独特的体制优势,这些企业代表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基础设施类企业在中国特色的管理制度下,稳定地不断优化。放到全世界,只要市场放开,也能碾压对手。不需要任何想象力就能断定,这些企业集团会一直存在。在这类领域,很容易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天下无敌。而且确实是社会主义,不图挣钱,收的钱相当对得起服务。

APP平台大战,已经能看到“大结局”:它们会变成稳定的基础设施。人群沟通已经足够方便,就那几种方式,线上娱乐、本地生活入口都稳定下来。这是传统基础设施概念的延伸。

传统的基础设施,水电煤气、交通、通信,有这些才能“活得像个人样”。没有就成原始人了,社会主义不能接受。这些服务不可或缺,但也没有太多选择,服务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互联网平台不是这样的,没有它们,人们也可以过现代生活,而且还算是常规生活模式。打开电视刷剧,功能机找几个人打麻将,超市菜场街边店,马路上打车,钞票支付,互联网与我无关。有时还有“保卫生活”的呼声,拒绝互联网过多侵占。

互联网平台是关于选择的基础设施,不是必选,胜在多选。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联通世界,提供更多选择。原来的生活也是选择之一,不消灭,只勾引。通讯软件比电话能传递更多信息;网购比肉身逛街要便捷丰富;网上刷剧比电视刷剧要自由痛快;新媒体资讯比传统媒体要迅捷多维;网络游戏比麻将更容易组局。但是原来的生活模式也有优势,根据不同细分场景,仍有规模很大的基本盘。不会有多少人完全放弃传统生活,但完全拒绝互联网的人也越来越少。

互联网的形式会变,以前是PC平台,再是手机平板移动平台,以后可能会有车联网、物联网、VR平台、生物神经芯片联网。科幻小说早就描绘了这种场景,身边物品随时能调出个界面(《三体》),或者SSI系统直接与大脑相连(《云球》)。但是互联网的内核会一直是“联通世界,提供更多选择”。

互联网基本没有产生之前绝对实现不了的业务内核(除非是关于互联网本身的),购物、娱乐、直播都有“老办法”。它只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来完全成业务。

无论如何,更多的选择是进步,是持续改进,旧选择也还存在。社会主义拥抱互联网,用更多选择走向高级阶段乃至共产主义,而不是强迫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在初始阶段,更多更好的选择通常并非存量博弈,而是会带来新的增量。

到现在,还出现了选择过多的迹象。人们看手机屏的时间已经饱和了,APP们需要争夺存量时间了。选择极大丰富,蓝海时代已经过去了。王朔写道:如果你什么也不会,就当作家吧。这个“当作家”的选择成为了现实:网络作家超过1000万,签约作者70万,产生了2600万部作品,大大超过了过去所有年代作品的总和。

从缺少选择,到选不过来,只不过短短十多年。这就是互联网的神奇作用。

二.互联网渠道引发经济革命

互联网是基础设施,互联网APP是信息的渠道,不是信息本身,更不是实物商品。互联网最主要甚至唯一的经济价值就是渠道,软硬件维护还得花成本。

渠道(channel),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最核心的词汇之一。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里,渠道是计划的一部分,必须存在,但价值不大。没有选择,渠道就没有太大价值。

需求-供给曲线:价高供应多、价低需求多

在一个经典的“需求-供给”价格曲线里,消费者直接看见商品,根据市场价格高低,理性地作出消费选择;生产者直接与需求接触,根据价格与利润,理性地生产。这个假设极其理想化,往往偏离实际情况。一个批评是,很多情况下消费者或者生产者并不理性,有时理性本身就难以定义。

更大的问题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并不是直接打交道,中间有“渠道”。如果没有渠道,消费者可能只知道一个价格,不知道东西在哪;生产者也只知道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但不知道谁会来买。这让交易变得十分诡异,难以捉摸。

在科技水平够高的现代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不再短缺,也有货币理论为经济提供足够货币,群众也愿意过好日子,理论上来说需求和供给很容易“速配成功”。消费者愉快地消费,生产者开心地生产,央行体系为二者印上足够的“快乐券”。实际情况却是,消费者情绪忽高忽低,生产者决策荒腔走板,周期性地发生危机,失败者众多。社会因此压力重重,不时走向过度竞争。危机的根源说法有多种,“渠道”的不靠谱在其中作用日益明显。

渠道的最本质特征是“信息不对称”,不然渠道没必要存在了。如果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交易,信息摆在台面上,两者博弈会很简单,买或者不买,讨价还价,就这么点事。生产者比消费者更专业,信息有不对称,但是这种不对称处于较小状态。虽然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但是消费者面对多种选择可以拒绝交易,通过反复多次博弈,吃的亏不会太大。

但是秉持资本主义逻辑的渠道,会在两头都建立“不对称”的信息优势,扩大这种不对称。一边,它面对很多的生产者;另一边,它面对很多的消费者。计划经济渠道主动消灭了这种信息优势,“公平”地定下了价格,伟大的理想换来的却是僵化的结局。渠道需要活力,但也引入了魔鬼的诱惑。

渠道会诱导消费者的不理性,或各个击破,让整个生产-消费环节产生更多“毛利”;渠道也会压榨生产者,在利润分配环节抽取更多利益。

把“信息不对称”扩大,就是渠道的最大武器。生产者光看到市场价格没有用,接触不到消费者,卖不出去,价格再高都是虚的。消费者时间精力有限,通常只会按渠道安排的方法消费,不会上天入地折腾出最省钱的方法。面对渠道,消费者和生产者通常都无力抵抗。而资本义主义老钱们,即使是生产发家的,也会逐渐盯上渠道,最后变成狠辣的收租者。

有些传统渠道的“信息不对称”操作是直接赤裸裸的。例如中国很多出口商品,由于缺乏渠道,只能卖给“进口商”,加几倍的价到消费者手里很常见。光生产,不掌握渠道,利润率很难提高。在先进机器武装下,中国工人的绝对生产效率已经吊打发达国家工会蛀虫,但是收入仍有数倍差距。

有些“信息不对称”操作比较隐蔽。渠道控制者会去造势做局,提前介入有希望的渠道分肥。美国政府官员与大公司的旋转门,提供了大量隐蔽的信息,金主有政治献金抽资。有些项目只有圈里人知道,悄悄分配完了。大量成本消耗在渠道利润里,生产者挣点小钱。表面上“信息公开”,干货信息没有引路人根本看不到。美国贫富分化非常厉害,底层的信息等于资本灌到嘴里的渣,无知得可怕。

地产经济,其实算是信息比较公开的,因为价格算是透明,买卖的人群并不难接触,中介提成不高。主要还是资本的力量,直接通过博弈从商业流程里拿走一部分利润,不需要太多信息不对称。所谓“资本坐着收地租”导致贫富分化,经济模型上并不成立,很容易防备,随便来点房产税、遗产税就破功了。资本主义比地主经济高明,收房租不断滚动开发致富,不是常见模式。人们可能对香港地产印象过深,资本主义并不是这样的,香港资本对各类渠道的控制是非常厉害的。高地价也可以理解为控制渠道的一个办法:如果地价不高,谁都可以很容易地开公司,旧的渠道利润就会受威胁。

在互联网大行于世之前,传统资本主义受限于渠道的固有弱点,其实是逐渐走向僵化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观察到,资本的回报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也就高于劳动回报。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其内在根源很可能是资本控制的渠道,有“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而且这种不对称优势在不断强化,社会就日益不公平。

2013年,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吗,再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的根源

很容易看出,互联网“联通世界”的特长,会带来一场“渠道革命”。互联网新贵,对旧渠道老钱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

首先要定性:互联网渠道是一种进步,比传统渠道的“信息不对称”不断恶化要好。

有了互联网渠道,如果不是偏执地认为“就是坏”,不难发现其优点。海量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本来不可能接触到,通过互联网渠道,居然真就聊上了。“市场价格”也直接呈现在平台上,不需要自己去逛街打听,男女都省下了无数时间去打游戏。而且市场价格可信度相当高,远比自己瞎打听的靠谱。可以说,传统的“需求-供给”曲线,有了互联网渠道,才算是像回事了。

因此,基于互联网渠道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革命,是巨大的进步。

例如引发愤怒的“地产租金”,其实受互联网渠道的压制很大。不景气的商铺到处是,商铺投资价值远不如住宅,主要因素就是互联网渠道。互联网的缺点是,人的肉身没法住进去。如果人的意识能上传到云里,住宅价格肯定就崩盘了。

有时互联网渠道的抽头比例之高,让人触目惊心。苹果借系统安全名义,大搞APP Store垄断分成30%,不许自己安装,这是最狠的。安卓手机开发商都搞自己的应用商店,“渠道服”联运有时抽头能到50%,但由于不禁止“官服”与第三方应用商店,实际垄断没苹果厉害。游戏平台有时会抽70%以上,比例是很高。

这种抽头比例极高的,都是虚拟商品,因为复制不要本钱,数量决定成败。公平地说,还算是信息对称的博弈,决策简单,不需要钻营去找隐藏的信息。游戏和APP开发者有钱赚,才会同意抽成。厉害的开发者出场博弈的时候,抽头比例会变,新的渠道会产生。虽然抽头很凶,但是生态还是繁荣起来,很多开发者内心觉得分成可以接受,简化了营销。

实物商品或一些服务交易,互联网渠道的抽头会少一些,有时免费,20%就算高的了。和传统渠道相比,并不会更加凶恶,当然也谈不上良善。例如传统出租车司机交的份子钱与网约车被收掉的平台提成,大致会形成一个平衡,打车的绝对人数有大幅增长,这是业务的基础。

在引爆争议的金融业务上,互联网渠道也是一个革命。

金融交易的最核心问题是风险控制。传统风险评估是一门玄学,因为可能的交易对象实在太多,必须用某种流程来控制风险,个别天才的灵感难以体现在流程中。这带来了巨大的“程序性”麻烦:没有人手,只能僵化处理。总结了无数血的教训,金融交易仍然不时爆雷。

互联网通过丰富的渠道数据、自动化高效汇总处理,在风险控制上可信地取得了突破。只要数据够多、算法够细致,就可以实现靠人绝对做不到的风控水平。实际上算法并没有太大难度,“金融科技”无非就是并不出奇的代码,主要还是要有数据。互联网渠道促进了交易,还留下了数据,这是一个革命。传统渠道的数据统计是个灾难,统计局吐槽无力。

有时互联网金融给人以“不靠谱骗钱”的印象,那是因为渠道被用来骗钱,而不是用来控制风险。通过监管解决这个问题不难,意识到位就可以了。

三.互联网社会主义的运行原则

通过前面两节的讨论可以看出,互联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互联网的社会主义,只会是初级阶段。

发展方向,是把互联网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升级。互联网要用社会主义原则来管理,而社会主义也要进化成基于互联网的高级阶段。

1. 第一个原则:互联网是“社会主义基础设施”

互联网平台不是一般的企业,是影响巨大的特殊企业。要像传统基础设施相关领域那样,把互联网做成另一个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横天下的无敌武器。

这是大有希望的,但又不是自然演化就行的,需要有意识地“顶层设计”。不应该用防火防盗的监管式说法,而是给任务,委以重任,不时评估任务的初心,注意纠偏。

互联网反垄断,如果是为了防止形成垄断集团,只是过去传统思路的延续。对互联网反垄断,是为了把握大方向。互联网具体是不是垄断,如果在过去的框架里扯,只会空耗律师费,根本扯不清楚,或变成权力压服。中国的水电煤气电信是不是垄断,这根本扯不清,就不应该这样讨论问题。

可以放过一些模糊条文,不要纠缠技术细节与语文,按“第一性原理”进行效果评估。能够帮助社会主义升级的就是好的,阻碍社会主义升级的就是坏的。

互联网企业的资本以及企业员工,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沟通。互联网企业老总们社会影响巨大,但如果因为监管风向变了,就变成反面人物,这样翻云覆雨,阻碍的不只是企业发展,还有社会便利和人的进步。

缺的是沟通、升华。官员们、学者们、老板们、员工们,一起和谐地学习讨论,将互联网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一定能发现美好的互联网社会主义新世界,并亲手把它建设出来。

互联网平台,将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社会主义应该是选择丰富的,而不是单一呆板的。并非不要钱,但最好普惠,物超所值。这是可以实现的,海量的人口与超牛的生产力,能够生产巨量的实物与精神产品。在互联网社会主义,这些产出被高效地分配给消费者,让中国变成世界羡慕的,既有高效率又多彩多姿的社会。

2. 第二个原则:互联网是正面的社会主义经济渠道革命

互联网渠道,不断取代传统渠道,这个事不仅没法避免,还应该加速推进。互联网渠道提供更多选择,还有更多数据,优势是碾压性的,技术性地观察,没理由不加速发展。

但是渠道革命,当然需要是正面的。什么是正面的,就需要用社会主义原则来评估。

渠道革命,不能搞成计划经济式的僵死,需要市场经济式的高效率。具体手段是开放的,并不是说市场就比计划强。不断优化提高效率,这本就是互联网代码与算法的拿手好戏。

中国的互联网平台有能力让世界看到,什么叫持续迭代优化。将世界上的关系建模之后,优化进程会以惊人的迭代速度,迅速改造社会。这不是传统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而是算法与逻辑的胜利。计划与市场放一边,show me the code。

中国的优势是社会主义,国民心怀主义,就不那么自私。不是说自己的钱捐掉,而是不那么矫情地搞“隐私”。如果个人数据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庭,那么交出去有什么不好呢?都不交真实数据,最后算法空跑,迭代靠的是虚假刷出来的假数据,互联网反而会被扭曲。

这方面不能一味学习西方搞数据保护,弄得好像互联网上全是坑。有坑给它填掉,要让互联网像中国社会一样,治安良好,人们安全感爆棚,自由自在地随风奔跑。

互联网治理的重要一点,就是要抓互联网治安,扫掉一些和社会主义建设背道而驰的渠道。现在互联网是有监管的,但是重点似乎偏向一些规章制度,自查自究免得影响平台运行。其实有很多在互联网中钻规则漏洞,生财有道薅羊毛的行为。

这方面中国是有反面教训的。一些唯利是图脑子活泛的“人才”,为了导流,做了不少无底线的事。渠道变现的手段非常多,如果不在圈里,很难想象。

例如,疫情初起的时候,很多人在微信里搜“买口罩”。有人紧急注册“买口罩”公众号,一搜就出来了,里面提供电话联系信息,就成了流量入口。不是说这个不对,而是说互联网上的事有时超乎想象。

再例如,有人把抖音上的视频稍改改搬到微信的视频号,引流收入就很高。这类抄袭行为绝对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序良俗,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这需要多个平台配合,有一些技术难度。如果渠道革命变成了抄袭横行,那就是没管好。

其实大平台的渠道监管倒是较容易出成果,问题不大。只要不忘“互联网社会主义”的初心,又有广大用户、政府机构帮助提醒,待遇好、人才众多的大平台怎么可能不成为社会主义的优秀标兵企业?

大平台的资本把道理想通,不纠结家长里短谁有理的条文细节,不搞资本主义式的“契约精神”诡辩,拥抢互联网社会主义。振奋精神通过渠道建设努力改造社会,这本来就是很多互联网企业的精神内核。

3. 第三个原则:互联网社会主义以控制“信息不对称”为公平基础

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就是公平,而且这是群众特别看重的原则。有些社会精英知道效率优先也很重要,但是理念发生冲突时,显然公平更容易成为大众选择。

传统资本主义渠道大搞特搞“信息不对称”,扩大信息优势,成为贫富分化的根源。互联网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有效控制“信息不对称”,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

这方面需要有基本认识,有些“信息不对称”是内生的、不可消除的,如卖家通常对成本比买家更清楚。追求绝对公平,绝对的“信息对称”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好处。原则上应该是,控制“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要让其恶性发展;接受自然的不对称,不要像“信息上帝”那样强行去干涉市场博弈。

渠道利润分成博弈,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原则上不应该干涉。但是渠道建设需要自由,不能人为堵掉造成垄断。

苹果的垄断是不好的,不应该借口安全,不允许官网或第三方渠道安装APP。公平的做法是,苹果可以审查安全性,收费审查、发布安全编程规范、禁止不安全操作,但应该放开平台。苹果的做法会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用户没有办法接触到信息,只能经苹果的特别通道。即使用户通过别的渠道知道了信息,这信息质量也大降,因为还是没法自由安装,除非不用苹果平台。

中国平台的突出的问题是“大数据杀熟”,这会极其严重地恶化“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平台本来应该公布公允的市场价格,赚取合理的渠道利润,正如大多数企业做的那样。平台企业利用大数据对用户画像,同一商品给出不同价格,这就是虚假信息了,是最严重的恶化。

什么是“自然的信息不对称”,什么是“恶化的信息不对称”,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水平。

“大数据杀熟”这类问题,原代码级别的监管应该不难找到证据。把互联网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讨论清楚,相关的监管手段就好名正言顺地推出。

以上三个“互联网社会主义”的运行原则,还比较粗放,需要业界人士、有识之士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索。但是中国已经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有望率先实现基于比特数字的先进社会。

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并不是在喧嚣过后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而是暂时停下来进行总结,之后更有目标有方向地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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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经

陈经

风云学会会员,《中国的官办经济》
责任编辑
张广凯

张广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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