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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和平与发展”是句套话,其实这才是世界上稀缺的价值观

2019-04-12 17:20:09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中国逐步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中国到底贡献了哪些核心的价值?

——你仔细回顾一下,远的不说,我就说这40年改革开放。中国对整个时代的判断,“和平与发展”,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套话了。但你最后回头看一下,这个对中国成功的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拿到世界上都是很重要的价值观。多数国家期望和平,多数国家希望发展,这就代表真正的时代潮流。”

近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每周一晚21:30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将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对西方话语与中国话语进行比较。

在4月8日的第13期节目中,节目主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解构了西方普世价值概念,指出“普世价值”并不普世的四重困境。

观察者网整理节目问答部分,以飨读者。

骆珺(节目嘉宾,新华社记者):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有非洲学者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总结。他给了非常具体的例子,西方援助说起来好听,但事实上反而摧毁了非洲的经济。这是一位非洲学者的论断。

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非洲某一个地方有饥荒的情况,一些西方国家就给它送一批活鸡过去,短时间内摧毁了这个地方非常脆弱的家禽生产业。比如说哪个地方缺衣少粮,西方国家一时兴起又送了一批旧衣服过去,又摧毁了这个地方非常脆弱的纺织工业。非洲的轻工业永远发展不起来,就不停地遭受西方这种打着援助旗号,但事实上摧毁经济发展的行径。

许钦铎(节目嘉宾,国广资深评论员):讲旧衣服特别好玩,卢旺达是一个很小的非洲国家,二手衣服是美国援助,占据该国进口的一部分。当卢旺达想发展自己的纺织业时,决定通过加税来减少进口二手衣物。发展中国家要做一些衣服自己穿,也可能出口,这不是有利于轻工业发展吗?结果美国就说,你敢加税我就制裁你!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在这个时候,你再谈所谓的普世价值,就觉得这个东西虚伪得根本站不住脚。

Q1目前来看,西方政客把普世价值玩得太过双重标准,想必大家也都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比如说,俄罗斯特工在英国被毒了,没有什么证据,一大批西方国家直接就制裁俄国;反过来看,沙特记者被害了,但是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对沙特做出什么样的举措。所以我就想请问一下,在全人类语境之下,应不应该有普世价值?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成为普世价值?

张维为:这个问题太好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一个概念,叫人类共同价值(Common Values),这个概念比普世价值要好得多,因为普世价值确实有西方宗教的传统,起源于一种宗教语言。所以我们现在用“共同价值”这个词。

我觉得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把一些重要的价值,像我们前面讲的和平、发展、仁爱,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把它提炼出来,加上一些其他文明的价值也可以提炼出来,然后通过国际谈判慢慢谈,三年、五年、十年都可以,最后达成一个人类共同价值的共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途径。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学习西方,根本不要在乎西方的反对,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人类共同价值。比如,“和平”谁敢反对?除了美国人反对,他一反对他就很狼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特别赞成以和平为基调的共同人类价值。经常这样说,说一百遍、一千遍,慢慢开始就会有人接受,于是美国陷于被动了。他固然不赞同和平,但他却不能在明面上反对,有苦说不出。这样我们就做对了,我们就主动了。

所以一种就是通过谈判的方式,这是最好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自信一点,我们把中国的价值正式地提出来,国家社会也会逐步地接受。

叶青林(节目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补充一点,就像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主权,这其实最应该成为普世价值的一个内容。美国不承认这个,我们经常讲经常讲,全世界慢慢地就形成共识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

许钦铎(节目嘉宾):不干涉内政其实是联合国规定的,它应该是被接受的。只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比较强势,它根本就不理睬联合国的原则。譬如说利比亚时期,西方国家就会说自己有责任去干涉,要保护那里的平民。今天像叙利亚也是这样。

张维为:BBC它报道所谓叙利亚化武事件,根本上是伪造的。这就整个暴露出来,当时西方国家伪造整个故事,对叙利亚进行导弹袭击。

白头盔组织在今年4月7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的“从杜马镇化学武器袭击中幸存的儿童”,坐在床上的小男孩哈桑·迪布后来在海牙法庭作证称,化学武器袭击视频系伪造,杜马镇并未遭受毒气袭击

海牙法庭上的哈桑

许钦铎(节目嘉宾):今天的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子。美国没有别的招数,它就提供一个援助。其实美国,包括国际的很多援助团体,都拒绝和美国所谓的委内瑞拉援助有任何干系,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你这不是援助,就是干涉内政。

Q2:张教授你好,《共产党宣言》里面讲过说,“自由人的联合体”与“全人类的解放”是共产主义追求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本土化所存在的一些困难是什么?谢谢。

张维为:我们在这个理论表述上,应该说还没有做得很好,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我经常说,这么精彩的中国故事怎么会讲不好?

西方国家的主要大学,比方说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里边教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是非常时髦的,甚至是趋之若鹜的。但我们却把故事讲得如此之枯燥。思政课就是一个例子,背后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事业。我们真的要反思,完全可以结合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把它讲好。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们有些学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同学,这是具有巨大潜力的事业,可以做好。

坦率地说,从苏联解体东欧崩溃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明显受到严重的挫折。但中国崛起之后不一样了,提供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下一步会怎么进展,我觉得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可以做。

在今天的欧洲,他们很多人仍然不知道,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全民医保。你跟他讲,他会非常震惊。中国这么快就做到了,这事实上就是社会主义一个经典的成果。中国这个国家规模太大了,比西方所有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这么大一个板块的崛起,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所以我相信,我们还是不推销自己的模式,但是随着中国的成功,这种模式会越来越明显地给人家看到,而且解释得清清楚楚。

马克思中国化实际上我们实践得很好,否则就不会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我们的经济模式,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模式,我经常跟外国人说,你要好好研究这个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宏观调控到市场作用,到国企民企之间的配合,它不是十全十美,它有自己的问题。但是西方模式现在有更多的缺陷,中国干得比你好。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国家。自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我们有我们的困难,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危机,我们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主持人:刚才张老师也说到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西方的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他们在书店里卖的脱销的一本书是什么?是《资本论》。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其实马克思的很多观点、很多理论没有过时。还有很多学者都在说,当他们觉得好像写一些课题写不下去,有一些哲学的思考陷入困顿的时候,他们会去把马克思的著作找出来看。我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他说马克思并不是提供你一种具体的解决方法,而是给你展现整个人类社会的图景,当你有那种格局之后,你突然发现思路会豁然开朗。

张维为:另外我们谈马克思主义时候,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他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些是高度的智慧,是绝对站得住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过去革命战争的成功,真是依靠这个东西。

Q3: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中国逐步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请问您,我们中国到底贡献了哪些核心的价值?

张维为:你仔细回顾一下,远的不说,我就说这40年改革开放。中国对整个时代的判断,“和平与发展”,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套话了。但你最后回头看一下,这个对中国成功的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

比较一下西方是怎么定位这个时代的。他们在乎“第三波民主化;民主还是专制”,到处推动颜色革命。苏联怎么定位的?当时最后那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听上去很好听,人类利益是很重要,我们也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他不知道西方虎视眈眈地要吃掉苏联,苏联内部也有民族矛盾,等等等等。而且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听上去都挺好,但结果是向西方普世价值投降了。

这就是由于抽象地谈民主,结果导致这个问题。最后戈尔巴乔夫完全接受西方的定义,西方的民主才是民主,苏联民主就不是民主。有一个前苏联副外长,专门负责跟美国谈判人权,我看了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他说我越跟美国代表谈人权,虽然我表面上讲得跟他不一样,但我心里越是觉得美国代表讲得真对。找戈尔巴乔夫汇报跟美国的人权谈判进程,他发觉戈尔巴乔夫跟他想的一样。所以前苏联最终就崩溃解体了。

有时候我确实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觉得是套话,但是拿到世界上都是很重要的价值观。多数国家期望和平,多数国家希望发展,这就代表真正的时代潮流。

当然这个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基础,能够保卫自己的国防边界,包括意识形态安全的边界。在此基础上,走和平发展道路,所以中国成功了。背后是我们价值观的引领,和平发展的理念。

Q4:我们怎么平衡西方的这些关于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舆论方面的冲击?如何增强我们自己的舆论发声阵地?

张维为:实际上我们中国研究院在政治学领域,就初步完成了解构、建构。而且我们希望跟西方的强手过招,跟西方资深学者辩论、讨论、实事求是。大家可以客客气气,非常礼貌地,把问题说清楚。在原则问题上大家可以针锋相对,可以真正地讨论,我觉得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对话。

我想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应该是中国话语的崛起。这个话语既是对外,也是对内的。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特别希望我们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发自内心的自信。

整个西方话语的崛起,也是随着工业革命成功之后,形成整个的一套话语体系,现在它确实在走衰。我想时间在中国这里,因为我老说中国的崛起,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一定是改变整个世界的,这规模太大了。

我当时写《中国震撼》,很多人说真的震撼了吗?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中国这个规模,我们一个长三角就是一亿五六千万人;欧洲都是小国家,瑞士七八百万人,这就是中国崛起的这种震撼。我举一个例子,我不说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单单是长三角地区的中产阶层,当中有一部分人去欧洲旅游,其中再有一部分人买了一块瑞士手表,就这个比例,瑞士的钟表企业需要24小时的运转,否则就不行。

甚至我可以很诚恳地说,不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而是中国这个规模太大,世界不得不因为你要开始发生改变了。

Q5:张教授你的偶像是谁?

张维为:我还真没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偶像往往是非常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有,我们年轻的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真的要讲的话,可能是周恩来,那是全民偶像。

那时候总理两个字就指一个人,不用特意指明的总理,那就绝对是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他是超负荷的工作,这也是他后来身体垮下来的原因之一。他去世的时候,我当时在上海的工厂,整个工厂,整个街道,乃至于公共汽车上,大家都在哭。当时大家真的觉得,国家大厦将倾,好像真的要出大问题,一下子真担忧国家命运将会怎么样,这是我们切身经历过的。

所以中国人有时候真有一种心灵感应,不管是北京的中南海,还是普通老百姓,突然大家觉得这个国家的命运会怎样?普通工人都会觉得,怎么办?但这个危机后来过去了。所以我觉得真是这样,总理确实有超级的个人魅力。

周总理,他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个为理想奋不顾身,出生入死的斗士;同时他又具有超级成熟的心智,这我非常敬佩。当年的美国乒乓球队来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接见,其中有一个是当时的嬉皮士(Hippies),就问总理怎么看待嬉皮士?

文革期间是非常封闭的,我们都是穿中山装,突然提一个最潮的问题,你怎么看嬉皮士?总理回答很有水平。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概是说,作为年轻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会尝试各种各样新鲜的东西。但是记住一条,了解人民想什么,这个最重要。与人民在一起,你可能会走弯路,但最终要和人民在一起。就这样一个具有哲理的回答,非常令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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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谢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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