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平】

自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公布以来，很多中国网友，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在争论一个问题：“中国扶贫工作在世界上最有成效，连世界银行都承认了，诺奖委员会是不是应该给中国授奖？”

扶贫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是应该奖给中国政府官员？世界历史上，被誉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西德经济奇迹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德曾一夜之间废除价格管制，也没有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我认为这想法没有可能。

路德维希·艾哈德（资料图）

而按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规则，委员会也是不可能给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贡献——双轨制也好，扶贫也好，基建也好——发奖的，因为这些会动摇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中国的经验证明了基础建设的重要性，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里没有讨论基础建设。

明确地讲，在中国超过美国之前，在西方对等地承认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其独特的优越性，而且形成中国经验超越“看不见的手”的英美模式的社会共识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大可能掉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头上的。

我所知道的对扶贫有贡献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是我的同事、北大的林毅夫。他在金融危机的最关键时刻给温家宝总理提建议，把经济刺激政策投到农业上。所以当时中国在农业方面采取了非常大的力度，不但废除了农业税，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这投资力度，不是任何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能做到的，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大规模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这也绝不是一些富人捐点小钱就能完成的。所以在这点上，如果林毅夫只局限在芝加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之内，就三个要素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而没有明确地提出政府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要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可是很难的。他们宁愿奖给维持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现状的修正主义或折衷主义的小小改革。

其实，微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学的波动是微观基础造成的——这观点根本是错误的。经济学的框架应该是微观-中观-宏观的三层次结构，而非新古典的微观-宏观的二层次。微观层次的个人，农民也好，企业家也好，都不是在真空里产生和壮大的，而是在中观的影响下长大的。

这中观对他们的影响，最重要的就两件事：一是金融，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这才是产业结构的核心。中国恰恰是在金融和基建方面采取了和西方反其道而行之的方针，才会激发出乡镇企业家的积极性，也才会激起国企改革的积极性。所以中国的国企改革及乡镇企业的发展远超东欧，也胜过拉美，现在看来也超过美国自己——你说美国人会接受吗？

我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点改变可喜可贺，但咱依旧没必要对它抱过高期望》一文中也已指出，噪声驱动理论是“永动机”模型，根本不可能驱动经济发展。其实，关于金融市场的一些理论，如布朗运动，也都是错误的，我们要代之以小波模型和生命周期模型。

遗憾的是，我和我学生的研究成就在复杂经济学小圈子里是被承认的，但在北大不被认可，学生连毕业都很困难。后来我把学生带到复旦，虽能毕业了，但评职称也不容易，因为评选职称，尤其是评突破主流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还是跟这次评奖办法一样，评委随机抽样，而且认为样本越大越好。

当年爱因斯坦写的相对论要是需经随机抽样的评选人匿名审查，相对论有可能发表在德国主流物理学杂志上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主编普朗克慧眼识人才，专门派他的学生劳尔到瑞士去查爱因斯坦何许人也，再把自己的名誉压上去，发表爱因斯坦的文章。如果中国现在学美国那套，评委随机抽样，样本还越大越好，那极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找来二三十个根本不懂复杂经济学也不懂非线性的经济学家来评判，一看，“你敢挑战主流理论？！”，马上就毙了，理由都不讲。

这也是网友们关心的问题——“为什么我只回中国‘一半’”——的原因。即使我那关于复杂经济学的研究在国外被承认，在国内也难以获得认可，我和我学生的文章甚至都无法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就因为挑战了主流。

所以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而在于文化。北大文化标榜是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实际上只兼容西方主流理论，不兼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在北大都被边缘化，到今天为止，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或者要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在北大也很难生存。当然，大家有言论自由，可以发表观点，但是掌握不了评审、教职或主导博士生评审的主导权。其他学校可能稍微好一点，但也是追风。

现实来看，我见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家，越是有革命性贡献的，越难以在主流学校里生存。这里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1989年，奥斯汀普里戈金研究中心曾办过一个复杂系统的国际研讨会，参会的人既有主流的自然科学的科学家，也有不少挑战主流社会科学的学者。其中有一个人，名为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哈佛毕业，但入不了主流大学。

当时我问弗农·史密斯：“你在研究什么？”他说他在研究实验经济学，即用实验来检验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能否使市场自动均衡。我一听就乐了，回道：“你雄心大，研究的领域将来是可以得诺贝尔奖的。”那时他在主流大学里无法生存，长期呆在三流学校。

1996年我到北大工作。当时有几个好学生愿意留在国内，也有学生总想到国外见世面。去国外见见世面也是好事，我就给他们推荐了弗农·史密斯，我坚信这人将来是要得诺贝尔奖的。然而，学生们不愿去。后来，2002年，弗农·史密斯果然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中国学生要想再到他那去就没什么机会了——想去的人太多了。

弗农·史密斯在发表获奖感言（图/诺贝尔奖官网）

所以，要想做前沿研究，就要先识别，在别人还没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你就敢去做。我有位朋友的女儿在MIT念书，她就很有前瞻性，MIT那儿那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她都不跟，就跟了位当时还年轻的学者——也就是今年诺奖得主迪弗洛。如果谈以北大为首的部分中国高校跟MIT有什么差别，那就是MIT的学生会瞄准前沿，选择跟将来有可能得诺奖的导师工作；而北大的学生基本只会跟已经得了诺奖的老师做点模仿和应用。

在这点上，对中国年轻一代及中国各高校主管有几句劝诫：不要只花重金去买已获奖的诺贝尔奖得主来给自己学校打广告、充面子，这做法是培养不出诺奖级科学家的，相反，只是给已得奖的名家“抬轿子”；应该和研究前沿的科学家们对话，让他们分析未来十多年世界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发展方向在哪里、有哪些学派在竞争冲刺，再在这基础上判断哪个学派最有希望，随后扶持年轻人冲击未来前沿。

在这点上，我认为中国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包括经济学领域的人大、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都比现在的北大、清华有希望，因为人大等经济学家敢引进“异端经济学”，而北大清华的经济学院太追随主流了。即使中国出了很多可以得诺奖的工作，在国内主流经济学刊物也得不到承认，只能成为出口转内销，在国外比国内先得到认可，屠呦呦就是这样。得说明一下，我没有否定北大清华的科学家，比如研制出氢弹的于敏就是北大毕业的，也没有出过国，而清华工程学院也培养出许多届国家领导人。

希望这届诺奖过后，北大清华经济院系的旧有风气能有所改变。林毅夫教授若想拿下诺奖，也许可以考虑改改他的标题，新结构经济学还不够革命，应该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把中国扶贫的经验、农村发展的经验上升成一个新的理论。而认为经济学没有“犯错”，只要再加一个公共财政分支就够了的李稻葵教授，既然已经看到基建、教育的重要性，那可以再加把劲儿，突破计量经济学什么都要讲随机控制的束缚。

前阵子中美两位女主播对话，福克斯的翠西·里根（Trish Regan）问“中国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央视的刘欣就解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什么。我认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说法只能证明中国经济学家暂时没有能力用经济学的语言把“中国特色”说清楚，没有能力说得让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心服口服。

希望能和林毅夫、李稻葵等经济学家合作，学习中医“辨证施治”的思维，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微观基础论的局限，创造出新的经济学规范和社会科学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