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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鑫:新冠出院又复阳,这一年我都经历了什么

陈振鑫

陈振鑫

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本科生 来源:观察者网 2020-12-31 07:51:16
导读
2020年的新冠疫情,不仅加速推动了国际格局的转变,也彻底重塑了每个人的生活。观察者网在年末推出“2020我的抗疫故事”系列,从新冠患者、医生、基层工作者等等普通人的视角,回望艰难岁月,致敬奋斗者。 陈振鑫是19-20年度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交换生。疫情爆发后,他在回国隔离期间被确诊新冠,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成为“33号床患者”,亲眼见证医护抗疫全过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振鑫】

2020年,想必是一个令人难忘、载入史册的年份。开年没多久,我们就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让人感叹:能否将2020年一键重启?这次疫情彻底地改变我的计划,留学生活被迫中断,回国不久被确诊新冠,但也正因为此,我有了一段不凡的经历。

已近年末,当我回想起着过往的一幕幕,宛如昨日重现。

疫情初期

1月底,国内的疫情对于在英国的留学生来讲,本无太大影响。新冠疫情第一次进入我的生活,是钟南山接受白岩松采访时说到,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除夕夜那天,我和室友一起去伦敦跨年,路上我一直在看国内疫情的信息和新闻,除夕夜,正是国内最艰难的时刻。那时候整个朋友圈和微博里的气氛都比较沉重,大家无心看春晚,更多地关注着武汉正在发生的事。然后开始有人发信息筹集物资,征集令不断地在网上刷新。

当晚的伦敦街头十分热闹,餐厅里也到处都坐满了人。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一想到前线的人们那么辛苦,而我却在这万里之外享受美食,就觉得心有愧疚。伦敦街头有很多中国游客和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人们丝毫感觉不到疫情未来要在英国爆发的迹象。

(本文图源:作者供图)

唐人街入口处有“中国太平”四个字的牌匾,室友说:“几个小时后就是庚子年了,你还记得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中国和英国是怎样的吗?”我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感受,毫无过年的欢乐兴致,那天我在朋友圈写道:“‘国泰民安’、‘中国太平’,此时真正意识到这简短几字的分量。”

除夕夜的伦敦唐人街

正月初三,学校开学,英国还没爆发疫情,那时候大概很多人都认为,疫情只会局限在中国,英国安全得很。我的一位研究当代中国的导师在课上提起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的时候,说:“中国花十天时间建好了医院,这确实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高效率。但你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媒体正试图用这强大的基建能力来振奋人心,以转移之前人们对于问责政府的注意。”

半年后,当我再次与这位导师联系时,她却说:“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希望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这样。当我之前看到解封后的武汉举办水上派对的照片时,感觉这与我们在欧洲面临的现实相去甚远。不得不说,我有点希望自己今年在中国。”

国内疫情逐渐好转之际,欧美国家却开始成为世界疫情的主场地。3月12日晚上,英国首相鲍里斯宣布英国将进入抗疫的“延缓”阶段,开启所谓“群体免疫”,与此同时,英国的感染人数也激增。

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像是突然进入一种紧急状态,一边痛骂英国政府,一边纷纷买机票回国,机票价格一路飞涨。“现在的英国就是两个星期前的意大利。”身边的朋友们如此说道。我和室友们也在短时间内做好了回国的计划,在2020年3月21日,踏上了回国的漫漫旅途。

我的行程整整持续了99个小时:诺丁汉-伯明翰-迪拜-香港(机场过夜)-上海-深圳。因为当时机票难买,加之深港之间的口岸封闭,这是当时的最优化方案。

在深圳

2020年3月26日凌晨3点,我顺利住进了深圳当地专门的隔离酒店。在当时,国内的疫情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每日新增的病例也大多是境外输入,我原以为自己回到国内、经过两周的隔离后就能顺利回归正常生活,远离新冠疫情的影响。然而在我入住隔离酒店仅两天后,就出现了异常——我发高烧了。

我成为了新冠患者

经历了忐忑的一夜,到第二天清晨,我从发热患者变成新冠疑似患者,再到被确诊为新冠患者——成为深圳市第30例境外输入患者。然后被送往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深圳的“小汤山”。

被确诊新冠肺炎不是顷刻间的“晴天霹雳”,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一步步确认我的情况,以及一步步做最坏结果的心理准备。检测结果也并不是采样后当场给出,需要多次检测,然后等待结果。

心理体验一波三折,一开始必然是难熬而痛苦的,不过因为有了心理准备加上自我开解:反正我是普通型(新冠病情分为轻症、普通型、重症、危重症四个等级)患者,国内的医护都有经验,医疗资源充足,我肯定死不了,不如把这当作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3月28日凌晨,我住进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到4月29日顺利出院,之后又意料之外地与其他境外输入患者类似——发生复阳的情况,总共过了大概两个月才终于以正常人的身份回归社会。

在新冠病区内

刚住进医院的一周,是比较压抑的: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住进病房,同时在病毒和抗病毒药物的作用下,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或药物副作用。因为自己的行动自由突然受限,不知何时能够返回正常生活;又因为接二连三的变化和受挫,使得我不得不改变过去曾定下的种种计划和期望,需要彻底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对生活的态度;因为自己的意外,给家人、亲戚和朋友增添了很多忧虑……大概十天后,我渐渐适应现实和熟悉了周围的一切,随着症状减轻,心情逐渐好转。

让我倍感幸运的是,那段时间,许多人给我发来了关心和鼓励,甚至连平时没有什么交集的朋友也向我表达了真诚的问候,我的微信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的信息。突然以这种方式被许多人关心,竟然有些不知所措。

当时,我在记事本上写着:“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无法独自活着的,每个人都是相互之间联系的个体,相互依靠而存活,你的‘活着’或者‘损失’,甚至是‘死去’,都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是别人记忆里的一部分,就像别人在你的记忆里占据一部分。”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到这么晚才意识到呢?

在别人的想象中,如此特殊的病区,里面也许充满紧张和压抑的气氛。而事实上,由于我所在的病区属普通及轻症病区,病房内的一切都十分平静,不像楼上重症病区那样摆满精密的医学仪器,患者也不需要护士24小时的严密照顾。

特别是当我的症状逐一消失后,我感到,这个病区宛如城市偏于一隅的养老院,只是这里的“老人”,基本上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且大多是像我这样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隔壁的几位病友甚至每天组团打王者荣耀或“吃鸡”,惹得护士有时苦口婆心地劝我们这帮“不乖”的孩子们少玩游戏,多休息。但总之,一切都没什么好担心的。

那么,肺炎的症状在我身上体现得明显吗?很明显。在初期,新冠肺炎的各种症状几乎都轮流在我身上来了一遍,这些也同样发生在我同室的病友和隔壁部分病友的身上,只是持续时间各不相同——发烧、头疼、四肢酸痛、胸闷、胸痛、呼吸困难、不停的干咳、拉肚子(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等等。

一个特殊的现象是,我们这些境外输入患者中,包括我在内的部分人身上出现了嗅觉和味觉减弱或丧失的情况,吃任何东西、喝任何液体,都不太能甚至不能感觉到味道。这是国内病患大多不具有的症状。

刚入院的时候,我是护士们口中的“33号床患者”。随着我和医护们渐渐熟识,我们也都互相用名字称呼,护士们也开始与我分享自己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比如,我和任护士就聊起了我们共同的爱好——户外徒步,我还与她分享了最近两次在英国徒步时的照片;陈大姐会时不时会发一些自己在家陪女儿的照片;董护士在休假时,也不忘拍一张阳光沙滩的风景照,祝我早日出院,亲自去海边看看;我的主治医生王医生,会询问我在生活上的需要,是否要帮忙从院外买些零食或生活用品,那时候刚好我的洗面奶快用完,王医生便帮我带了一罐,送过来后,还不愿意收下洗面奶的钱。在住院的末期,在核酸结果阴阳反复变换时,我又一次问王医生核酸检测结果,王医生说结果还没出来,并宽慰我:“但不管结果如何,我们一起面对。”这样温暖的小细节很多,医护团队给人一种可以依赖的感觉。

护士们告诉我,每次等核酸检测的时候,科室主任、医生、护士会和患者一样,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结果,就像学生查考试成绩那样。如果结果在当天比较晚才出来,他们也会猜来猜去,是不是又是阳性。

在我住院的中后期,我得知医生护士们的一个愿望——留存影像记录。一般在病区工作的时候,医护人员需要保持工作状态,护士们的工作照,基本上没办法被记录。而这也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把这些素材拍成照片集或视频,将这些过程记录下来。

我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为他们拍了照片和视频,成果作为自己即将出院时的礼物送给感染四科的全体医护们。也因为这个互动,我发现之前工作时沉稳认真模样的医生护士们,突然展现出他们职业外的另一面——少男少女们应有的活泼开朗,看到这彩色的一幕幕,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周边充满了特殊的生命力和愉悦。



4月29日下午,在三院的第32天,我正式踏出感染四科的门,离开了深圳三院。出院后,我被送进深圳市萨米医疗中心——一座全新的专门安置康复新冠患者进行医学隔离的医院——进行为期14天的医学观察。

5月8日,我收到来自感染四科护士们的微信,告知我一个好消息——深圳三院感染四科内的患者全部清零。护士们还说,因为感染四科是1月24日临时组建而成的支援科室,患者清零后,这个科室就会解散,医生护士们要各自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感染四科”从此成为历史。

5月14日,我从萨米出院,住进了父亲在深圳的临时住所。不久,有了复阳的经历,我又被送回萨米医疗中心隔离九日。出来后,我们一家决定先让我独自隔离,自己做饭、生活两周,待之后复查一切正常后,我才终于被接回自己家,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回到社会。截止到今年7月,我前前后后大概做了三十次核酸检测,其中大部分为鼻拭子。这也算是一大“成就”了。

5月21日,整个深圳市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清零。

6月7日,萨米医疗中心的新冠肺炎康复患者隔离跟踪观察区的隔离观察人数也清零。至少在深圳,这场长达近半年的“战疫”终于告了一段落。

疫情之后

自回国后,我发现国内参与抗疫的人们似乎都早已熟悉和习惯了这一整套防疫措施的流程,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在工作状态中的大多数时候都相对平静,让我想象不出,在一月和二月份,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又是怎样的状态。

后来,在医院与护士们的交流中,我才切身知道,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医护们也如常人一样,会害怕、惊恐、紧张,但职责所在,他们必须得“上战场”,被派去湖北的医护们更是带着必死的决心前往,其中复杂的内心感受,往往不为大众所知。

因为这次疫情,我对“留学生”和“医护人员”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在自己作为“患者”与医护们长期相处并深入地交谈后,我产生了一些全新的思考——一个良性运作且健康的社会,应该各司其职,尊重异见、专业和规则,对不同身份和职业的人有着充分的宽容和同理心。这段在医院的经历加深了我的这些想法。而这次疫情中,整个社会在面对危机时的动员能力和凝聚力,也无疑是举世瞩目的。

每个国家的社会进步都不是毫无来由的,有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有一次次的阵痛、甚至是流血;有人因为不公、不正义受害,逼迫人们反思人性,重塑整个社会对于人性和良知的认识,让人们认识到社会的不足,然后改正,一步一步地,社会才能得到进步。至少,因为这次疫情,我对我们的社会有信心。

这场疫情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懂得切身地体会作为个体的人,存活于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抛开宏观的叙事,要以一个更切身、有共情的角色去看待生活在身边的、远方的或熟悉或陌生的人;承认人性的弱点,也不要忘记人类最基本的良善和同理心。

对于自我而言,我在这两年看到许多生死离别,自己也短暂地受到病情折磨……经过这些后,我自然而然地认为:在生死命题面前,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微不足道了。出院后,我至今都在珍视和感激一些过去认为习以平常之事:美丽的黄昏、与友人的交谈、美味的饭菜、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望着在学校草坪上野餐和玩飞盘的年轻男女……这些让我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实现了蜕变,珍爱着当下的生活。

感谢疫情期间所有给予我支持和善意的医护、老师、亲人、朋友!

以及为结,纪念不平凡的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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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振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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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本科生
责任编辑
赵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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