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言】

韩国的一些宗教人士坚信他们的教义能够征服新冠病毒淫威，让信者距离教主（的经济利益）更近。但从韩国发病人数看，2月20日时还只是确诊104人，但到了2月29日已经上升到了2931人，增加28倍。看来新宗教不能解决新冠肺炎问题。

宗教在伊朗的地位，读者可能比笔者更清楚。前几天还在看电视说伊朗的高官对征服新冠肺炎多么多么有信心，但现在看中国网络上公布的数字，已经有34人死亡，但累计确诊人数却只有388人。笔者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理解。从武汉看，那里累计确诊48137人，死亡2132人，两者的比率为4.42%。如果伊朗情况和武汉一样的话，死亡34人，意味着确诊人数至少在770人以上，公布的数字该是实际情况的一半或者更少。

新冠肺炎在世界上是种新疾病。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经历过种种传染病，新冠肺炎到来后，对疾病的反应程度，精英与大众也依旧存在着不同，用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大介的说法，这里存在“理性”与“情感”在各自认识领域中的巨大不同。而微信、微博、脸书等新媒体，放大了传播中的相关信息，让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更加激烈。调节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需要靠政治，而此时的政治往往会摇摆不定。

日本民众借“不安倍增”表达对疫情扩散的担忧（图/微博）

口罩、洗手液之后，日本市场上手纸也消失了

如果说大众传播的第一阶段还只是停留在耸人听闻上的话，这种局势比较容易控制。但耸人听闻已经不能满足大众传播需求的话，下一步就是走上市场，抢购各种和耸人听闻相关的产品。

进入2月以后，日本的口罩、洗手液开始紧俏，到了下旬，手纸、餐巾纸便开始跟着紧俏了起来。进入3月，估计方便面等食品也会变得紧张。日本是个工业大国，多年来一直是供大于求，在日本几乎找不到一款紧俏的大众消费品，也只有到了石油危机、新冠肺炎流行的时候，才有了这次全面缺货的时期。

笔者在日本当教师的时候，和学生们讲过1972年石油危机时，民众抢购手纸，有些居民家中囤积了够用十年的产品，学生们听了以后一脸茫然。当时觉得日本该不会再为手纸而四处抢购了，但2020年2月，似乎和石油危机到来时一样，民众大量囤积起手纸来。

这该是新冠信息如同海啸一样到来后，慌乱中的一种失常的举措。在食物充足，水电煤气有充分保障的时候，总要做出某种具体行动才能显示出自己应对了相关的危机。口罩已经买了够几年使用的量，洗手液、肥皂也足足能用上很多年，下一步能做什么？人们能共同想到的也就是手纸了。

日本新的大楼，下水、排污没有问题，四、五十年代建造的那些老房子，外表看上去还算过得去，但实际上也经常出问题，还真不能把手纸换成报纸，代替所有居民的方便。部分人的合理备货，带来的就是全民的疯抢。

至于属于“理性”的新冠肺炎信息，日本专家并未在定义、预防措施、防治方法上做任何改变。2月27日18点到18点15分，日本首相及全体大臣参加的“第15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会议”，在官邸4层大会议室举行，提交的资料同样为两份。一份谈日本的新冠肺炎状况，还有一份谈构筑研发平台。

从会议之后贴到网上的资料看，到2月26日为止，日本的患者数为186人，死亡3人。此外，“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住院人数为705人。这705人是算在日本患者人数中的，其实船是英国的，算在英国那里更合适一些。

“构筑可以立即对应新兴感染症的研发平台”，日本准备投入25亿日元，这相当于1.6亿人民币。平台建设的费用不会一次支出，如果分5年支出的话，每年3000万人民币，在中国基本上也就是个普通研究所的财务费用，如果大一些的研究所的专题，大致也需要这个数目的预算。

第15次会议一个比较大的决定是中小学“休校”（停课）。

突如其来的中小学停课

日本网络上对安倍内阁行动过于迟缓的批评，这几天开始占据了主流位置。《朝日新闻》2月28日报道说，安倍晋三首相非常在意自己的支持率。网上如雷贯耳的各种批评、国会内在野党咄咄逼人的质询，让安倍不能一直按兵不动。

在2月26日刚刚开完第14次对策本部会议，2月27日18时开15次会议，此时安倍突然提出全日本中小学从3月2日开始，到春假结束的4月1日之前休校。

2月27日下午1时30分，安倍让自己的心腹，经产省出身的首相辅佐官今井尚哉坐在身边，召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文科省行政方面的最高官僚事务次官藤原诚开会，讨论休校事宜。

这天的上午，安倍见了一次藤原，当时谈了自己想命令全日本的中小学一律休校的意思。藤原回到文科省后，赶紧向大臣做了汇报。萩生田此时想的是，如果休校的话，孩子一回家，家长也得跟着回家看护，另外将来补课该如何办？原来想的是把春假提前到3月初，之后疫情平稳后，在放春假的时候，给学生补课。但从藤原传来的内容看，安倍不办则已，一说休校就要真真实实地歇上一个月，这可不是小事。

26日的对策本部会上，确实谈了今后两周是分水岭，从会议报告看，萩生田建议这两周就放假算了，之后再用两周时间补课。但安倍在过了一天之后，决定整个3月放羊，看来情况已经相当的紧迫。

27日的本部会议之后，安倍正式向全日本提出“要请（希望）中小学等临时休校”。这个“要请”虽然不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但在国家行动中，已经具有非常强烈的色彩，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晚，文科省的官员在听到安倍的要请后，对日本媒体说：“我们完全没有做相关的准备。”

便是首相官邸内负责对外传达政府信息的官房长官、统治所有官员的官房副长官，在安倍宣布要请前，也不知道具体内容。

首相的发言必须有法律依据，给首相提供法律依据的是内阁法制局的官员。他们中间的一人对日本媒体说：“在首相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我们才知道此事。可见首相官邸秩序紊乱，未做充分的讨论。”

中国读者可能比较熟悉1月22日武汉突然宣布从23日起封城，其实日本也一样。27日突然宣布休校，28日是周五，基本上从29日周六开始，日本的中小学生就不用去学校了。有小学生的家长，肯定不放心孩子。一家医院三分之二的护士需要回家照顾孩子，结果医院能够收容的病人也一下子减少了一半以上。至于企业，同样也因为小学生的放假，家长需要回家看护，企业未做任何准备，社会相当动摇。

理性与情感的矛盾

笔者注意到2月27日，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大介在《朝日新闻》上发表长文，谈在发生新型肺炎后，该如何调停专业知识与市民感情的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谈本次新冠肺炎时，使用了“信息错乱”（インフォデミック、infodemic）这个词。一方面是WHO认为病毒感染者大都无症状，或者症状很轻，传染的程度应该和普通流感差不多，致死率比非典（SARS）低很多，普通人只要冷静对应就可以了。但在新媒体传播方面，各种信息在炒作不安，而毫无医学根据的各种对症法大行其道，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阴谋论广为流行。在信息错乱的时期，人们忽然变得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信息。

如果专家的权威被彻底打倒，信息错乱就愈发不可收拾。笔者在日本的几所大学里当过教员，从未感受过发表论文、论文数量的压力，所以从论文数量的角度对日本的专家进行攻击，这在日本很难行得通。为美国、欧洲的某个国家的某个机关当傀儡，想从这个角度攻击（生物或者病毒）科学家，这在日本也毫无市场。到目前为止，信息错乱并未撼动日本科学家的权威。

这种情况下，民众可以做的事是，先相信情况已经非常的危机，去抢购口罩，看到口罩还真的变成俏货后，便开始抢购洗手液，再以后是手纸。

津田认为，“新媒体在成为现代人类贵重的获取信息手段的同时，也在让人的共感具有了数值化、可视化的特点。这种新媒体往往兼备人的理性与情感两个方面，尤其在新媒体运营商特别重视情感方面的作用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情感的地位超越了理性。”感情用事比理性更能够获取民众的支持。

筑波大学心理学教授原田隆之的论文受到了津田的重视。原田认为，人们在不安时，会在心理、行动及经济方面“采取某种不花什么成本的行动”，在遭遇错乱的时候，已经不愿意去听专家的解释，更愿意寻找“共同的敌人”，联合他人一起攻击这个敌人，而且越是这样也越不愿意听专家的意见。

当情感与理性的平衡在一个社会里完全消失后，专业知识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专家和市民处于对立状态。

日本社会中民选政治家最为重视的是民意，由新媒体形成的舆论与专家意见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后，不管专家是否还具有权威性，政治家必须尽快做出选择。2月26日的对策本部会议几乎没有谈中小学的休校问题，但商场上的手纸开始消失后，安倍也需要用超常的手段，回应舆论的要求。

况且樱花开放时的日本重要外事活动、7月24日开始召开的奥运会，日本的各种日程排得很满，此时也确实需要日本及时将新冠肺炎迅速抑制住，需要政治家作出决断。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人民中国”，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