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他者的存在是生成新事物的前提，或者说没有他者就没有你自己。所以儒家学说一直是提倡致中和，提倡和为贵，主张社会的协调和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我经常讲，我们今天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君子与小人的斗争。”

10月21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38期节目中，节目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继续向观众介绍了另外三个中国理念：兼收并蓄、和而不同、政府是必要的善。观察者网整理演讲部分，以飨读者。

张维为：

我在这个节目中多次跟大家谈过，就是我说中国的文化是“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么西方文化好像更多是“三人行我必为师”。我记得每次我讲这个观点，总是有不少听众发出笑声。我想这笑声中可能包含了一种困惑，就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中国智慧你们要排斥呢？所以某种意义上讲，特别是从人类大历史来看，我想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背后的许多理念，对长期被西方话语洗脑的人会是一种启蒙。所以我是特别主张要更多地与整个世界分享中国理念、中国智慧。那么我记得上两次已经和大家分享过六个中国理念，实事求是、民本主义、整体思维、民心向背、良政善治、选贤任能。

那么今天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三个中国理念。

首先就是兼收并蓄。那么从历史传承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学习，兼收并蓄，博取众长的民族。我们有刚才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有“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历史文化传承，我们有“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样的红色文化传承。

今天我们都在谈“一带一路”，实际上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吸收了大量西域传来的文明。比方说我们今天的民族乐器，琵琶来自中亚；中国古代的衣服从宽袍，宽大袖变成波斯风格的窄的袖子；丝绸之路还从中亚和西亚为我们带来了汗血马、玻璃、玛瑙等很多珍贵的商品。我想中国今天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一种崇高的敬意。当然很多中国的产品、发明文化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到了外部世界，造福了整个世界。

在中国过去数十年的迅速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兼收并蓄，获益良多，可以说我们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内都学习和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从经济特区到市场经济，从企业管理到政府运作，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等等，从发展互联网经济到发展各种各样的高新产业。但总体上看，在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和取舍。比方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它变成一个大规模的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整个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再比如中国非常热情地拥抱了互联网革命，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所以中国今天已经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

我就想这不就是我们当年鲁迅先生提倡的叫“拿来主义”吗？大家知道鲁迅的“拿来主义”的核心就是说是我们要运用自己的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还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我们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外部的世界如此之精彩，一下子很多人眼花缭乱，有好学传统的许多中国人立刻看到了别人的长处，自己的短处，这也是相当一部分的人失去了自信心，甚至认为，“拿来主义”太繁琐了，不如“送来主义”，全盘照搬别人就是了。好在总体上我们回顾这过去数十年，我们还是以我为主，自己来拿，不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外国的东西我们要通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有些可以全部接收；有些可以借鉴一部分；有些可以完全拒绝；有些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的情况和条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更重要的是在吸收基础上，我们还要争取超越。

有人曾经问过我说，你们讲“拿来主义”也好，讲兼收并蓄也好，好像就是当年张之洞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说不一样的，我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建立在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基础上，就是说中国为天下中心，就是儒家传统已经穷尽了人类的真理，它是这样一种理念下，所以当时中国的朝廷主流认为没有变革的必要。结果后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完全不一样，我们非常明确，邓小平说的非常非常清楚，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但邓小平当时也明确地提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的东西，但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所以这种“拿来主义”的这种兼收并蓄，后来带来了中国全方位的崛起。

我想这个理念兼收并蓄也具有国际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送来主义”，效果几乎都不好。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冷战的时候，一种是苏联的“送来主义”，一种是西方的“送来主义”，他们几乎都接受了。当然，他们也比较难，因为如果不按照苏联的或者西方的要求去做，他们就得不到苏联或者西方给予的经济援助。问题是一旦你自己失去了这种决定取舍的权力的话，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话，往往就导致灾难。后来苏联（俄罗斯）自己改革也犯了这个错误。由哈佛大学教授设计的所谓休克疗法，想一夜之间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结果都是灾难性的。那么西方它喜欢搞“送来主义”，但又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所以提出的各种方案往往是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更何况很多这些方案背后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这个失败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的。

那么与中国人兼收并蓄的理念形成鲜明对照是今天的西方，显然它固步自封了，它自以为自己的一切代表历史的终点。结果西方国家自己一个接一个陷入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欧洲国家率先支持阿拉伯之春，结果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之后带给欧洲的百万难民潮，到今天还是在，还是没有结束。恐怕从人类大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可能是欧洲全面走衰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很多欧洲人私下都后悔，但政治的特点就是没有后悔药的。

今年七国集团在法国开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终于当着众多记者的面承认，我们正在经历西方领导权的终结。他说这部分的原因是由于西方在过去几个世纪犯下的失误。我可能再替他补充一句，另外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西方缺少从善如流，兼蓄并收，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智慧。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和而不同。那么中国人的哲学观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互相依存的，互相联系的。中国人相信和而不同，和是一种大智慧，它与同这个字，“同”不一样的。它承认矛盾的存在，差异的存在，不同的存在，但这一切可以和谐共存，相得益彰。我们从许多中国人的古籍中可以看到，我们古人他对大自然的观察，他发现大自然包罗万象、争奇斗艳，但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统一体。我们古人也发现，音乐的美妙就在于它有不同的音符，不同的音调，不同的音质，但这些不同可以和而为美，变成美丽的乐章。所以中国文化崇尚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都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而且中国古代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他者的存在是生成新事物的前提，或者说没有他者就没有你自己。所以儒家学说一直是提倡致中和，提倡和为贵，主张社会的协调和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我经常讲，我们今天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君子与小人的斗争。那么我们古代《尚书》中还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国人久远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和而不同是中国政治文化传承的核心之一。

在和而不同的理念影响下，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总体上比较包容开放。我们刚才提到兼收并蓄，它前提也是和而不同这个哲学观。以儒释道的融合为例，中国自己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和道家影响力一直比较大。我们的儒家尊圣人，我们的道家讲真人，但坦率地说，我们回头看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需要读很多书，需要相当的知识积累。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儒家和道家的学说难以进入寻常百姓家。而外来的佛教不一样，佛教是直指人心，它关心芸芸众生，关心他们的身心安顿，它的传播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雕塑，有音乐，有壁画等等。所以佛教这种差异性，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宗教的某些不足。虽然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经历过一些碰撞，但外来的佛教最终适应了中国的国情，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即大乘佛教，然后再从中国走向东亚，走向世界，这无疑是中国文化我想和而不同、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一个典范。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中西方文化，特别政治文化在这方面的差别。和中国儒释道互补的传统不一样，欧洲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上千年，有的人说现在还没有打完，几乎把西方文明毁于一旦在历史上。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宗教几乎都是一神教的传统，认为自己的信仰代表世界唯一的真理，唯一正确的东西。你不相信我的上帝，你就是异教徒，你就要受到迫害。那么在西方神学者的眼中，只有自己的信仰得到普世，人类才能得到拯救。所以西方世界产生了一大批认为，只要你的做法跟我不一样，你就不文明。那么这也延伸到关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等。其实从“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到今天西方国家内部种族主义兴起，排外主义再次兴起等等，背后都有一神教唯我独尊的传统。同样我想这些年西方向全世界推销的所谓普世价值，背后也是一种一神教唯我独尊的这种传统的延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活字印刷术表演，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的理念

和而不同的理念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明确地拒绝西方的对抗性的政治逻辑。

我们强调社会不同的团体和利益，有共同之处，大家可以求同存异。西方模式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更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共生，主张和而不同。西方强调对抗的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极低，在西方内部也导致了社会严重分裂。英国、美国今天都面临着社会分裂而带来的严重挑战，而中国人口比整个西方世界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却可以实现和而不同。通过我们讲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等等制度安排，我们可以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然后众志成城，14亿人劲往一处使，撸起袖子一起干，所以我们确实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在对外关系中，我们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成为国际上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基本原则。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过程中，又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我们又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和而不同这种哲学观所体现的理性和包容。这与西方这种唯我独尊的狭隘与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4月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圆桌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这里我还要简单谈一谈香港和“一国两制”的构想。实际上它几乎，我觉得“一国两制”几乎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人和而不同的理念，就不一样的制度可以在同一个国家里边和谐共存。但它前提是一个国家，是两种制度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保持互相的尊重。现在看来，澳门“一国两制”做得非常之好，而香港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从和而不同的理念来看的话，就是香港的一些势力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拒绝我们讲的君子和而不同，而拥抱小人的同而不和，而且妄想用那种危机重重的自顾不暇的日益走下坡的西方模式，来“同化”甚至“吃掉”蒸蒸日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我想这是愚蠢到了极点，也超过了一国两制的底线，超过了和而不同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要通过必要的手段纠正这种倒行逆施。这就好像演奏协奏曲的时候，一个乐手突然乱拉琴，破坏和而不同的乐章，那么我们只能制止他。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理念，叫做政府是善，更确切说政府是必要的善。我之所以提这个观点，是因为我有感于就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经常使用一个观点，叫做政府是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那么在西方历史上我也理解，由于专制政府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宗教迫害、极权主义、神权战争等等等等。所以西方很多人特别是英美政治文化中，把政府看作是要做坏事情的，也就是说最好是不要政府，但现在现实中又做不到，所以要对它多多限制，防止它做坏事。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谈政府的作用就是“守夜人”。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就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那么西方主流政治学也类似，一谈政府就联系到威权主义，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称之为叫做“利维坦”，一种让人害怕的怪兽，人们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下必然产生的互相残杀，不得已请出这个怪兽，建立有威权的国家。

回想中国历史，我们的传承是不一样的。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它的人口和地域的规模百倍于欧洲小国，这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非常大的。

我们古代黄河也好，长江也好，这些都是跨流域跨省份的治理，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大国戍边征战的需求等等，所以都需要比较强势的，比较有为的也是比较中性的政府来发挥作用，否则人民的生活就要遭殃，朝廷就要失去天命。所以这种政治传统延续至今。

从历史比较来看，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候，大都和比较强势有为的朝廷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人传统中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善”。与此相适应的还有就是中国源远流长我叫选贤任能的传统，即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而不是像欧洲，它上千年是一种世袭贵族的统治。

所以从传统来看，中国政府的作用比较中性，也就是说它不是代表某个特定利益阶层的，在多数情况下，应该说中国这种文官制度领先欧洲上千年，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欧洲是到了19世纪才从中国借鉴了文官考试制度。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于强势政府的态度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发挥中国党政体制在推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注重经济规律，也尊重经济规律，弱化甚至终结不必要的政府干预。这个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盲目崇拜西方模式，自废武功，放弃党的领导，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实西方自己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强调政府干预以来，政府的作用除了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之外，已经很少再有人否定了。从保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到提供各种各样社会服务，到防止恐怖主义，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毕竟现代国家的功能已经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国家里，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以强政府著称的，法国总统的权力明显大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德国为代表所谓“莱茵模式”，它的政府作用也比较大。美国今天是“特朗普模式”，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已经成为政府滥用职权的代名词了。比方说他此前对于无法赢得中美贸易战恼羞成怒，甚至发推特“命令”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引来美国工商界、经济界人士普遍的吐槽。

西方国家在自己历史上，也是政府开路、炮舰政策、持剑经商，英国商人扩张到哪里，英国的军舰就跟到哪里。英国对整个印度的控制，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英国的国企叫东印度公司来进行的。

发展中国家凡是采用了西方的政治模式，面临最大的挑战，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所讲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执行能力非常之弱，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的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达不成。结果是国家现代化举步维艰，人民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改善，得不到提高。所以我想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目光投向中国模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势。

当然，我们要承认，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副作用，政治权力过大导致“寻租”和腐败，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严重的问题，这些都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来解决。

我记得有位哲人讲过这样的话，政府有两个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们现在正在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建设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政府，应该说取得相当成绩，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还要努力。

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中国模式，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职能的弱化或者转化，实际上也是需要靠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来推动。那么这次中央关于把深圳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决定，非常令人鼓舞，其中不少内容都反映了过去数十年中国政府改革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