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观察者网：您介绍过自己从事的是戒毒方面的工作。据您观察，目前在中国流行的毒品有哪些？

陈敏：以前最流行的是海洛因那种半合成类毒品，这种毒品受限于种植产地以及人工因素，进入我国相对困难。

但现在普遍流行的，是化学合成毒品。化学合成毒品在我国流行有一个“优势”，即我们是化工原料大国，很多时候在网上也能找到一些地下毒品工厂所需要的化工原料。海洛因、大麻属第一代传统毒品，冰毒、摇头丸等属第二代传统合成毒品，前两代毒品尚未根除，目前又发展出了第三代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虽然制作合成毒品所需的化工原料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但毒品的更新永远比法律更快一步。

我以前提过的“上头电子烟”里面使用的是人工合成大麻素。在美国留学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在美国吸大麻是很常见的事。大麻跟毒品一样，有些人吸多了、吸久了就会产生耐受性，想追求更强烈的感觉，要么增加剂量，要么增加吸食频率。而现在一些地下毒品工厂通过化学物质合成的所谓“人工合成大麻素”，其具有迷幻作用的四氢大麻酚（THC）含量是植物大麻的n倍，这个“n”没有具体数字，但至少三位数起。效果上，其吸久以后对人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伤害非常大。

2019年8月，美国新泽西州三名高中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电子烟在高中屡禁不止，一些朋友吸食成瘾  视频截图

由于原料易得且工艺“先进”，这种毒品在我国很容易兴起来。上头电子烟最开始出现在美国，新冠病毒被发现之前美国出现的“不明肺炎”从文献上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通过电子烟吸食大麻后患病的，而吸食的这些大麻里有些是从植物提取的植物大麻油，有些就是人工合成大麻素。留学生或者去美国游玩的国人看到这些上头电子烟，可能就觉得有趣，就带回国内或者邮寄回来，慢慢就在国内流行起来了。

我国从2018年就开始出现上头电子烟，在网上、在朋友圈疯狂地销售，很多人不了解，以为这不是毒品，包括很多商家也表示可以过尿检，不会被检测出是吸毒。确实对于此类毒品目前没有专门的快速检测工具，现在的尿检板能检测出海洛因这类的知名毒品，但是这些人工合成毒品的还没有。

以前流行的海洛因由于大多数人都知道其危害，所以吸食群体在慢慢减少；冰毒、麻古这类毒品我国能精准打击，特别是在限制原材料方面，此次禁毒办发布的禁毒报告显示了这类毒品价格上涨了一倍多，表明相关毒品打掉了很大一部分。而现在及未来的流行趋势，将是第三代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而且新毒品很可以衍生出很多“花样”，比如把冰毒的化学结构稍微修改一下，会变成一种新的化学分子，就可能成为一种新型毒品、具有兴奋和致幻作用，但是在法律文献上面找不到禁用标准，造成毒品研发领先法律的局面。

7月1号，我国正式实行了对人工合成大麻素的全面管制。人工合成大麻素有很多类型，如A系列、B系列、C系列。以前我们管控A系列和B系列、发现即当作毒品处理，但别人就可以研发C系列、 D系列。现在整体全部列管之后，只要是人工合成大麻素，不管是哪个系列都受到管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一个采取这样严格措施的国家，这么做对于未来限制毒品流通是十分必要的。

观察者网：您平时工作中接触过不少吸毒者吧？我看过一些关于戒毒的纪录片，大家都知道吸毒很难戒掉，那么依您的经验，怎样才能完全戒掉毒瘾？

陈敏：我是戒毒工作者，在戒毒医疗机构工作了七八年，经常要跟吸毒人员打交道。我了解过他们为什么吸毒、怎么获得毒品以及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吸毒。现在在网上科普了这么久，很多人也会想跟我聊一聊，所以接触这类人的机会比较多。

所谓戒毒难，难点不一定在于抵制毒瘾，吸毒成瘾也不单单是一个生理问题。如果是简单的生理问题，那全世界的医学家都可以解决。吸毒者毒瘾发作了感觉难受，就可以有相应的药物让其感觉不难受，这并不难。

毒瘾真正难戒的是什么？

第一，环境。如果一个人身边有一大堆吸毒的人，他大脑里有了所谓“欣快感记忆”，他就能时刻想起这种记忆、对他产生影响，一旦他回到熟悉的环境，就会有想复吸的冲动。

第二，吸毒者本身的成长经历。我经常说，你去看那些青少年吸毒的很大原因，它背后的原生家庭是有问题的，要么父母不管不问，要么爸妈十分溺爱，以及那种只给钱不管其他事情的父母。像这几类父母，他们的孩子有些就形成了自私叛逆、甚至自卑的性格，他们找毒品，也只是想通过毒品来找安慰，甚至是找逃避。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毒品，他也有可能去犯罪，所以吸毒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而已。

对于这样的人，你若想帮他戒毒，那就不单单是戒毒的问题，他的品性、家庭、环境都要顾及。禁毒学不仅仅涉及医学，还涉及社会学、法律学，所以要想帮助一个人戒毒，你得能帮他解决很多事情，做到了他就有希望戒毒成功。

截图自我国毒品纪录片《中华之剑》（1995）

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旦形成固定的思维习惯，要想令其改变谈何容易。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哪个医学专家、或者说没有哪个人能保证说，一定能把一个人的毒瘾戒掉，所以关于戒毒成功率高不高、到底如何才能戒毒，也没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观察者网：您接触到的吸毒者在中国一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获取毒品？

陈敏：很多都是通过身边的人。虽说贩毒在我国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但一些人吸毒久了之后经济承受负担不起，依然会走上以贩养吸的道路。以贩养吸最重要的是要找客户，要找客户就会去发展周边的人吸毒。所以我经常说，吸毒就像传染病，一个人吸了，他周边的圈子都有可能慢慢开始吸食，也就逐渐形成了毒品流通的渠道网。

而一旦形成渠道网络，即使一条线断了，还有很多线可以续上，吸食者也会主动去寻找到别的渠道。而混迹这个圈子久了，很多吸毒者能凭感觉找到这样的圈子，因为他知道吸毒圈容易出现在什么地方。以贩养吸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基本上很多长期吸食毒品的人都会走上这条道路。

观察者网：之前您在采访中提到过，您跟美国的同行们有过接触，您能介绍下美国戒毒工作的特点吗？

陈敏：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戒毒工作的运作方其实也是大资本。美国拥有连锁的高档戒毒医疗机构，有些州会把戒毒工作纳入医保，通过医保解决一些戒毒医院的费用问题，毕竟美国很多服务、尤其是医疗的费用非常高。

我国戒毒所目前采用的是封闭式管理，政府承担治疗费用。这种做法在美国人看来叫“强行把人关起来”“侵犯人权”，但有些吸毒人员会有自残或者暴力攻击他人的情况，这么操作其实十分必要。

这是两种对于戒毒的不同处理观念，我无意去做优劣评价，不过作为戒毒工作者，我们看过很多毒瘾发作的吸毒者暴力伤人的案例，不进行一些限制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而由于美国并不“限制人身自由”，这导致他们的戒毒医院有时反而成了贩毒市场。

曾经我国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但不多见，一些戒毒机构管理不严，导致有些毒贩专门跑进去贩毒，毕淑敏写的《红处方》里面就提过这类事情。这类事情在美国则是光明正大进行的，因为那里的戒毒机构来去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出入，经常就有一些贩子就带着毒品进去，导致里面的人戒着戒着，又在里面开始吸食了。

观察者网：那这些戒毒场所不就变相成为复吸的培养皿了吗？

陈敏：是的。除了某些医药公司无良、为了赚钱怂恿医生大量开止痛药、处方药之外，这也是美国为什么毒品越来越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美国对毒品的管制还很严格，有几届总统甚至还愿意打毒品战争。但在那之后，一些政客为了谋求政治利益，开始提出一些“人性”诉求，比如民主党就呼吁不要将毒品“污名化”，不要“歧视吸毒人员”。慢慢地，社会民众开始对毒品的包容度逐渐上升，而一旦这样的社会氛围形成，认为吸毒也不是什么很大问题，禁毒就基本不可能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克林顿都吸食过大麻，他们都认为这没什么问题，于是美国逐渐走向了毒品泛滥。

美国密歇根大学学生群聚吸食大麻  视频截图

之前跟美国的戒毒同行见面的时候，美国方面派来的是位老人，他很坦白地跟我讲，他们对戒毒工作说关注也关注，说不关注也不关注，反正能赚钱就可以。所以在美国戒毒是桩生意，背后运作的是资本。

像索罗斯这类推动大麻合法化的美国资本家，他有可能会让自己的子女稍微沾染一下软毒品（即毒性较小、不那么容易成瘾、但可致幻的毒品，如大麻、摇头丸），但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去碰硬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不过，如果合法化毒品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他们也绝对会支持。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贩毒是生意，戒毒也是生意。

陈敏：美国有很多好的戒毒手段我们国家也学习了，像美国的社区戒毒我们现在也在学习，就是社区安排专门的人员督促、监督那些已经戒了毒回家的人，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我们国家戒毒工作人手不足，基层社区戒毒专干经常是一个人身兼数职，所以有时候会忙不过来。美国有一些匿名的戒毒组织、戒酒组织，这个在中国没有。

另外像一些毒品的分类认证，我们也是学的美国。比如大麻，我们国家其实没有吸食大麻的传统，也没有什么大麻文化，但我国特意把大麻定义为毒品，其实就是参考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当时西方国家确实是把大麻当做毒品严厉打击的，只不过现在它们风口一变，又把大麻变成了合法的东西，然后反过来开始批评中国了。

观察者网：我们平时的感受是，毒品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据您观察，中国目前吸毒的人多吗？

陈敏：应该是不少，毕竟我们人口基数摆在这里，按照禁毒办发布的报告，目前记录在案的吸毒人员人数在180万，按国际惯例，隐性吸毒者的人数还要乘以4-6倍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被抓的吸毒者背后应该还有4-6个是没被抓的，算下来就是大概1000万人左右。从人口基数来看是不多，但单从数量来看还是不少。美国的吸毒者按他们的说法有个几千万，但实际上美国药物成瘾的人数比有毒瘾的更多。

观察者网：留学时我曾观察过，在美国每到期末考试之前，学生为复习而嗑那种让人自己兴奋的药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学校也不会特别去管。您认为，药物滥用跟吸毒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陈敏：在西方没有什么“吸毒”的说法，都是叫“嗑药”（drug），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是他们为了避免被说是将吸毒者“污名化”，就把吸毒的叫“药物滥用”。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叫吸“毒”？因为“毒”在我们中文里面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字眼。自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华民族对这类东西是深恶痛绝，所以从清朝末年开始，就有人把这类物品跟“毒”联系起来，先是叫“毒烟”，民国的时候开始叫“毒品”，到了新中国时期正式确定了“毒品”的称呼。“毒品”也是中文专用词，在日本、韩国都是称“麻醉药”这种讲法。

所以，所谓“药物滥用”实际上就是吸毒，药物滥用的概念就是私自不顾剂量和频率地使用药物，两者没有什么区别。

美国很多“药物滥用”案例中，用的是芬太尼、阿片类止痛药奥施康定这些药物。为什么出现药物滥用的情况？首先是药厂不停贿赂医生开这些药物，其次有些医生他对处方根本就没有什么责任感和观念，上级也不怎么检查。这不像我们国家，我们国家如果开了这种药物，必须要查到使用在什么人身上、以及为什么要用。

某种程度上，我国可以说是有些过于谨慎，有些可用可不用的情况，都不会让用。而在国外只要你疼痛，你觉得想用医生就会让用。但阿片类药物用久很容易上瘾，最后演变成药物滥用。

观察者网：此前加拿大宣布大麻在全国合法化的消息相当令人震惊，一些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居民表示，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生活中从吃到用处处都有了大麻的影子。您指出西方国家曾有过一段禁毒时期，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又要将大麻这种毒品合法化？

2018年10月17日加拿大大麻合法化，次日在媒体和民众的欢呼声中，第一张“合法购买大麻收据”于圣约翰斯“诞生”  视频截图

陈敏：植物大麻相对其他毒品而言危害没有那么大。但大麻有一特点，那就是吸完之后整个人精神会很涣散，变得懒散，所以换个角度想，统治阶级肯定不希望年轻人成天闹事，还是让他们懒散一点更好，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从政治利益考虑，目前吸食大麻在西方已经形成一种“潮流”，过程类似烟草的流行。以前很多烟草公司就不停地花钱请医学家、打广告宣扬“吸烟有益健康”、“吸烟很潮”等等吸烟所谓的“好处”。而在西方一种行为一旦形成潮流，政治家为了拉选票、满足自己政治利益就会去迎合这种潮流。特鲁多作为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在2015年竞选总理的时候就把推动大麻合法化写进了竞选纲领，而大麻使用者的选票也确实极大地推动了特鲁多的上台。

在这种制度之下，一个政治家如果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利益，无疑会愿意支持大麻合法化。索罗斯之所支持大麻合法化，就是因为一旦大麻在全国乃至全球合法化，它就会像以前的烟草成为一个无比庞大的市场，能令其赚很多很多钱。所以这些支持大麻合法的人，要么就是图政治利益，要么就是图经济利益。

蒙特利尔市民欢庆大麻合法化 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一旦多数人形成一种特定的观念，这种观念就会演变成“正确”，即使这种观念有害健康，它也依然“正确”，这大概就是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而一些有特定目的的人，比如资本家，只要通过一些手段让多数人形成一种习惯，哪怕是吸食大麻这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一旦形成集体性认同，就可以将其转变成政治正确，从而影响政治政策，并进一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陈敏：我常说，自由绑架选票，选票绑架政策，政策则进一步要求执政党顺应民意。

看看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到了什么地步，一些关于性别认同、环保、女权的组织都成了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正确主张的团体，一旦你不符合他们主张的政治正确，不论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都会受到打压，都会失去“自由”。在我看来，这是走向了另外一种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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