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内瓦的时候，我关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的人权讨论，当时西方连着十年推出反华提案。当时有个中国外交官在那儿当大使叫沙祖康，他很有意思，他跟美国人干上了，就等着美国代表来才发言，否则不发言的。

那次就是西方提出了反华人权提案，沙祖康就发言，他说我们给大家在座的各位代表发了一本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编的美国人权状况报告，他说这个报告材料非常详实，但是我建议你们什么时候看都可以，不要在睡觉前看，看了之后，你是要做噩梦的，因为里边太糟糕、太恐怖了。

他就这样开始发言，我觉得很精彩。”

近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除演讲外，还会回答现场观众即兴提出的问题，一问一答中，产生了大量的思想火花。

《这就是中国》每周一21:30在东方卫视播出，在3月25日第十一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梳理分析了西方思想家西方学者关于民主弊病的思考，以及关于如何建设民主的一些有意义的观点。

观察者网现整理出部分精彩对答，以飨读者。

节目视频截图

叶青林（节目嘉宾）：我首先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2004年，我在英国留学，在中餐馆打工，每天晚上跟我搭班的是伊拉克难民，他跟我说他在海湾战争前，算是条件不错的伊拉克家庭。过去他一直想移民去美国，但在战后家破人亡，他带着一家辗转到了英国。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呢？他说那个时候我在伊拉克至少过的是中产生活，可是美国人来了，直接把我的家园破了。所以他从此之后非常痛恨美国。

马泽晨（节目嘉宾）：我也提供一个故事，现在很多所谓的普世价值，它的起源来自于法国。我们有一个语言老师，他是以色列人，精通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就是一个语言专家。最终这位老先生选择在60岁的时候携太太到中国永久定居，老先生说我选择到中国来生活，为什么？他说不仅因为二战时候中国是对犹太人最有庇护的这么一个国家，并且中国文化是非常包容的。

主持人：其实中国文化对人权的各个层面，有一种历史由来的包容。

骆珺（节目嘉宾）：十几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去美国加州伯克利参加一个暑期班，我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当地领队接到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警告我们，天黑之后绝对不要出门！不光天黑之后，平常要出门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尽量学校到宿舍两点一线，不要走出其他街区，因为不安全，因为很危险。所以像这样一个连基本的人民安全都无法保护的国家，它来跟别人谈人权真是让人非常困惑。

主持人：我们其实都认为我们的发展也还有一些有待提高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很清醒地看到了别人的弱项，但你绝对不能强加于人！

观众A：张教授您好，因为我也是在美国留学的，我感觉其实美国媒体讨论很多的问题，它是有双方在辩论，但是如果你仔细地看CNN，还有一些其他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讨论，从来没有找过一个中国人上台去辩论。您也可以在美国的新媒体上发表自己的专栏，突破传统媒体的封锁！

张维为：西方的主流媒体非常明白什么叫政治正确。有一段时间，连着好几年，我每年都给《纽约时报》写一点文章。但是我注意到，如果我发表一篇文章叫《中国模式的魅力》，旁边的版面就会有一篇《中国即将崩溃》。它宏观把握将你的话语比例压缩到1/10，不能再多。这个我见得太多了。再打个比方，西方也会请你去参加会议、进行辩论，但最后报道的时候你只有很小一部分，或者甚至就是说你参加了会议但是没有（发言内容的）报道。所以你可以在自媒体寻求突破，但是你需要影响到关键的少数人，要做到这点不太容易。

观众B：我的问题是，美国有一个人权观察组织，它每年发布一个世界人权观察报告，您怎么看待它的这个报告？

张维为：不光人权观察组织发表报告，美国国务院每年也会发表一个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情况报告。我在日内瓦的时候，我关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的人权讨论，当时西方连着十年推出反华提案。当时有个中国外交官在那儿当大使叫沙祖康，他很有意思，他跟美国人干上了，就等着美国代表来才发言，否则不发言的。那次就是西方提出了反华人权提案，沙祖康就发言，他说我们给大家在座的各位代表发了一本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编的美国人权状况报告，他说这个报告材料非常详实，但是我建议你们什么时候看都可以，不要在睡觉前看，看了之后，你是要做噩梦的，因为里边太糟糕、太恐怖了。他就这样开始发言，我觉得很精彩。美国自己的人权问题太多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联合国核心公约六个没有参加，美国怎么好意思去直接地对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来进行点评。所以这个事情现在逐步变成一种笑话，再没有公信力了。

沙祖康

观众C：张教授好，主持人好！如大家所见，我穿的就是我们的汉服！但是在我穿汉服的时候，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坚持和个人行为，我不会将此强加于别人。但是网上有很多人就会说我们是大汉族沙文主义！对于这种新型的网络暴力，我想请教张教授和主持人，我应该怎么面对？

提问观众

张维为：首先我对你们这种致力于传承中国文化的努力，真的非常尊重。我想恐怕有一些攻击里面是出于误解，他不一定完全了解。

但是对于网络暴力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是要认真地对待，实际上有时候老外都看不下去。现在已经好多了，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美国一个杂志叫《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叫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谣言人民共和国”）。那个时候的7·23动车事故，当时有网络谣言造谣中国政府给欧洲意大利的游客赔了几百万欧元，但是谣言的广泛散布没有人制止，最终造成很大的问题，使国家治理成本变得非常之高。

随着网络的兴起，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各种声音都很大，那么它带来的问题就是民粹主义，西方模式下政客就拣老百姓喜欢听的话说，最终目的是当选，当选之后什么都不管，只为了达成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制度，我觉得现在还有可能比较好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坦率的说，最近几年习总书记主政以后开始抓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整个网络空间已经提出口号，就是网络治理要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我觉得是法治。看网络暴力里边哪一些属于明显地涉法、违法。不是针对整个网络群体，而是针对某个个案，哪个人说了什么话，这话违背中国哪一条法律，哪一条哪一款，拿起法律的武器。

观众D：张教授好，女权无疑是人权的一部分，女权需要我们共同去维护！但是现在有一些“中华田园女权”，她们似乎已经发展成了非常极端的一个方向，您觉得中国式的女权应该是怎样的？谢谢。

张维为：我自己是这样看的，中国实际上有自己的说法是叫妇女解放。女权这词后来从西方来的，实际上这两个不完全一样。我个人觉得，实际上我们妇女解放产生的效果，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最新的世界女企业家排名中，中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最富的女企业家大概2/3都是中国人，背后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我们讲大上海地区有50万台湾同胞，很多是女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们觉得我可以当老板，而在台湾的文化环境中，她一直觉得很难、地位低。

骆珺（节目嘉宾）：我在英国驻过外，当时参加过路透社举办的一个女性报道培训，其实他们对女性的关注度这方面我觉得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时在课上，老师就提了十几个国家的记者，向我们提问说给你们四五个选项，你们觉得目前世界上同工同酬比例做得最好的国家是哪个？选项包括中国、印度、美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然后他每个人问了一圈，问到我的时候我非常犹豫不敢说中国，因为我确实不确定。但是最后的答案就是中国。我作为在场的唯一一个中国记者居然不敢相信自己国家……觉得非常惭愧。

主持人：对。前两年有一部纪录片是日本NHK拍的，叫《女性贫困》。后来因为这部纪录片太过出名了，它就出了一本书叫《女性贫困》，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真的是很惊讶。日本在差不多一个年龄段，大致是三四十岁的女性群体当中，她的贫困率有那么高。还有一些女性其实试图通过受教育去获得大学学位，但是对女性的某种看不见的天花板限制，使她们即便大学毕业也没有办法可以很好地获得一份工作，她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说的同工同酬状态，她的收入永远是偏低。

张维为：日本、韩国与我们的差距是很大的。你也可以到世界走走去了解，女权运动在欧洲到底有哪些具体诉求，而我们是致力于真正的妇女解放，我觉得这很重要。西方女权，它英文叫Feminist也有它的合理性，一部分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欧洲妇女的地位，比方说最基本的投票权，妇女没有投票权，所以当时诉求要投票权。另外就是因为宗教的影响，特别是天主教，女性不能堕胎，她们要求堕胎权。这是欧洲女权起源的一个渠道，对我们有些权利也是有启发的。

但现在我觉得Feminism在西方的政治正确语境中，走得有些太远了。我个人的看法，比方说萨科齐政府，我记得很清楚，34个内阁部长中有一半是女性，这完全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不是真的治国理政的方式。治国理政就是唯才是举，对不对？对于女权主义或者西方女权的兴起，它有一部分合理的内容，甚至中国也可以借鉴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总体上中国哲学是对的，不要搞极端化，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