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防局和北京市住建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城区的地下空间中，住着近百万的流动人口。在一些非正式的语境里，他们被称为“鼠族”。

7月17日，《时代周刊》记者费丽婷以一份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报告为线索，对北京市的一些“鼠族”进行了走访调查（文章《地下北京》摘录在本文结尾）。

北京的地下室原是冷战遗产一部分。观察者网专栏作家余亮曾在文章《地下室的文学与人学》中提到，作为首都，北京在建国后修建了巨大而完备的地下人防工程。然而人防工程的维护成本可观，冷战结束后，很多地下室年久失修，积水成灾。另一方面，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深化，北京流动人口急速增加，住宿成了社会难题。大量地下旅馆就此应运而生，很多地下人防都改造成了地下住宿。

北京城区的地下空间中，住着近百万的流动人口。在一些非正式的语境里，他们被称为“鼠族”。

北京地下城的存废纠结

地下室由于安全和治安问题几经政府整治。观察者网小编根据费丽婷和余亮的文章整理出北京地下城的“存废”史。

2005年，北京开始施行《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152号令），被看做是地下室经营的准入令。由于外来人口猛增，一些地下空间被出租或者开设成地下旅馆，成为一条生财之路，大部分的地下室经营者都来自山东、山西、吉林、黑龙江等地。

2006年9月，北京市法制办出台《北京市旅馆业安全管理规定》，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居民楼内或者利用人防工程、普通地下室的地下二层以下开办旅馆及对外居住性出租。

但是由于租金便宜，地下旅馆还是如雨后蚯蚓般发展不息。2008年奥运会前夕，政府下令从3月起清空四环以内地下室住户。作为2008平安奥运行动的组成部分，那次地下室整治行动整体关停了5个月，关闭的地下室至少涉及10万以上低收入者。

2008年5月1日，北京市民防局发布《关于实施〈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细则》，首次明确表示闲置人防工程可开旅店，还可用作停车场、仓库等。民防部门显然希望引入民间资金以分摊维护人防的成本。

2009年，配合60周年国庆，租户再一次被清走，这一次停了3个月。

然而2010年8月市民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8月1日起，民防部门不再新批用于散租住人的项目，执行只出不进的政策。

到2011年1月，期间，北京各区县为了“十二五”制定人口调控的目标，各区政府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地下空间的清理和整治，丰台更是明确提出将投入2.4亿元清理地下空间。当时的情景据媒体报道是“北京百万鼠族遭遇大清扫”。

2013年7月，北京出台《关于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并开始了大规模整治地下空间的行动。

对地下城存废的纠结、反复，是这个问题在现实需求和城市管理上博弈的结果。毕竟清退地下租客很容易，但如何安置却始终是最大难点。

毕竟清退地下租客很容易，但如何安置却始终是最大难点。

对地下城的最新研究

这份最新研究报告是2012年10月至2013年9月，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Sol Pric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副教授Annette M. Kim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所做，她的研究课题就是北京的地下室租赁市场。

她的研究团队搜集了3677条地下室出租信息进行数据统计，地下室出租屋平均面积为10平方米，月租436元，与天安门的平均距离为10.8公里，距最近的地铁站平均距离为1.07公里。相比之下，廉租房普遍分布在更偏远的地区。

此前北京市民防局和北京市住建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城区的地下空间中，住着近百万的流动人口。在一些非正式的语境里，他们被称为“鼠族”。

根据Kim团队的统计结果，地下室的租金涨跌呈现周期性变化。以2012年10月至2013年9月的一年为例，12月到6月是漫长的平静期，平均月租为400元，而7月和9-11月会出现两个高峰，平均月租分别达到450元和460元。

Kim的研究团队的调查结果显示，67%的地下室租户工作地点在1公里以内，去上班的步行时间在15分钟以内。这是他们在地点和居住质量之间做出的权衡。

在Kim团队调查的52位租户中，大多是没有北京户口的年轻人，其中20-35岁的占57%，35-50岁的占33%，其余10%在50岁以上。他们之中有53%从事餐馆服务员、保安、清洁工等蓝领工作，另外47%在私企、IT公司等从事白领工作。

《北京商报》2006年10月16日提供的一份地下租房者职业调查图

而据《北京商报》2006年10月16日提供的一份地下租房者职业调查图来看，小生意人、服务人员和学生比例最高。图中数据显示：在中心商业区，服务人员有81人，占约76%，小生意人占约20%，公司职员只有3%；而在四环附近的地下旅馆，公司职员占34.4%，服务人员占20.8%，小生意人占了32.8%，学生占6.4%；在高校附近，学生则占了约66%，小生意人略低于20%，职员约占23%。

《北京商报》的调查结果中，在不同地段，租住地下室的成员构成也各不相同，这种不同与Kim团队提出的在地点和质量间做出权衡有着不谋而合之处。而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数字是，2006年的结果中，无论在那个地段，公司职员（白领）的比例都不超过35%，而根据Kim团队的最新研究结果，住在地下室的私企、IT白领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7%。

地下室出租屋平均面积为10平方米，月租436元，与工作地点在15分钟内

走近“北京鼠族”

北京群租房的新闻虽然很少成为头条，却也从来没有走出过媒体的视野。搜索一下北京地下室，可以找到媒体报道的很多事故。昨天，朝阳区十里堡爱这城小区就发生了一起地下室起火事故。

即便事故如此多发，对地下室租房的需求仍然十分旺盛。在房屋租赁网站上搜索租房信息，房源信息仍然很充足，并且还有一些是最新发布的。

在对北京地下室的最新研究出来后，记者也走访了一些“北京鼠族”，近距离的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以下是《时代周刊》的文章《地下北京》，有删减：

 

 

北京北二环边，小区环境整洁，绿化不错，满眼落地窗……走进观河锦苑时，我一度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只有楼下一排电动车上晾着的五彩被子，提示着这群地下居民的存在。一楼两扇巨大的落地窗之间，是通向这个画风不同的世界的入口。

 沿楼梯一步步向下，有明显的凉意袭来。这个35℃的七月的北京午后，带来凉意的除了地下室冬暖夏凉的保温效果，还有昏暗的灯光和逼仄的空间感。迷宫般绕来绕去的楼道里，挂着一长排晾晒的衣服。“请勿喧哗”的标语、拐角处装饰用的假花和墙上几幅上世纪90年代常见的静物油画印刷品，显示着房东的情怀。

楼道尽头正对着的房间虚掩着门，里面传来电风扇呼呼作响的声音，27岁的小杨正躺在床上摆弄着手机。这天，她刚从老家回到北京，准备休息一两天，重整旗鼓找下一份工作。

这间7平方米的小屋里，墙上被之前的租户们贴满了广告海报和印花墙纸，天花板破了个洞。一张双人床占据了大半面积。说是床，其实不过是用石头和木板垒起来的，上面铺一层薄薄的褥子，褥子旧得有些褪色了，但很干净。角落一个小柜子上摆着各种调料，底下塞着电磁炉和锅碗瓢盆，一袋大蒜挂在墙上。剩下的空间刚好可以开门。“这里环境还挺好的，就是夏天有点潮。”小杨说。

地下迷宫包租婆

“新街口外大街34号院3号楼，位于小西天牌楼的斜对面。价位在550元至1000元，积水潭地铁北行100米路东，干净卫生，通风良好，环境优美，可做饭，洗衣洗澡，交通便利，有闭路电视，有网线，手机信号好，24小时热水，WLAN，免费暖气。出门是公交，22、运通104、626、621、47、88、331、618、635、609、38、345、344、626、690等小西天站，地铁2号线积水潭站交通非常便利。附近有大型超市，美廉美、物美、新华百货、华联超市，有大型医院，积水潭医院、二炮医院、安定医院……”

这是眼前这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在58同城上的广告。每隔一段时间，只要有房子空出来，小杨的房东胡秀花就会重新发布这条招租信息。虽然现实和描述有一定落差，不得不承认，这些信息基本属实。更多时候，租房者们找到她，是通过门口写着“出租地下室5857××××”的小木板，或者由一起打工的人介绍。

一进入7月，又到了胡秀花忙碌的时候，最近，这里只空出来一间房。

作为坐拥42间地下室的房东，胡秀花是这个地下迷宫的管理者。早些年，亲戚承包下了这片地下室，至于花了多少钱，她不愿透露。42间地下室在观河锦苑3号楼底下相连成一座迷宫，在小区的4号楼和5号楼下面，也有相似结构的地下室。

胡秀花自己带着孩子住在一个下楼梯处的两间。7平方米的房间同样被床占去了大半，桌上的电脑屏幕显示着四格楼道监控画面。楼道里的摄像头是为数不多的发光体，给人安全感。“上边要求装的。上边老来检查，上半年每个星期都有人来。我们这儿都检查过，都是合格的。”

尽管坐拥庞大的地下迷宫，胡秀花还是搞不清楚来检查的人是什么部门。小区物业的李先生告诉我，人防办、房管局、工商的人都来过，每年都会有人定期来查，“消防等达标了就行，有需要整改的会找我们，比如之前线路乱接，现在都改好了”。

地点和居住质量的博弈

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结合地面建筑建立起大量的地下人防工程，但很多都处于闲置状态。因缺少专项基金维护，又缺少专人管理，许多地下人防工程垃圾成堆，日渐破败。

为了改变地下人防工程这种脏乱差的状况，上世纪90年代，政府提出“以用促管，以洞养洞”的方针，鼓励使用人防工程，并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当时的承租人开始利用人防工程开办地下旅馆，但数量并不多。

到了90年代末，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这些地下空间开始被更广泛地用于出租居住。到2004年，北京形成了人防工程出租的高峰，进而逐年递增。

就在那时，小杨夫妇从山西老家来到了北京。

丈夫小孙是个厨师。几年前，小杨夫妇在一家成都小吃店打工，住在集体宿舍里，“一个大房间里睡很多人，两口子就一个上下铺，不方便。”三年前，小孙换了一家餐馆工作。在餐馆老板的介绍下，他们搬到了附近这间地下室，每月租金700多元。

在地面以上，这样的租金在北二环边上是难以想象的。附近链家地产的中介告诉我，观河锦苑79平米的两居室，月租报价是6500元。附近的一居室月租在4000元左右。最便宜的是平房，20平方米，能洗澡不能做饭，每月2000元。

观河锦苑的地下室距天安门的直线距离是5.4公里，距最近的积水潭地铁站390米，显然拥有更高的“含金量”。

小杨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附近的物美超市当收银员，不包吃住，每月工资2400元。“本来工资就不高”，更让小杨吃不消的是，“还动不动就罚款”—收了假币要罚双倍，结账时不小心漏扫了东西要罚双倍，就连吃饭时间超过半小时，也要罚款。

最多的时候，小杨一天打三份工，上午去物美当小时工，中午骑车赶到一个餐馆忙中午的两个小时，然后回家吃点饭，再赶去另一个超市，到晚上10点下班。“这样能多赚点。有的11块钱一个小时，有的17块，最多20块。平时不歇班，歇班这一天我还想再去找别的。”

有时10点多回来，再做两个人的晚饭。“他上班一天也挺累的，我很少让他做饭，他要是累倒了那怎么办啊。”

从地下到地上

从小杨的房间走到厕所，需要转7次弯。刚搬来的时候，她需要记住口诀，“左右左……”。厕所共有三个隔间，供地下四通八达的42户人家使用。胡秀花向我解释，这里白天晚上都有人出去上班，一般情况下3个是够用的。

厕所旁是浴室，关着门，门上贴着“洗澡一次20分钟6元，超时每分钟3角”。

对于每月生活费三四百的小杨夫妇来说，洗澡是一项奢侈的活动。“平时自己烧点水，擦擦就行了，有时隔一两个星期到那去洗一次。”

“我天天看到房东他们两口子。这儿晚上有人说话啦，吵架啦什么的，都是他们去管。”小杨挨个敲了敲四面的墙，“就这一面墙，其他三面都是薄薄的一块板儿，这边说话那边都听得见。”

有些“邻居”就这么隔着墙认识了。右边的女孩喜欢唱歌，每天晚上唱到11点，小杨不想吵架，就没去说过她。另一个原因是，“唱得还挺好听的”。

记者的到访打乱了小杨的计划。她告诉记者，本来这会儿她应该躺在床上用手机看小说的。“这个《斗破苍穹》挺好看的，我都看完了。《飘渺之旅》看了3遍，也是仙侠小说。我书挺多的，这几个都是。”小杨展示了她小米手机里的几个电子书app。房间里有网线，一个月50块钱，不过小杨没有电脑，也不爱玩手机游戏，闲下来就看电子书。

在此之前，她刚“上去”收了晒的被子。晒被子，是这个小区里最容易让地上居民和地下居民产生联系的活动。物业的李先生有时会接到住户反映，晒被子影响小区环境，“不让晒被子，如果我们物业看到会给收了”。

保安老赵倒认为，双方应该换位思考，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毕竟大家都不容易。后来才知道，他也住在地下室中的一间。

小杨也知道小区不让他们把被子拿上去晒，“不好看”。但她实在没办法，地下本来就潮湿，“衣服在楼道里晾干就行，被子只能自己偷偷地拿上去晒会，物业要是管的话再收回来。”

大部分时候，物业并不会介入地下居民的管理。“他们都有值班室，主要是房东负责管理。有需要物业调解的，我们也会去找地下室房东。”

地下的“北漂”梦

再上楼的时候，小杨和记者在楼道里遇到了邻居阿飞。这是一个20多岁的圆寸头男人，穿着肯德基宅急送的制服正准备去上班。在小杨的描述中，阿飞“长得不像好人，所以每次他跟我们打招呼我们都不理他”。

不过这一次，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小杨展开了第一次短平快的对话。

你在哪里上班？金融街。

你那儿还缺人吗？缺人。

要不要我？要。

一个月几千？一小时20元。

交流打工信息显然是这里拉近距离的最快方式。房东胡秀花管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租户叫“上班族”—104的女孩在西单当售货员，也有的是小两口。

白天，他们爬上地面，和地上的人们共同构成了繁忙的北京。晚上他们回到地下，隐没在城市的夜色中。

阿飞的家乡在甘肃农村，讲话口音有些难懂。加了微信后发现，他打字的语法也经常难以捉摸。有天，他突然在朋友圈里说，“这个月底辞职去外地不想呆在鬼地方了太伤心了亲爱的北京月底离开你们了拜拜”。

他对记者说，从2001年来北京到现在13年了，感觉北京太累了，想离开。“我感觉到北京不是我呆的地方。”

资深游戏开发员小张曾经也是北京地下城中的一个。在湖北工业大学读市场营销专业时，他就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不善言辞，爱玩游戏，“家里人觉得是不务正业”。大二的时候，他想何不研究一下游戏是怎么做出来的，就自己买书自学。

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决心到北京去做游戏开发，没敢告诉家里。和无数北漂青年一样，他的起点是一间租金450元的地下室。

对一个学市场营销的人来说，游戏开发是个难度很高的行业，没有公司想要一个门外汉。经历过几十次面试被拒后，终于有一家小公司要了他，工资800元，做非常简单的工作。“他们想的大概是，比实习生还便宜，用着试试吧。”

因为喜欢游戏，小张很好学。总是熬夜学习，有时白天会睡过头，“地下室里没有阳光，让人感觉不到时间”。

像所有励志故事的走向一样，一年后，小张的月薪涨到了8000元，并且有其他公司来挖他了。他终于搬出了地下室，也终于有勇气，跑到大连去向自己喜欢的大学同班女孩表白。

对于小张这样走出地下室的人来说，那段经历可能象征着年轻时的奋斗、无悔的青春。但对更多仍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来说，地下室，就只是生活本身。

那天，记者和阿飞站在楼道口聊天，小杨抱着晒好的被子下楼，没走几步滑了一跤，直直地坐在台阶上。“这谁啊！怎么那么多水啊！谁啊倒的水！气死我了！”她边骂边爬起来下楼了。再次上来的时候，对记者的关心，她回应说，没事没事，我结实，耐摔。

回不回家乡？

虽然厨师工作收入不错，每月能赚5000元左右，但夫妻俩的生活仍不宽裕。

“我公公得了脑梗，婆婆身体也不好，俩人顶不了一个好人，每月得给他们2000块钱。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县城上一年级，我哥哥一家帮忙照看，一个月给他不到1000块钱。小女儿刚两岁，公公婆婆给看着，一个月光奶粉就要2000多。差不多他的工资就没啦。”

有时候小杨也会想，要是嫁到一个公公婆婆都健康的家庭，日子会好过很多。但这些话，“自己想想就可以了”。

好在小孙对小杨很好，“他知道我不喜欢花钱，自己舍不得吃，买衣服时也是想给小孩买。”小杨穿着四五年前家里带来的浅蓝色布裙子，和在动物园批发市场买的白色T恤。“他老劝我自己吃点好的，别光吃馒头什么的。他对我真挺好的。”

几天前，小杨刚离开山西老家，坐上回北京的火车，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村子里出了大事，三个小孩被邻居杀害了，其中一个是她家两岁半的小侄子。村里有小孩的家庭人人自危，小杨也不例外，“我不放心，他们要万一出了什么事，后悔都来不及了。我都想把小孩儿接过来。”

作为这个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小孙不得不一直留在北京。“他很少回家，我们经常在这边过年—过年的时候工资高嘛。”小杨停顿了一下，“唉，也想小孩儿，没办法。”

真回到家，看到俩老人往那一坐，俩小孩往那一站，夫妻俩又“压力山大”—“哎哟，算啦算啦，咱俩还是出来吧。这老的小的都是自己养，看不到他们心里还没那么多压力，看到也心烦。”

正聊着，小杨的电话响了，铃声是梁静茹的《勇气》，来电显示“老公”。

“天天打，一天给我打两个电话，有时候吧还挺烦的。”撂下电话，嘴上说烦，小杨却是一脸羞涩的幸福。手机壁纸是夫妻俩结婚时拍的婚纱照，那时她还白白胖胖的。“以前好看，现在瘦了，压力重。我家小孩说这是阿姨，爸爸跟‘阿姨’照的相”。

小杨回想，刚结婚的时候两人不懂事，总是吵架，后来一起在北京打拼，反倒生出一种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深来。

逃离北京吗？

“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杨叹了口气。在她的梦想中，将来最好是能自己开一个小饭馆，老公当厨师，自己忙前忙后，把老人和孩子都接过来一起住，“这样我能放心点，而且自己开饭馆也不用花饭钱了”。

另一边，阿飞也倒数着离开北京的日子。“不想回家，想去别的城市看看，有什么发展的门路。”不过这一次，“一、二、三线城市是不想去了。”

2013年，因为讨厌北京的空气，小张也离开了北京，南下去了深圳的腾讯。走出地下室的他，没再被经济问题困扰过。

“我们正面临这一个历史性的城镇化过程，尤其是在亚洲。试图住在城市里的人口空前的多，人口密度太大，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怎样管理城市空间。”Kim教授在她的讲座上说。

“北京市清退地下出租屋居民的方针没有动摇，然而在没有支援政策及搬出后的安置措施的背景下，若要强行清退，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因素。北京市当局正在慎重推进该计划。”NHK纪录片《北京鼠族》以这段话作为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