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5月16日陈平教授与观察者网访谈录的第一部分：《是谁决定了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在读者之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而劳工问题仍然是中国的现代化与产业发展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解决也依托于中国产业发展的未来，那么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应该是怎样的？中国为什么应该有道路自信？为回答上述问题，观察者网今天推出此次陈平教授访谈录的第二部分：谈在当前和未来全球竞争的环境下，中国产业发展战略转移和西部大开发，以飨各位读者。

观察者网：苹果要生产的配件只有中国的沿海地区能做，因为产业配套和工人素质高。但是西方媒体鼓吹“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似乎中国的国际地位按人均收入排名还不如巴西、俄国、土耳其、墨西哥、和南非。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

陈平：“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是一个西方优越论的变种。我不同意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人均GDP完全不能衡量国际竞争力，第二，历史上后来居上的国家从来就是发奋的穷人打败骄奢的富人。我问你，王熙凤的难处大，还是刘姥姥的难处大？现在高收入国家的困境远远大于中等收入国家。2009年9月巴西组织一个国际研讨会，主题是：《危机之后的中国是否成为世界的中心》，巴西的前财政部长请我去做主题发言，我尖锐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的谬误，并第一次系统介绍了中国道路的主要经验，到会的经济学家当场要求把我的发言译成葡萄牙文发表。2008年11月14日，我在纽约一个给奥巴马建言的国际高层论坛会和美国人谈他们可以危机对策可以学习中国经验，他们听了几乎觉得不可思议。

我说，认为中国劳动力便宜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劳动力并不便宜。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中东的穷人，给他们吃住就可以为你干活了，但他们不是你要的有技术的产业工人。中亚的游牧民族也很难成为产业工人，他们游牧惯了连时间观念都没有。由此可见，你要把他农民、牧民培养成一个产业工人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但是，东欧、俄国和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要比中国高得多，为什么企业竞争力不如中国？问题出在福利制度。福利保障水平越高，工人竞争的积极性越低。这是中国和世界的普遍规律。这是为什么中国的乡镇企业一度可以打败国有企业的原因。除非你的技术领先程度和市场垄断能力能抑制你的竞争对手，否则你的福利制度早晚成为一个包袱。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有竞争优势？我认为这要归功于共产党。第一个原因，中国在解放以后完成了扫盲，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是当不了产业工人的。而中国共产党恰恰完成了这件事，从延安时期开始，搞学习班、识字班，给农村的妇女、农民上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第二条，我认为大跃进对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贡献也很大，大跃进的土法炼钢和粮食密植是失败的，但是科学跃进、水利建设是成功的。大跃进时期的社队企业是改革开放时期乡镇企业的种子，大跃进从中国几亿农民培养出了无数的机械工、发明家和会计师，他们是农民企业家的前身。

中国所有的高科技都是大跃进的时候起步的。大到原子弹、导弹，小到半导体、激光，全是从零开始。大跃进在一个完全是小农的国度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和民间企业家。

第三，苏联撤走专家之后，毛邓为了建设独立的军工业，建设大三线，培养了几十万军事工程师，他们是中国最便宜的知识劳力。这些军事工程师中包括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各个行业的人才。在建设大三线的目的就是为了打仗，为了储备人才和设备，当然都是不赚钱的。后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技术迅速升级，靠的就是这批军转民的工程师，进入到乡镇企业里，帮助他们进行产业升级。

1990年代，无锡的乡镇企业非常火爆。我去看一个乡镇企业的朋友，他告诉我，这些乡镇企业能够引进德国的现代化的轧钢厂。我想这怎么可能呢？我去看的是个生产钢制窗框的乡镇企业。他们看准了当时兴旺的房地产市场需要民用的钢产品，但国有企业都不生产。这个乡镇企业家走关系找到退休的冶金部长，问最好的钢铁工程师在哪，说在三线四川兵工企业。他们就去找，发现军工企业的总工程师非常有理想的，他们忧虑中国钢铁企业的技术在文革中严重落后，他们早就想要产业升级，看准了要引进德国最先进的轧钢机，但是国企福利包袱重没有钱。结果有理想的工程师和有市场有资金的乡镇企业家一拍即合。

三线军工集团引进不了最先进的技术，无锡一个乡镇企业给你引进了，而且这个乡镇企业排名还在二十名之后。企业用一栋十万多的房子搞定了工程师的后顾之忧（当时国企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而工程师则有机会实现理想。他从军工企业出来，放手大干，进口设备、招聘工人，用省籍平衡的方法对员工进行管理。找来的人来自不同地方，就算打架的话，也能相互制衡。这下子，很快就开拓了国内市场。后来江苏的乡镇企业沙钢收购了德国两次大战的心脏工业区的破产炼钢厂的全部设备，运回中国。此事震撼了德国。我在2008年11月给新当选的美国奥巴马总统建言的纽约国际研讨会上，就举了中国长虹、哈飞和嘉陵摩托的例子，说明中国的军工企业转为竞争性的民用企业，效率远远高于美国和俄国。这不是什么所有制问题，或人力资本问题，而是战略和组织问题。

要在美国雇上与中国的军事工程师素质相当的人才，不但工资比中国工程师贵多了，而且拼命精神差多了。无怪乎西方要在上海、北京搞研发了。跨国公司公司竞相招聘中国重点大学和军工学校的毕业生，就是同样的道理。

俄国东欧固然有大量军事工程师，他们的技术水平也确实比中国高，但是转型过程中东欧前苏联的军事科学工业几乎瘫痪，一代人的设备和经验断代，后来到美国的年轻的俄国东欧学生，就无法和中国甚至印度学生竞争。可见，高端技术人才的生存，离不开强大的国家体制。而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没有完整的科学工业体制。印度留学生在美国，多数学的是软件，学工程的多数是中国人，因为硬件工程师回印度找不到工作。

从工程师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的竞争力这么强，不但超过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且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中国后30年为什么能发展那么快，是因为有着前30年积累的人力资本、硬件资本。

在前30年里，中国科学家为了战胜西方对我们的技术封锁。锻炼出了逆向工程的能力，也就是能够拿到成品拆开重造出来。所以现在那些高铁的设备、核反应堆一进来，中国没几年能仿造出来。不仅如此，还把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系统的优点学下来，集成在一起。集成之后产生的系统就是新的，你的专利就不作数了。这个本事别的国家有吗？

有人说什么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低，我说你在胡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毛泽东时代的效率足以证明这个观点是错的。我的老师是做原子弹的，他告诉我中国造原子弹的速度比西方国家都快，而且中国做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美国做原子弹，网罗了几千名欧洲的科学家，中国留学过西方的科学家只有10多人。但是，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的国防科技队伍。西方国家哪有类似的效率？

所以在历史问题上，中国有很多自己否定自己的论据，是出于当时的路线斗争需要，但是忽视了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媒体助长否定中国经验的舆论，一个原因是启蒙心态，觉得现代化就是赶超西方，想不到西方也会衰落。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迷信西方媒体的宣传，以为西方的新闻自由是客观报道，不明白西方媒体经常为西方的利益集团服务。西方制造什么中国低人权增长的舆论，其实是输了经济战，只好打意识形态战，打贸易保护战。他们想要呼吁美国消费者不买从中国的进口产品，来挽救美国的制造业。但美国人买中国产品就和吸毒一样，越穷越要买中国产品。因为中国生产的是大众需要的必需品，不是富人需要的奢侈品。现在金融危机越来越严重，你却呼吁民众要爱国、要买美国货、还为此打广告，其实都是虚张声势，因为买美国货等于减薪时加消费税，但是保富人财，美国老百姓也不傻。

美国媒体的反华宣传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在国会通过反倾销法，通过了这个法案就等于明目张胆地搞保护主义政策。等于加关税，那么老百姓想要买便宜货也没有了。对此，中国的企业紧张得不得了，我认为不用担心。因为搞保护主义，美国政治也根本行不通。美国一旦搞贸易保护，相当于你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加税，只不过加的不是所得税，是消费税。关税上升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涨价。没有比中国制造更便宜更好的商品。本来十五个美金的东西，关税上调后要卖到五十个美金。上涨的价格增加了销售税，美国地方政府税增加了，但是老百姓日子更难过了，你还能指望拿到选票吗？所以，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东部几个州的议员在鼓吹反倾销，压迫人民币升值，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州长却在悄悄鼓励吸引中国投资，来拉动美国的房地产和基础投资。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赚的钱比美国多，美国跨国公司敢打贸易战而不怕丢失中国市场吗？最近美国媒体对中国收购美国企业的恐惧症也在降温，说明形势比人强。

所以说，凡是媒体上炒的热的东西，都是不可做的，可做的事最好先不说，否则机会就被竞争对手抢去了。嚷嚷出来的事儿不过是花钱赚吆喝。奥巴马没有能糊弄美国的老百姓，倒赚了中国媒体的吆喝，以至于中国的老百姓都认为奥巴马是个伟大的总统，连马云都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奥巴马。而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了。奥巴马却是我看到过的美国历届总统中，最会说空话、最不会干实事的美国总统。

人人以为民主制下人人都可以当奥巴马，到了奥巴马的位置上才发现自己啥实力也没有。美国总统唯一的权力就是对外开战，对内什么事也都干不了。因为美国“民主”的实质是“金主”。美国总统的难处是金主不是一个帝王，而是一群利益集团，谁也惹不起。总统和国会都是金主们博弈的奴隶。游说集团之间打的不可开交，国会和总统的任何改革计划都没有共识。丘吉尔说什么“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我的观察是“民主在危机时是最无能的制度。”

 

 

观察者网：陈平老师，您能不能谈谈对开发西部的看法。最近上海书评刊出一篇赵一凡的文章，他跑到中国的西部去调查。套用围棋的思路，把中国东部沿海、西部和中部比喻成了“金角银边草肚皮”。意思是说在东部沿海，配套设施非常完善；西部资源条件好，但没能发展起来。在西部和东部之间夹着一个中部，交通管道、输送管道都还不行，被他称作烂肚子。

陈平：我认为西部开发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深圳模式和重庆模式的实验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实验。即中国发展是学习西方的海洋战略，还是更新中国的大陆战略，还是可以同时兼顾大陆和海洋，向全世界做外向型的发展，而非内向型的发展，所谓的拉动内需。中国是一个陆上大国，也有极长的海岸线。中国的全球战略，可以同美国、欧洲竞争，超越日本和前苏联。问题是要认清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机遇。

赵一凡看到了水的问题，路的问题。但是，单搞基础设施，没有产业布局的调整，就没有人口布局的调整。没有人，谁来开发西北。赵一凡盛赞美国当年拓荒的西部精神。他没有注意到，当年英国开拓非洲，澳大利亚的都是穷人。要是当年美国搞了社保，你就只会看见各地的穷人都到富裕地区来追求福利，没人会去处女地拓荒了。解放初革命青年主动去边疆，现在搞什么取消户口，农村成了空巢。却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思考，发达国家不取消国籍，中国如何能够取消户籍？当年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只需要买张船票，没有什么签证。要给农民子弟发展机会，应该取消的是大城市学生的考分优惠，应该增加的是贫寒子弟的奖学金，而不是什么户口。

我给你简单分析一下西部的情况。西部他有资源却没有水，中国历代开发西部的思路都是屯垦政策，结果过渡开荒把丝绸之路变成沙漠。

所以我认为，西部开发首先要保证生态不收破坏。如果你能把雅鲁藏布江水东调，解决水的问题。再引入太阳能、风电，把西部变成绿洲。这样就能在广布矿产的西部，兼顾生态保护和工业生产。西部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同时解决水和能源的问题。但是和古代不同，西部可以输出能源矿产，输入粮食，种树种草，无需粮食自给。这是中国西部的发展可以高于中东和中亚的优势所在，因为可以吸引东部的人才和资金来开放西部。有无外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独立开发适用于中国国情的适用技术，例如中国的水质和以色列不同，不能简单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发展煤化工也是问题，用煤当燃料污染很大，附加价值低。要改变煤的利用方式，不能只考虑短期利润。

开发西部绝对不可能用短期的消费拉动的，只能是政府长期的战略投资拉动，或者政府担保最低回报率，以吸引私人的长期投资。投资不能学美国投机金融市场，而是学德国投资实用技术，包括以色列搞的那滴灌、以及太阳能、风能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等等，必须要注重生态保护的问题。

发展西部就必须对整个国家的产业进行重新布局。今后沿海地区的房地产泡沫一定会把实业挤走，就像美国、日本、台湾那样。沿海地区海运便宜，沿海地区应当保留出口加工基地的地位，移走的应当是为老人和富人服务的高端房地产。这是我坚决反对市场短期导向的城市化，主张长远规划下的城乡统筹，分区发展。

中部地区，绝对不能把沿海的污染产业往中部移，虽然中部的劳力比沿海便宜，但是中部污染的后果比沿海更难治理。因为如果产业污染了中游甚至上游地带，那将给下游带来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如果嘉陵江水被污染了，会比长江口被污染的结局更惨。中央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被地方的短期政绩牵着鼻子走。

所以我建议可以把首都南移，比如把北京移到湖北。把大量的驻京办事处、干休所、大学、行政机关、退休老人迁到中部。中部当年共产党打游击的地方，全是生态好的地方。江西、安徽、湖北、大别山，那里氧吧多的是。现在美国有钱人和富裕中产都往生态环境好的乡村或郊区移搬，大城市里就剩下领救济的穷人。如果我们把上面说的非生产部门移到中部，那中部地区将来就会变成行政、教育、研发、非生产的中心区域。退休干部可以下乡当兼职老师，退休老人可以和农户结伴体会田园生活，妇女可以就近照顾老人子女，兼做退休干部的钟点工。目前候鸟式的农民工，可以有很大比例从事城乡兼业的工作。中部和沿海的收入差距可以大大降低。只有调整产业布局，促进城乡对流，才有可持续的稳定发展。世界银行建议的西方式的福利制度和利率市场化，从来只是加大而非缩小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如果能够建成以重庆为起点的通往新疆、中亚、和德国的高速铁路和一条龙通关，其经济意义相当于德国统一前的汉莎关税同盟；这条高铁线可能会彻底改变中国、俄国、以及欧盟的国际战略格局。如果沿线各国能分享利益、长远合作，则中俄欧的欧亚大陆的市场可以整合，并带动中国巩固与东南亚与东北亚的整合，世界经济的中心就从大西洋移到亚欧大陆，美国包围中国的海洋战略就自然瓦解，并吸引美国西部和拉美加入太平洋的大中国经济区。这一远景能不能实现，取决于习近平、李克强等下一代领导人能否像邓小平那样把握国际形势的机遇和挑战。西方的危机是中国的机遇，不是中国的问题。

如果中国要走西方的发展方式：高耗能、大房子、开汽车，那就势必要抢夺能源。现在世界的石油的产量已经饱和并下降了，新能源的前景并不确定。中国走高耗能发展道路就意味着要取代美国、欧日本，变成石油消耗大国。此举一定会引发资源战争，而且更可能是海战——因为中国进口油的通道大部分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样一些地方——那中国和美国、日本争夺制海权的斗争一定会升级。

我认为在海战上，中国不占地理优势。即使中国海军很强大，但是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全球布局。美国在在澳大利亚、关岛什么地方都布好了局。一旦打仗，中国只会是防御性作战，可能会把把诸如东南亚沿海到南海作为自己势力范围。但是中国想要控制印度洋，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海战非常昂贵，而且不创造就业。这是为什么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海上强国都是昙花一现。海战真打起来，受致命威胁的是日本，而非中国。美国打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比，更是得不偿失。所以，美国重返亚洲，只是虚张声势。中国对钓鱼岛和南海的主权之争，也可以虚张声势，你不合作，我就不许你单独开发。中国回旋余地比日本、越南、菲律宾大得多。现在抱美国的大腿经济上没有什么出路。中国可以联合朝鲜、韩国制衡日本，把铁路公路修到老挝、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尼泊尔。让和中国合作的国家共同富裕，让和美日结盟反华的国家坐冷板凳。我相信美国的人口结构改变以后，会最终结束丘吉尔发起的、美国东部军事工业集团坚持的冷战政策，从而真正实现新的中美欧共治的新雅尔塔格局，这才是中国而非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美国已故的国际政治学家，文明冲突论的作者亨廷顿早在1992年就预言，中国崛起之后，日本将会倒向中国一边，和现在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已经倒向中国，军事和美国结盟只有象征意义，没有实质意义。日本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早明白了，日本政治家得多碰几次壁，早晚他们发现搭美国便车还不如搭中国便车。只要有俄、日、澳的经济互利和政治中立，美国自己早晚会回到门罗主义，让美国变成美洲的美洲。这次美国总统竞选，打中国牌民众没有反应，共和党的第三号竞选者，德州议员让-保罗 (Ron Paul) 公开呼吁把海外浪费的军费拿回来建设美国，纽约时报竟然接连发表美国智库的建议，抛弃台湾 或者把阿拉斯加卖给中国，来换取中国减免美国的巨额国债。奥巴马自己承认，美国有7万座桥梁无钱维修。欧洲海军技术先进、但是已经无力烧钱，所以欢迎中国海军加入防止索马里海盗的行动。美国抛弃台湾、日本，和中国合作搞真正的G2或G3，不远的将来也有可能。到时中国不仅会恢复到郑和下西洋时代的格局，成为东亚贸易体系的主导，而且大陆贸易会超过唐代的丝绸之路。 因为高铁可以和海运竞争与互补。上面说的是深圳、上海等沿海出口加工业不是唯一的出路，重庆新疆外延的铁路欧亚通道给了中国第二条出路。美国打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其实是给中国人做嫁衣裳，因为伊拉克，阿富汗，和埃及的战后重建，尤其基础设施的重建，都寄希望于中国而非美国。

启蒙运动的一个说法是海洋文明优于大陆文明，这对商业贸易可能成立，对工业科技并不成立。目前看来，海洋国家正在衰落，大陆国家逐步崛起。比如欧洲老牌的海洋国家都式微了，像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都是现在出危机的地方。欧洲现在强大的国家先是法国、后是德国，尤其是德国。德国和中国一样，本质其实是大陆国家，大陆国家因为有规模经济，控制高科技生产线，比你单纯做贸易的独立强大。现在欧洲的主宰已经不再是英国了，更不是意大利、西班牙，而是德国。

现在世界有竞争力的实际上只有三个国家。美国、中国和德国，他们都有规模经济，还有高科技。德国唯一的问题是，它不掌握军事、金融和营销网络的控制权，危机时只能听美国主导的北约摆布。但是，只要欧盟不散，德国的地位就不会动摇。欧盟要渡过危机，只有和俄国与中国合作，因为欧洲的头号竞争者是美国而非中国。

现在中国和欧盟、日本，要持续发展，共同的障碍是美国金融投机寡头控制的世界目标金融霸权。要瓦解美国的金融霸权，这就要采用毛泽东的战略，以我们的优势，打美国的弱势， 不能用美国人的方法和美国竞争。

为此，我高度评价重庆在打通出口通道的国际战略上就找出了一条新路——走了当年德国崛起的道路，和哈萨克斯坦、俄国、波兰等国结成了新的“汉莎同盟”。德国原来有300个小邦，每个小邦都独自收买路钱，德国的企业不堪重负，没有规模优势。这导致了德国当时受到法国控制的局势。后来300个小邦建立一个关税同盟，只收一次性关税，大家分享关税收入，这个经济整合的方式就把主权分散下的规模优势凸现出来了。

重庆和哈萨克斯坦等沿途国家，谈判成立了一个关税同盟。这不知道是商务部还是重庆市的功劳。这个关税同盟规定，从重庆出发上路一路发货，只收一次关税，但是沿途国家分享关税。这样一来运输时间节省两周，运输成本和海运比只增加30%。

看似成本提高了，但如果运的产品是高附加价值的，比如笔记本电脑，那就有竞争优势。由于这个优势，重庆就有资本来生产笔记本电脑和相关的记忆元件之类的上游产品。有了这个关税同盟，重庆就有了和富士康、因特尔、惠普谈判的资本。

目前全世界的电子产业布局是不合理的。电脑零部件分散在台湾、韩国、日本、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不同地方，组装在中国沿海。重庆市长黄奇帆就问过，你们为什么不集中到我们重庆这儿来呢。他们当然愿意集中起来，问题谁有能力集中？重庆市政府就运用政府的协调规划能力圈了地，不是只开发房地产，而是整合电脑的上下游的产业，同时城乡产业带与生活区交叉布局，保障农民工和大学生可以就近上班和回家，大大稳定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军心，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稳定性。这样一来，重庆未来的新型电子企业就可以占领世界市场。因为尽管海运便宜，但陆路运输快捷，企业效率更高。

重庆的远见在不追求贸易顺差，而是和欧盟互利。重庆希望和欧盟做交易，使货车运输回来时不是空车，就必须进口欧洲产品，不但节省运输成本，而且可以稳定中国和欧盟的双赢关系。欧洲现在正面临一个选择：是和美国结盟参加他们的自由贸易区？还是和中国结盟？我认为中国有一张非常好的牌可打，因为中国和欧洲的互补关系，强于美欧的竞争关系。利用中国这条陆上交通线来发展大中华经济区，加上与中亚欧洲的关税同盟，可以把欧洲、俄国，连带伊朗、阿富汗这一片地区都联合起来。这样就能瓦解美国二次大战以后的冷战政策。这个一个经济规模远远超过美国，按照这样的发展21世纪将是中国的。

当年中国的发展战略，原始积累的投资不够，所以要利用美国战略从东亚移到中东的机遇，把毛泽东的三线建设转变为邓小平的开放沿海战略，邓小平认为我们可以争取20年时间开放沿海。这个方针没有错。西方跨国公司要赚快钱，引来的外资都在沿海，他们赚了快钱以后就把我们的装备工业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提升了。中国三线像四川、陕西、西安、甘肃之类的地方培养了大批高级工程师，也到沿海找到了用武之地。但中国一旦羽毛丰满了，西方的高科技就要对中国禁运了。其实现在中国已经取代俄国成为头号威胁了。中国下一步就只能走当年前苏联和德国走过的路，即用自己的力量发展高科技，超越美国，才有中国真正的现代化。

邓小平的战略让外国对中国输入了大量的第二代新技术，缩小了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差距。接下来中国就应该把高科技的研发基地转移到中部和西部。沿海大城市的大学太浮躁，做基础研究难以安心。美国欧洲的研究型大学都在小城市。其实中国搞两弹一星的人，本来就从那儿出来，出来是因为那里生活条件太差。你只要生活环境一改善，配套教育设施、医疗设施都向西部转移。那高科技人员自然愿意去那里，用个5到10年，至多20年，就能把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给改良了。

这个发展战略只需要现在这一届政府放弃世界银行给你推荐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和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的那一套发展道路，不要只去搞什么国企私有化、市场利率化。而去搞一个战略转移，那我们就能吧把21世纪的制高点给占了。

但我并不赞成沿海收缩，中国完全可以两条腿走路。发展沿海来搞民用产品，占领西方消费市场。内陆用来开发高科技产品，还包括节能产品，用来占领美国和欧洲的新能源市场。东南沿海市场把日本、东南亚都整合进来。这样一来谁都甭想搞什么台独，日本军国主义的美梦也都实现不了。因为日本真正的竞争者是美国。日本在那里搞量化宽松实际上非常愚蠢，日本人和中国人搞货币互换的时候，基本上就把美国的货币霸权给消灭掉了。

希拉里挑起钓鱼岛的问题，实际上破坏中国和日本的货币互换协定，美国表面打政治牌，实际打的是货币牌。日本上了美国当，只会加速日本经济的的沉沦，让事实教训下一届的日本政治领导人。因为日本经济界的人早在九十年代就明白，不搭中国便车日本经济是起不来的。虽然日本经济界都承认了现实，日本政治界的还有一批人不承认现实，还认为他们可以同时既反美、又反中、还要反俄，这和当年日本的军部狂人一样，陆军要打中国、海军要打美国，打一路尚无胜算，同时打两路完全是不可能的。亨廷顿预测的非常对，将来日本一定会倒向中国的战车。所以中国只要看准自己的国际地位，东边巩固，西边扩展。美国人是承认现实的。美国人最爱和我说的话是“打不赢，就入伙”。老龄化的欧美已经没有发动第二次冷战的勇气了。美国想要维持全球化只能重新组合，重新回到雅尔塔协定。将来市场分额最大的不一定是美国，很可能是中国。我们走着瞧。

 

 

 

观察者网：陈老师您谈到要把中部这个“腰”利用起来，不过现在是不是还可能有一个战争问题？我们现在东部发展地很好，但是一旦遭到产业攻击，似乎就会很危险。

陈平：明代以来，中国的地缘政治大变。海上威胁强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从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到平津战役都证明北京是难以设防的首都。华北过度开发地下水，京津地区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南水北调不如北都南移。行政首都移到湖北，北京上海的重点大学和科学机构移到多山的中部，也有利于国防。即使沿海发生局部战争，首都设在中部，在东北亚和台海问题上的回旋余地，远强于首都设在北京。迁都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同时面向海洋和大陆，并兼顾北方与南方、沿海与内陆的发展，增强我们对开放战略和中国道路的自信。迁都可以全方位带动中国的行政改革和人口布局。

现在最怕打核战争的是西方，因为西方的城市化比中国高，地势远比中国平坦，核防御的困难比中国大。中国如果只有志愿军时代的陆军，那西方当然不怕中国，因为中国没有远途的运载能力，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出了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核潜艇，只要打核战争一定是双方都毁灭。但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中国文明，西方人还预言印度文明会崛起，但是印度人没有战斗力。印度只有软件没有硬件，硬件全部都是买的。所以中国文明生存的能力最高。如果没有核战争，局部战争中国多山，外敌难以入侵。中国真正的内患是水灾旱灾，所以邓英淘建议的调西藏之水，不仅可以救黄河长江，而且可以改变南亚和东南亚的生态。只要中国有技术有资本，就不愁将来孟加拉国、越南、和印度都分享中国生态工程调节水需的大利。美国想挑动印度越南反华，但是他们的水源掌握在中国手里。

上海逐渐让出工业中心的地位，却迟迟没有建成金融中心，只学新加坡把上海建成为跨国公司服务的中心。政策原因在中国金融的消极防御战略。中国采用资本账户的管制控制热钱流入是有效的，但是中国政府手握巨额外汇无所所为是可惜的。中国早在2008年拥有1.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时，美国就惊呼中国已经具有当年美苏（核武器）恐怖平衡的能力，如今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却仍让美国掌握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原因是美国培养出来的金融学生，没有几个人能看破美国金融的弱点在短期投机，没有实体经济做基础。如今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外资回流，有资源无资本。我早在2009年就建议，中国在上海开设亚洲美元的国债市场，把多余外汇借给欧洲和非洲拉美的主权国家，如他们自愿用国家资产签订抵押期权合同，就可以安排低利率的借款，和欧洲美元市场联手制约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西方国家大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各州政府的退休基金，这次金融危机资产缩水过半，西方股市可以保值增值的神话动摇。西方虚拟经济的规模是世界GDP的10倍，美国GDP的50倍。投机资本成为各国金融稳定的大害。

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保护而非拆分金融寡头。最近，史正富提出超常增长理论，建议国家设立长期战略基金，来开放大西北。如被中国政府采纳，中国政府只需投入种子基金，吸引全球的长期投资基金，包括主权基金和退休基金，投资中国开发西北的水利、能源、和生态工程。则中国大西部发展对中国以致世界经济的拉动，会超过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那时，决定世界基准长期利率的，将不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是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了。让全世界要发展的国家用脚来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投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