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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中,西方民主有三个难以克服的基因缺陷

2019-06-28 14:11:43

【在实际操作中,西方民主有三个难以克服的基因缺陷。第一,人是理性的;第二,权利是绝对的;第三,程序是万能的。

在6月24日的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二十三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回顾英国“脱欧”案例,并指出在实际操作中,西方现行民主制度有三个错误的假设。

观察者网整理节目演讲部分,以飨读者。】

节目视频截图

2014年的时候,我有过一个演讲,叫《中国人,你要自信》。当时观视频把它做成一个短视频,传播得比较广。

我在那个演讲中是这样结尾的:2014年6月,我们复旦大学和牛津大学举行了一场中国模式的研讨会,我还是介绍我理解的中国模式,但英国的一些学者还是质疑,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等。我说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的模式,我坚持我的模式。

中国模式不管怎么样,它逐步演进,它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改革,不断地自我调整。我说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的GDP),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的竞争。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让我们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

我这番话是2014年6月份讲的,没想到英国政治制度走衰的速度比我预期的还要快。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两年后的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一场,让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愚蠢的“脱欧”公投。

英国脱欧  图片来源:IC photo

美国有位知名的媒体人,也就是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在今年4月2号的《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评论,标题是这样的:《正式宣布,英国发疯了》。他这样写:法国的欧洲事务部长卢瓦索最近给她家的猫起了个名儿,叫Brexit,中文就是“英国‘脱欧’”。她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因为她家那只猫每天早上就喵喵地叫,把她吵醒,要出门,起床给它开门以后,它又站在那儿做怪脸,就是不出去。这是今天英国的困境。

大家知道英国首相梅姨已经提出了三个“脱欧”方案,都被英国议会给否定了,最后只能辞去首相职务,以非常嘶哑的声音呼吁她的继承者,无论如何要寻求各方的妥协。妥协是今天英国政治非常难的事情。弗里德曼在文章里还写到,今天的伦敦,大家都在讲政治笑话,与其说这些笑话可笑,还不如说这些笑话可悲。因为我们正看到一个国家下了决心,经济上要自杀,但迟迟无法就如何自杀达成共识,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领导力的崩溃。

“政治领导力崩溃”背后是英国,乃至西方整个政治制度的困境,或者是危机。在展开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我个人在欧洲长期生活过,总体上我个人对欧盟的肯定还是多于否定。欧洲很多人,包括英国人,天天批评欧盟,说它官僚化、低效率,各种各样腐败等等等等。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历史感,因为欧洲历史上是饱经战乱的地区,特别像法国、德国这些国家,过去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欧洲的智者痛定思痛,觉得不能再这样厮杀下去,欧洲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当时的法国外长舒曼提出一个比较有创意的设想。他认为,打仗需要用煤炭,需要用钢铁,那么法国和德国怎么才能以后不打仗呢?他就想把这两个国家的煤炭和钢铁,它的生产经营都整合在一起,这样两个国家就不会再打仗了。于是法国、德国,还联合了几个小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建立了一个欧洲煤钢共同体,这就是今天欧盟的前身,它不断扩展到今天欧盟的规模。

欧洲议会  图片来源:IC photo

欧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就是和平,战后这么多年没有打仗。我想很大程度上确实欧盟发挥了这个作用。西欧国家之间过去70多年还没有爆发过战争。在此之前,在1945年之前的几个世纪,德国、法国几乎是每隔二三十年就要打一次仗,爆发一次战争。而今天这两个国家应该说实现了完全的和解。

当然,欧盟存在很多问题,比方说以欧洲人自己的角度,以及德国人的角度来看,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交的会费也最多,成员费也最高。德国人的纳税钱变成欧盟的补贴,帮助了不少欧盟中比较穷的成员。那么陷入了欧洲债务危机之后,比方说希腊、东欧国家实际上都得到的是德国补贴。这使很多德国人非常不高兴,因为德国人觉得他们的经济也不是十分好。反过来,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也不买账,动不动就翻历史旧账。所以不久前我看到,希腊领导人公开说,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占领希腊犯下了滔天罪行,德国至少还要赔偿希腊3000亿欧元。

这就使我想到了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许多英国人也认为自己国家为欧盟付出太多太多,得到太少太少,实际上这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从经济上看,英国加入欧盟,英国与欧盟国家是统一的关税联盟,大大地扩展了英国的市场,对英国经济显然是利大于弊。但英国人对欧洲的态度,实际上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文化原因。如果你和英国人接触比较多,你就会发觉英国人跟一般的欧洲人不一样,我们认为他们都是欧洲人,但是英国人自己实际上一般就说自己是英国人,不大说自己是欧洲人,这跟欧洲大陆情况不一样。

另外很明显你可以感觉到,英国人缺少对欧洲身份的认同和热情。如果你经常访问英国或者欧洲大陆,你会发觉有一个现象,在欧洲多数国家,如果是欧盟成员国的话,他们挂旗帜,除了挂自己的国旗,同时还挂欧盟的旗帜;但是英国这种情况非常之少。历史上,英国跟法国打过太多的仗,英法之间的矛盾恐怕不亚于法国、德国之间的矛盾。文化上,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在他眼中英伦列岛是镶嵌在银灰色大海中的宝石,但在很多的欧洲人眼中,英国人的心态属于典型的岛民心态,非常狭隘。

英国每年大概缴纳100多亿欧元的欧盟“成员费”,英国各种事务都受制于欧盟的法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英国自己却是深受其害;后来又很快赶上了“欧猪四国”PIGS,葡萄牙P、意大利I、希腊G、西班牙S,它们的债务危机。这些国家债务危机也需要德国、英国这些欧盟相对富裕的成员资金来帮助,所以引起了很多英国民众的反感,他们把欧盟看作是一个应该甩掉的包袱。

当然,实际上最令很多普通英国人担忧的是欧洲的移民问题。欧盟从2004年开始东扩,10个中东欧国家先后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根据欧盟的规定,所有的正式成员国公民都在欧盟内部有自由迁徙和工作的权利。英国收入相对比较高,大批中东欧的公民涌入英国。在不少英国人眼中,这些东欧人抢走了英国人的饭碗。另外他们把很多社会问题、治安问题也怪在移民身上。实际上这些看法是不准确的。但是民粹主义政客,还有社交媒体把这些问题放大了。这些都成为英国内部,特别是执政的英国保守党内部,“脱欧”势力影响不断扩大的原因。

欧洲的移民问题  图片来源:IC photo

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他本身并不想“脱欧”,但他发觉根据多次民调,尽管英国人对欧盟有很多抱怨,但是赞成英国留在欧盟的人,还是略占多数。所以卡梅伦想豪赌一次,干脆就“脱欧”问题进行一次全民投票。一旦全民投票表明多数英国人拒绝“脱欧”,那么党内的反对派他们就无话可说了。但卡梅伦万万没有想到,那次整整长达15个小时的公投,最后结果是支持“脱欧”的票数占投票总数的51.9%,支持留欧占总数的48.1%,也就是说英国的“脱欧”派以3.8%的微弱优势获胜。

我个人和许多学者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英国“脱欧”是一个“颠覆性的错误”,对英国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英国将失去自由进入最大的贸易、资本投资伙伴构成的欧盟市场,使英国经济前景陷入中长期的不确定、不稳定,导致英国对外投资,包括外国对英国投资的下降。大家如果关心新闻可能注意到,英国人现在已经开始囤积货物了,从卫生纸到罐头到饮料,都在囤货。一个所谓的发达国家,普通老百姓开始囤积日常生活用品,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但今天在英国发生,有很多老百姓担心,一旦“脱欧”,源于欧盟的产品都将变得更贵。

对于这样的公投结果,卡梅伦首相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居然没有任何应对的预案,结果就是整个世界都在看英国的笑话。就像前面所讲的,法国部长给她的猫取了“英国‘脱欧’”这个名字,也出现了刚才弗里德曼所讲的,英国人选择了经济上的自杀,只是对如何自杀争吵不休。

这就使我想到了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模式今天面临的危机。八年前,我在跟福山辩论的时候就说过,西方现在这种民主形式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说它有三个基因缺陷,特别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三个难以克服的基因缺陷,或者三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人是理性的;第二个,权利是绝对的;第三个,程序是万能的。我认为这些缺陷如果西方制度不能解决的话,那么西方制度走衰,继续走衰,持续走衰是不可避免的。

下面我把这三个因素跟大家简单地剖析一下。首先就是“人是理性的”,即所谓“理性人”假设,这也是我们一些书生、大V津津乐道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出庄严的一票。

迄今为止,所有社会学研究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金钱的卷入,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崛起,非理性因素往往更容易被强化。多少政客就是利用人的非理性这一面大打民粹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个人利益。今天新媒体为民粹主义的扩展又提供了更大、更多的条件。

这次英国“脱欧”中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人的非理性带来的政治困境。

在这次英国“脱欧”公投之前,支持“脱欧”的政客就利用各种手段宣传,说如果我们“脱欧”的话,每个星期都可以为英国省下3.5亿英镑的“成员费”。这是整个“脱欧”运动的一块核心招牌,如果你当时去伦敦就会看到,到处有红色的车子,上面就有这么一个3.5亿英镑的牌子。他们在各地就开着这样的车子拉票,口号是一个星期3.5亿英镑省下来,可以用来帮助英国人改善医疗福利,投入到NHS国家医疗服务计划。这个说法非常有感染力,非常有诱惑力,特别是对年纪大的选民,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医疗福利开支。当然最后证明这些都是谎言,但选民当时就是被这些谎言给忽悠了。

“脱欧”战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二个例子也很有意思,英国公投结果出来之后,谷歌公司就当天英国人搜索最多的关键词发了一条消息。他们发现,英国人那一天搜索最多的关键词居然就是“欧盟”、“What’s the EU”(欧盟是什么)。换言之,多少英国选民可能还没有搞清楚欧盟是什么,就把自己手中的一票投出去了,等到结果出来后,他们才去了解究竟欧盟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什么民主制度选择不良的政策》,他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正是由于所谓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一般都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一个地陷入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

西方现在把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就是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一次交给了选民。实际上,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也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整个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所以选民非理性的选择,今天的主要表现就是民粹主义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有足够的表演才能,有足够的作秀能力,然后加上各种各样媒体的渲染,他就可以迎合选民的短视和局部利益,走上执政之路。

第二个基因缺陷,就是“权利是绝对的”。

西方今天的政治文化把权利绝对化,这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利与义务失去了平衡。权利压倒了义务,结果就是“权利任性”带来权利的绝对化和极端化。

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你可以发现权利绝对化,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党派政治“极化”,妥协变得越来越难。英国是这样,美国也这样。美国现在是叫“否决政治”,福山先生创造的词汇。多数观察家都认为,比方说,英国反对党工党的领袖科尔宾不停地利用自己的所谓“权利”否决首相梅的“脱欧”方案,其实是为了自己获得权力。

美国政党恶斗的情况大家可能更熟悉了,特朗普上台以来,政府已经关门三次了,共和党、民主党双方势均力敌,而创造了美国的历史记录,互不妥协,西方政客都把所谓的“权利”放在整体国家利益之上。所以英国也好,美国也好,今天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都是分裂的,甚至是深深的分裂。

最后就是“程序是万能的”。

一个涉及英国人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决定,程序设计竟然只需要简单多数,这本身就反映了程序制定者与英国社会严重的脱节,也说明决策的程序非常之粗糙,其结果就是全体英国人民为这种粗糙简单的程序买单。

西方民主已经变成了程序高于一切,程序正义被等同于实质正义。但是我们看到,有2/3的年轻人,18岁到24岁的英国年轻选民,他们宅在家里,没有去投票,而这项公投的结果恰恰对这些年轻人的影响最为长久。这些年轻人是与欧盟一起长大的,看到英国加入欧盟给自己带来的许多好处,但他们确实大意了,输掉这场公投,现在没有办法纠正了,因为西方民主下的民主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程序,程序就是一切。

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比方说,美国多数公众认为枪支要有某种管理,才能减少枪击案,减少枪伤对平民带来的伤害,但这个需要修宪。美国修宪需要一整套的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现有的政治环境当中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法治的社会,反而被自己僵化的法律程序所害,结果法治社会的程序正义变成拒绝改革和保护落后的理由。

换言之,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就是结果的不公或者实质的不公。当然我个人也认为,对中国来说程序正义十分重要,因为中国的法治传统相对比较弱,但是我们法制建设过程中一定要走一步、看三步。我们法制建设的目标一定要非常明确,避免西方这种僵化的、封闭的所谓法治模式。

这三个基因缺陷实际上是西方政治改革迟早要面临的大问题,否则的话,这个制度整体走衰将不可逆转。

两年前,我曾经在英国伦敦大学结合英国“脱欧”的案例,向我们的英国朋友很认真地介绍中国的“协商民主”。我说2000多年前,在一个小小的雅典城邦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这还说得过去。但今天像英国和欧盟这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成百上千个条约组成的关系,要求普通老百姓通过最原始的公投方式来决定,只能说明英国的政客对自己国家命运极端之不负责任。

陶片放逐法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我注意到,当时多数英国的听众都是点头的,我想这是因为点出问题的要害。从投票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赞成“脱欧”和反对“脱欧”的差距才百分之三点几,这种情况下采用公投的方式,只会使英国社会的裂痕越来越大。我对英国人说,我是研究政治的,经常对政治问题做预测。我说我敢预测中国未来的十年,但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英国朋友敢不敢预测英国未来的十年,更具体讲就是大不列颠会不会变成小不列颠。如果你不进行政治改革,还是这样一直公投下去的话,确实苏格兰要独立,北爱尔兰也要独立。现在伦敦也想独立,有一部分人也在这样说。

所以这制度没法玩,一定要好好改革。如果采用中国协商民主的方式,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解决这些问题。他们问中国的协商民主是怎么操作的?我说我们天天都在实践,而且不光是在政府一级、政党一级,普通的每一个工作单位,每一家公司,每一个团体几乎每天都在实践。我们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四轮协商下来,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解决。我说3.8%这个差距太容易解决,38%的差距我们也许都可以解决。说句老实话,我讲是这样讲,但是我也知道英国是实践不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协商民主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进行统筹。西方政党都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所以干不了这个事情,最后只能用简单粗暴的公投方法。你赢我输,我输你赢,赢者通吃。我觉得这个会使西方社会越来越分裂。

但是即使是西方国家无法实践中国式的协商民主,我们还是要讲,这至少能够展示我们的软实力,使他们一部分人心向往之。现在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今天多少西方人羡慕中国能够团结一致做事情。尽管中国人口约等于20个英国的人口,中国人口超过整个西方人口之和,但是我们能够形成共识来做事情,我们能够有统一的战略目标,形成全民的广泛共识。所以我们也创造了中国全面崛起这个奇迹。

最后我想还是用我2014年演讲的结束语来结束今天的演讲: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的模式,我坚持我的模式,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让我们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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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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