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张汝伦教授和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的丁耘、洪涛、吴新文三位研究员在上海书展的一项沙龙活动中就“中国人如何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的主题展开对谈。四位老师的谈话虽是借着张汝伦教授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一书增订再版的机会，却并非只是就书论书。

“中国人如何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

“这次书展主角是文学，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关于文学的，我家预定了4、5份文学报纸，都是围绕文学展开的，没哲学什么事。”张汝伦教授不满于哲学思想在中国的边缘地位，为了说明哲学的重要性，他举了一个间接证据：“世界上一流大学一定有哲学系，世界上差的大学一般没有哲学系，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在他看来，哲学代表了从整体上认识问题的高度。“比如人口问题，大家都知道，人活着要吃饭，人口多了就一定面临吃饭的压力，还有工作、就业等等。中国人口多怎么办?搞计划生育，这是技术人员的思路，可如果要问一个哲学家，他会说，采取这样人为的方式，对人是不是不尊重?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不会有新问题，比如养老?在没有兄弟姐妹的家庭当中长大的独生子女如何与人相处?人与人的关系会不会遭到破坏?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他认为这些问题如果不考虑的话，现在快刀斩乱麻，当下问题解决了，日后怎么办?”

从整体上认识，就不能用单色的眼光看世界。张汝伦教授谈到了中国水墨画“墨分五色”（观察者网注：指焦、浓、重、淡、清；或指浓、淡、干、湿、黑；也有加“白”，合称“六彩”）：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中国的水墨画，墨是什么颜色?在座的各位说墨就是黑颜色。不是，墨有六种颜色，这是清人告诉我们的，中国的水墨画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颜色都表达出来，区别在于哪里?在于古人的知觉跟我们不一样，人类所有的历史就剩下一件事情，建立一个新的理性化制度，很多东西被淹没化、简单化，致使我们看到今天墨是片面的黑色。”

“我们对这个世界为什么可以这样感受，比如我读《三十六画品》的时候，不是36种对中国国画的评价，而是36种感官世界的方式，那么的典雅、细腻、深奥。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吗?”

墨分五色

“我们有一个不好的态度，在思想界贴标签盛行”，张汝伦教授对此深感气愤：“十几年前我参加一个会议，一位古典系的教授发言，开讲前首先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今天讨论问题跟你是什么有关系?该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太复杂，是全人类的问题，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

“比如韩国岁月号沉船事故后，韩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写了篇文章，说我们这代人是在朴正熙提出要把韩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奋斗，学校里面讲这个，马路横幅上面写，现在好像也真的建立了，韩国有很多世界上拿得出来的品牌，问题出现后，韩国人才开始反思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深入思考问题的民族是有前途的，不能说死了很多人，我们在制度上堵住漏洞，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了。”

岁月号沉船事故唤起韩国人对现代性的反思，在场的吴新文教授在发言中也讨论了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一书中对现代性的看法，并向张老师请教：

“这本书里前面写思潮，后面写人物，第一版和余英时的讨论，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特别是围绕中国和西方相遇后，中国所谓的现代化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下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没有解决，仍然争论得热火朝天。我记得张老师的书里面写到，现代性有点像是罗马神话里面的门神，他是有两面性的，即光明与黑暗。”

“有人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需要资本主义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是也有人说，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有很多灾难性的问题现在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做思想史研究的，在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思潮面前，大家火气很盛，义气用事，都是贴标签。我们如何对这两个东西和当下的复杂关联有一个更深的理解，然后暗示中国思想者的未来思考的一个方向，这是这个问题的第一面。”

“中西的问题，书里讲到近现代西方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深深的融合在一起了，独立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都是不存在的，西方的东西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思考中国当下的思想，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意识，说得更高一点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趣味来看待这样的东西?近代以来有一种说法叫做西化，甚至有人说要全盘西化，这个思潮影响很大，但是从40年代以后有人提到化西，所以在这样一个面对中和西关系的时候，我们当下究竟如何能够避免简单化的选择，又能对这样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性的思考，这是我要向张老师请教的问题。”

对此，张汝伦的回答是：

“我个人的理解是，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概念，人类用这个概念特指一种文明形态，这个概念是可以突破的，可以修正的，也是可以质疑的。所以有时候讨论问题，把现实生活的形态和概念本身牵扯起来，概念是帮助我们理解生活现实的工具，我们必须用它才能理解我们的生活。反之，对生活现状不满的时候，我们当然有权利批判、修正甚至颠覆这个概念，我们绝不能把现代性理解为人类的天命，就像人类要从人猿变成人一样。”

“吴新文教授提到中西的问题，其实西也不是西，我们讲的西就是18、19世纪200年间里面的西，而且还是我们大打折扣的200年里面的西。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拯救中国、打捞中国，如何找到一个真正的中国，能不能找到?比较难。”

“其实如何打捞中国不仅仅是打捞中国，而是如何在世界思想文化的图景当中加入中国元素，这是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任务。”

丁耘、洪涛两位教授也做了精彩的发言，限于篇幅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