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蓥:给资本“立规矩”,市场在中国扮演怎样的“角色”?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9-30 09:01

褚蓥

褚蓥作者

华南师范大学讲师,清华大学博士后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褚蓥】

从去年开始,中央开展了一系列对资本市场的清理整顿工作。在这轮清理整顿中,受到影响的有医疗、教育、房地产、文化娱乐、社区买菜等领域。

对于这一系列的清理整顿,一般的理解是“国家要给资本立规矩”。当我们对众多行业进行对比时,却发现中央并未对其他行业施以重拳,反而采取了主动引导、积极鼓励。那么问题是,国家给资本“立规矩”,到底立下了怎样的“规矩”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横向对比中西社会对“市场”的不同理解。关于西方社会对市场的理解,我们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解释中窥得端倪。他说:“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经济自由保证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不必靠外部强制或某个中央命令,因此缩小了运用政治权力的领域。而且,由于自由市场是一种分散权力的机制,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能够被自由市场所克服、消化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资料图

弗里德曼的这一说法在西方社会颇具代表性。西方社会将市场普遍理解为一种社会事务治理机制。也就是说,市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政府,经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政治完成对社会事务的妥善治理,达到社会矛盾的最优化解。

西方的社会治理中,经济是主体机制,而政治则是辅助机制,仅针对市场无法调节的问题作出补充性调整。根据这一逻辑,西方社会中构成了“小政府,大经济”的基本结构。也正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中,经济是主体机制,所以经济是近乎没有边界的。各种社会事务都可以采用经济方式来解决,经典的例子是社会救助。

自里根改革以后,西方社会向社会救助领域大量引入市场机制,推动社会救助的市场化改革。于是出现了各种充分运用市场工具的社会救助“新”模式,比如,救助消费券、社会影响力债券等。

虽然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较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事实上,中国社会对市场的理解一直秉持着一种潜在的差异化视角。如今,随着国际格局正经历系统性变化,这种差异化视角也就逐渐浮到水面,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把握。这一种差异化视角,也就是市场的“光谱秩序”。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强调要对资本开展“积极引导”。“积极引导”的方向就是将资本引向“光谱秩序”中的某些特定领域。要理解市场在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从这种“光谱秩序”入手。

引导资本“脱虚向实”,助力新经济。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所谓光谱秩序,指的是市场并非仅具备经济性,而是具有一种在伦理与经济之间逐渐变动的复杂属性。在这一秩序格局中,处在最左边是伦理性,处在最右边的则是经济性。

市场的不同分布在这一光谱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性来。其中,处在光谱最左边的,即最富有伦理性的市场领域是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这些领域虽然也属于市场领域,却更具有伦理性。比如,基础教育领域与人的价值观念的塑造高度相关,而医疗领域则也与挽救人的生命这一医学伦理直接挂钩。

处在中间偏左位置的是伦理性较弱,但与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有关的领域,比如,供水、供电、供气等领域。这些产品的供给涉及一定意义上的公共伦理,如果任由资本垄断这些产品供给的渠道,将会影响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酿成公共伦理的困境。但相比教育,这些领域的伦理性较弱。

再往右则是伦理性更弱的与公众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准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比如菜市场、小区卫生服务等。这些产品因为与公众的日常生活挂钩,它们一旦受到影响,则公众的生活就会受到较大影响,所以也就具备相对较弱的伦理性。处在最右边的则是纯经济性领域,比如服装制造与销售等。

中国社会对市场不同领域的态度随着光谱秩序的变化而变化。针对偏向左边的市场领域,资本虽然可以进入其中,却应该接受较为严格的监督。市场领域越往左,监督的力度就越严格。对于处在最左边的教育、医疗领域,人们更期待由非营利性的组织来承担这部分事业。

对于处在中间偏右领域的供水、供电、供气等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人们虽然能够容忍产品供给企业的营利性,却更偏好由公有公司来运营。反之,针对偏向右边的市场,人们则更能容忍资本的进入,但并不能容忍垄断的出现。而且,市场领域越往右,大家对垄断的容忍度就越低。

所以,对于菜市场、小区卫生服务等准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人们虽能容忍私人资本进入,但更希望它们保持较强的供给主体多元性。也就是说,人们不能容忍某些头部平台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统一产品供给渠道。一旦真的有某些平台进入这些领域,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批判。

对于处在最右边的纯经济领域,人们对垄断的容忍度相对较高,比如,服装的头部品牌总能在某些单品上占据较大市场份额,却较少有人对之表示指责。

中国社会之所以将市场嵌入这一“光谱秩序”,是因为中国社会普遍认为,市场并非万能的良药。市场是社会事务治理工具箱中的一项工具,而非唯一或主要工具。对于社会事务的治理,我们应客观分析其属性,并从工具箱中选择对应的工具。

其中,对于偏向伦理性的领域,中国人普遍认为更应该采用社会性工具,而非市场性工具。虽然教育、医疗也属于市场领域,允许资本有限进入,却要接受强监管,甚至资本利得的分配也要受到相应限制,比如要保持非营利性。

对偏向经济性的领域,中国人普遍认为应较多采用市场工具,以提升生产效率。对服装生产与销售等领域,国家予以全面放开,允许市场主体展开自由竞争。

由这一点,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近一两年国家要重点清理整顿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并干预互联网平台对社区卖菜等业务的强势介入。这个过程就是上述市场“光谱秩序”浮出水面的一个过程,也是国家向国内既有的资本以及外来资本嵌入“光谱秩序”的过程。通过这一嵌入,国家也就“给资本立下了规矩”。

中国“立规矩”的举动的影响显然并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相反,它将对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二战后的国际格局是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西方资本制定的。在这一国际格局中,市场自由被摆在一个极高的位置上,这一国际格局基本就是西方社会对市场的理解的放大的复制品。

随着中国对市场秩序的重新定义逐渐浮出水面,同时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这一放大版的复制品将不可避免地融入此前从未有过的中国元素。至少,在下一个三十年中,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必将带有更为突出的中国内涵。受此影响,二战后的全球格局将面临重新盘整。中国始终认同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也希望以中国道路来为全球化增添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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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惠
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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