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卓】

1月27日，印度和欧盟在第16届印欧峰会上签署了被誉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印度-欧洲联盟自由贸易协定》（India–European Union Free Trade Agreement）覆盖全球25%的GDP与20亿人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其为“协议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als），印度总理莫迪则视之为“历史性里程碑”。该协定自然也引发其他西方国家的关注。比如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赞扬“印欧自贸协定以规则合作应对单边压力”。

从整体表述看，各方都在努力将协定塑造成一次具有超出贸易本身意义的重大突破。

然而，该协定自2007年启动谈判，拖延近二十年，期间屡次中断停滞。若其果真如此关键，为何双方长期未将其作为必完成之任务？理解这一矛盾，正是评估协定实质分量与后续影响的关键所在。

1月27日，印度总理莫迪（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右）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左）在新德里会面。 IC photo

一、一份“慢开放”的协定

根据已披露内容，协定采取分阶段推进框架，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可持续发展与监管合作等，但并不追求一次性全面开放。欧盟承诺对96.6%的印度进口商品逐步取消或降低关税，印度作出对等承诺，但在节奏、清单与例外安排上保留更大弹性。

在货物贸易中，工业品是核心，汽车与酒类通过配额与分期实施纳入减让，低价车与电动车则未进入相关安排。农产品开放程度较低，乳制品、谷物等敏感领域基本未做让步。服务贸易与人员流动方面，协定仅以现有市场准入为基础，新增开放有限，且限制人员规模与停留时间。在投资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双方未引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环境与劳工条款也缺乏强制执行力。

整体看，该协定体现了高覆盖、低强度、慢实施的设计思路，名义开放范围虽广，却通过例外清单、分期机制等安排来控制实际冲击，其真实效果仍取决于后续执行。

二、近20年，为何谈而不决？

印欧自贸协定谈判周期之长，在主要双边贸易协定中颇为罕见。拖延的主因是双方长期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

早在2013年左右，谈判已进入核心市场准入问题的“着陆区”，双方在汽车、服务业等关键领域甚至存在可妥协的空间。然而，政治层面的阻力随即凸显。

印度当时临近大选，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地位不稳，汽车、服务业等敏感行业的任何开放承诺都可能引发国内反弹。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声音不仅来自本土企业，也包括已借现有自贸安排和本地化生产获得市场优势的日韩车企，它们对向欧洲竞争者进一步开放态度消极。与此同时，欧盟方面也因内部人事与议程调整，未能持续推动谈判。

印度孟买的一家现代汽车经销商 图源：NIKKEI Asia

这一时期，作为反对党的印度人民党公开质疑谈判，理由包括对汽车、农业等产业的冲击、政府缺乏透明度，以及在经济承压时不宜匆忙开放。这反映出印度国内对深度自贸协定普遍存有警惕。2014年莫迪执政后，印人党虽未继续反对，却也未将协定列为优先事项，谈判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2013年至2021年间，该协定在双方经贸议程中均不占优先位置。双方更倾向在低政治成本领域合作，回避敏感议题。在没有外部强力推动的情况下，拖延成为一种理性选择。

然而，这一拖延逻辑在印度整体贸易战略转向的背景下逐渐松动。

2019年印度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意味着其大规模多边开放路径收缩，对外贸易战略逐步转向以缔结双边协定为核心。在此背景下，与欧盟这一大型经济体达成制度性贸易协议，其战略价值显著上升，被视为稳定外部市场、获取贸易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印欧谈判也因此重新被纳入政策优先视野。

因此，近二十年未能达成协议，恰恰说明在多数时间里，双方均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高昂政治代价。当前协定的最终签署，必须置于特定政治与外部环境中理解，而非视作长期利益自然演进的结果。

三、被地缘焦虑加速的谈判

既然双方长期缺乏足够意愿，核心分歧也并未消解，为何最终能在此时达成协定？

核心原因在于国际环境变化给印欧同时带来了“被边缘化”的焦虑。

当前，美国对盟友关系的整体态度发生显著转向。对欧洲，特朗普指责其长期在贸易与安全上“占美国便宜”。对印度，其则直接冠以“关税之王”的标签并施加50%的关税压力。双方在共同面临美国单边施压的背景下，被动形成了利益交集——虽非天然经济伙伴，却因外部秩序收紧而被推向合作。

印欧自贸协定迅速引发美方反应。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随后公开表示对欧盟与印度达成自贸协定“非常失望”，批评欧洲将贸易利益置于战略承诺之上。该表态从侧面印证，印欧靠近已被置于更广泛的地缘博弈中审视。因此在当前环境下，完成谈判已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和现实防御性的必要选择。

路透社相关报道截图

对印度而言，其谈判态度的转变至关重要。此前与英国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达成协议，降低了印度的心理门槛，使其以更务实的态度重返与欧盟的谈判桌。更重要的是，2024年以来印度外贸环境显著恶化：欧盟取消了其普惠制待遇，美国也对多项印度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印度逐渐认识到，消极等待只会令其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被动。正如印方官员直言“形势紧迫，印度担心双方谈判势头减弱，机会之窗会再次关闭”。

欧盟的动机同样带有防御性。其同时承受着美国的贸易压力与中国的产业竞争压力，对关键技术领域过度依赖中国的焦虑日益加深，而跨大西洋关系的波动又动摇了传统经济支柱。在此背景下，欧盟急需通过完成一项大型贸易协定来证明其仍具规则塑造能力。与印度达成协议，政治成本相对可控，象征意义却十分突出，恰符合其当前需要。

因此，谈判节奏在近期明显加快。双方刻意回避敏感议题的正面交锋，转而通过分期降税、设置配额、拆分章节等方式将矛盾后置。汽车、酒类采取过渡期安排，农产品整体排除，可持续条款弱化为合作倡议，这一切旨在为尽快签署协议创造政治空间。

此外，两大外部背景不可忽视：一是欧盟刚结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长达二十多年的谈判，其内部普遍认为与印度的谈判也可以进入压缩分歧并推动达成协议的阶段；二是双方在面对中国产业竞争时，找到了协同应对的政治叙事，为合作提供了额外合理性。

综上，印欧此时达成协议，并非分歧已决，而是因为继续拖延的代价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陡然增大。在保护主义回潮、大国竞争加剧的多重压力下，双方都需要一项可对内对外有所交代的成果。这份协定未必是最优解，却是当前形势下彼此可接受且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选择。

四、政治成果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落差

尽管印欧自贸协定被塑造为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成果，但回归贸易结构与执行现实，其经济成效可能被高估，更多体现为有限改善。

首先，关税红利有限且结构不对称。

欧盟工业品平均关税仅约3–4%，印度超75%的对欧出口已享低于1%的税率，关税削减带来的出口空间有限。相反，印度对欧盟商品平均关税仍接近10%，且集中于汽车、零部件等高敏感领域。虽然协定作出让步，却以分期、配额等方式延缓开放。这种印度开放高壁垒领域、欧盟开放低壁垒领域的不对称，可能导致印度自欧盟的进口增长快于其对欧盟的出口升级，甚至在短期内扩大印度对欧盟的贸易逆差。

其次，印度出口扩张面临的核心障碍并非关税，而是严苛的非关税壁垒。

印度优势产业如纺织服装、海产品等在欧盟市场主要受环保（如欧盟森林砍伐条例）、可持续供应链等合规约束。例如，印度仅占欧盟纺织服装进口的5%，远低于中国（28%）、孟加拉国（22%）等。即便关税降低，合规成本与审查难度仍可能抵消关税红利。同时，欧盟企业长期不满印度质量控制令（QCO）等合规成本，此次自贸协定设立的“快速反应机制”（RRM）能否奏效，仍取决于印度监管能否真正改革。

再次，印度国内借协定“倒逼改革”的期望恐难实现。

尽管有观点认为开放将推动产业升级与监管现代化，但该逻辑依赖强有力的国家执行与产业协同能力。印度面临行政碎片化、改革落地难、制造业处于中低端且依赖中间品进口的现状。在此情况下，开放未必自动转化为竞争力，反而可能因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升级，导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使协定成为结构性压力而非发展推力。

2023年6月18日，一名印度商人在销售印度特色商品。 资料图：新华社

此外，协定可能带来显著的调整成本与外溢效应。

印度劳动力规模庞大、非正规经济占比高，若产业升级滞后，失业与社会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对外，协定将冲击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同样依赖欧盟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目前凭“最不发达国家”待遇享受零关税的孟加拉国纺织业。这可能引发新的贸易与政治摩擦，削弱印度在“全球南方”的道义话语权。

综上，印欧自贸协定的政治与战略意义显著，但其经济影响宜理性看待。它更接近对既有贸易关系的有限优化，而非增长引擎。在国内治理、产业能力、外部规则未有根本改变之前，不宜对其经济转型作用抱有过高期望。

结语

归根结底，印欧自贸协定更像是一份在外部压力下达成的政治安排，而非能自动释放增长的经济方案。它并未解决双方结构性分歧，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秩序收紧带来的焦虑。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所言，印欧关系始终是一段“更多由未兑现的潜力与相互挫败感所标记的关系”。

当下，双方并非没有更具经济效率的合作方向，却因政治姿态与价值叙事自我束缚，主动排除更具现实收益的选项。所谓合作，实为放弃更优解后的次优抱团，折射出回避现实的共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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