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周毅，编辑 周远方】灰犀牛个头高大、体型笨重，当它在远处时，人们往往毫不在意。但当它奔袭而来，人们却又会猝不及防。

在经济等领域中常被提及的“灰犀牛”（Gray Rhinos）一词，被用来形容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它出自2007年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2016）一书。这一概念日益被大众接受、被全球政要和专业人士频频引用。

目前，渥克新作《灰犀牛2：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后文中的《灰犀牛2》皆指此书）已由中信出版社组织翻译并出版发行，本书更加侧重于个人读者，将灰犀牛理论应用于个人与组织，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风险生态系统，升级风险应对方案。

图源米歇尔·渥克个人网站

观察者网日前采访本书译者、浙商资产研究院副院长冯毅，就“灰犀牛”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个人和企业应如何应对风险等话题展开了对话。

观察者网：疫情是不是现在最大的灰犀牛？能否简单讲讲翻译这本书的背景？

冯毅：没错。这本书今年1月在美国出版，中信出版社很快拿到了版权，想要在国内发行，他们非常看重这件事。翻译工作3月份就开始了，我是和我夫人一起翻译的，“夫妻档”。

之前我曾为中信出版社翻译过两本书，依次是《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其实这三本书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可以说是一个系列：“危机三部曲”。

观察者网：美国最近为什么涌现出这么多这类话题的书？是否和本轮经济下行，或者说资本寒冬有关？

这一轮经济下行在国内某些行业，早在2017年和2018年就已经开始了。疫情以后，全球金融市场大跌释放市场压力，全球放水，财政货币赤字化的阀门被打开，这一切是否仅仅让这场危机看上去“好一些”而已，这是不是对“灰犀牛”的一种接近而非远离？

冯毅：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疫情有一定的关系，但从经济本身来看，即使没有疫情，也处于下行较大的阶段。现在有些情况看似较好，但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样，也是不可持续的。2008年美国进行了四轮量化宽松（QE），玩了命地发钞票。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放出来的货币，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慢慢被消化掉。

你看他们当时代价是多少？五大投行倒了好几个，近百年的美国投行贝尔斯登都被卖掉了。这个代价是非常沉重的。2008年，美国银行倒闭了几千家。美国投资者如果投资了那些次级债，那基本上就是血本无归。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损失是很大的。

观察者网注：对话中谈到的五大投资银行是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雷曼和贝尔斯登。在次贷危机中，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雷曼兄弟申请破产；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现仅存头部的摩根士丹利和高盛。

“摩根大通以每股2美元价格收购贝尔斯登”，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观察者网：现在放水又开始了。最大的灰犀牛就是经济大环境不好，实体经济很糟糕。通过财政货币赤字化，把泡沫吹那么大，这些都是世界上最专业的团队在做的事。

冯毅：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还会搞出灰犀牛呢？这是不理性的。但你最后会发现：决策者所约束的条件是多样的，需求也是多样的。从一个方面（指经济）来看，这是灰犀牛；但是东西方社会都存在“讲政治、讲大局”。有了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就要成为次优选择。在讲格局、要大局的时候，我们所认为的灰犀牛已经不是灰犀牛了。

我相信美国可能也面临这个问题。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灭火》，讲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当时美国围绕救不救市，在争吵和内部博弈，进行了多轮国会投票。第一次救市方案，美国国会没通过，第二天华尔街股市跌了1万亿美金。美国议员们一看，这不行，还得讲政治，第二天就给通过了。

到了救市这一步，确实可以说：灰犀牛已经来了。这是之前的工作没做好，但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没有办法了。从经济史来看，这一招好像屡试不爽：经济周期这么多，每次都是发钞票、刺激经济，然后慢慢消化。这就好像面对一个危重病人，先给他注射吗啡让他撑过来，然后慢慢治疗；如果不打吗啡，人可能当场就没了。

美国后来出台了很多配套政策：减税、政府出资的基建项目及购买服务等……通过组合拳，将它慢慢消化。在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对中国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中国推出了4万亿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也是后来才慢慢将其消化。

观察者注:

2008年10月3日，美国众议院以263票赞成，171票反对通过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EESA）。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干预，美国财政部动用7000亿美元购买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

但早些时候，在当年9月下旬，该方案的第一稿刚被众议院否决（228-205）。9月29日，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777.68点，创下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引发美国股市崩盘。

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签署法案，美国政府网站图

观察者网：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一直有预言，而且事实往往证明他是对的。凡是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重提马克思。比如最近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再比如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人们“占领华尔街”。这是不是灰犀牛的一种体现？马克思的理论，对于西方世界而言也是一个“幽灵”：看不见它，但它一直存在。

冯毅：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我们沿着马克思再往前看：马克思的思想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来的，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马克思自己也说，资本主义在反复地上演经济危机。石油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也包括新冠疫情下的危机。很多问题，马克思看得还是比较准的，而且过了一两百年，现实能证明他说的还是对的，这是很让人佩服的。

另外一方面，马克思学说本身也在发展。有些东西拿到今天来看，依然是有用的分析工具。马克思提醒人们，危机在不断地循环，也就是告诉大家，灰犀牛会时不时出现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灰犀牛可能隐在水下，过两年就会时不时冒出水面。我们要防止灰犀牛从水下到水面上来。

观察者网：普通人和中小企业在风险中该怎么办，其实就是《灰犀牛2》这本书的主题吧？

冯毅：对，是的。但是我相信，作者可能在疫情前就想写这本书了。当然，她在这本书中谈到的很多东西，不是马上就能变现的。在我的理解中，她说到的一些方法与观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改变。不是说今天你是美国共和党员，明天就变成了民主党员，这是不可能的。

她这本书里确实说到了很多变化，也举到了一些例子。你会发现，人对“风险”的观念的改变，要经历一些事情，要有时间的积累。它不是一下子转变的。我们通常所说的要磨炼，经历风雨的考验，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观察者网：《灰犀牛2》这本书里面聊到一位泰勒女士。她的风险承受能力之所以很强，是因为她经历了很多事情，而且从小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

这是不是说，机会成本越低，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冯毅：两者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这可能和人的种群也有关系。

泰勒是美国人，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种人群的特征，让整个大环境中的成员都喜欢创新、冒险和追求“自由”。新冠疫情来了，也像是不怕死的那种。人群的民族性不一样，再加上她自身的情况：反正我啥也没有了，就啥也不怕。这些条件融合在一起，就让泰勒能够纵身一跃。这可能既有机会成本低的因素，也有民族性的因素。

比如说对待疫情的态度，很多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家跟我说：非洲完全不封城，为什么？非洲封城，人是要饿死的，这是确定的；但是不封城，大家就各听天命。他们所在的地方，非洲人的平均寿命也就二三十岁。听天命（不幸感染新冠后死亡），这是概率性的；而封城，人会饿死，这是确定性的。

在中国就不一样，大家不会对疫情置之不顾，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

观察者网注：

1901年，63岁的美国女教师安妮·爱德森·泰勒（Annie Edson Taylor）坐在腌菜桶里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泰勒12岁时失去父亲，内战期间失去丈夫。泰勒晚年创业失败，且一直难以找到工作。在赖以为生的遗产所剩无几时，泰勒在生日当天进行了这项带有挑战意味的表演。

泰勒是第一个成功通过木桶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人，图片由书本翻录

观察者网：现在有一些年轻人，面对风险会说“躺平”。如果要给年轻人一些建议，您会说些什么？

冯毅：“躺平”首先是在观念上，一个人他不想改变了；第二个是在行动上，不动了、不实践了。

我个人觉得，“躺平”很大程度上受舆论影响。现在人们天天看手机，手机里的一些内容，对年轻人观念影响实在太大了：比如求职进公司，北大、清华、复旦的还能进，其他学校都不要……这让他感觉好像没有希望，没有出路。

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躺平”背后，是一个人没有真正地去了解实际情况，而是通过一些媒体为了博眼球，而专门放大的某些小概率事件去看待世界。如果一个年轻人，跑遍自己身边的100个县，或者10个城市，去看一看，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并不是说年轻人就一定没有希望。

观察者网：建议年轻人多去实践，脚踏实地？

冯毅：要多看，多和真实的世界去交往。

网络是虚拟世界，不是真实世界。你反过来想想，我们现在还是和平年代，但上个世纪，比如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那人都别活了？在那个时候，人家该上学的上学，该干啥的干啥。

年轻人天天看手机，可能并不好，应该多和别人交流。《灰犀牛2》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社会网络的作用。人们有一个办公空间，有一个社会团体，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有困难向周围人求助，我觉得这是带来思想转变，给予人启迪启发的一个很好模式。人光看手机，可能最后确实太容易“躺平”了。

观察者网：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想要提升风险承受能力，或者改变对待风险的观念，是不是就需要人生经历的积累？

冯毅：理念不发生变化的话，我觉得（提升风险承受能力或者改变对待风险的观念）还是挺难改变的。人在经历和思想上都要有变化才行，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很多没有像上一辈或者上两辈那样经历过风浪。确实周围一些人对风险是极端厌恶的，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害怕，如果有不可控的风险到来，只能消极被动承受。

观察者网：之前有一个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其中的一个跳楼镜头让我印象很深，确实有时候“时代的一粒沙，对个人就是一座山”，面对时代大环境的风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提前做一些心理建设，毕竟一跳楼就一切都没了。

冯毅：是的，有的人可能悲观绝望，崩溃了，最绝望的就是自杀。其实对个人来说，因为经济的原因背一些债，甚至坐几年牢，这些坎还是会过去的，很多事情我们上一辈都经历过，比如国民党最后的时期做金元券改革，货币崩溃之后，大家扛着麻袋去买火柴。这些事情最后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所以人还是尽量不要走极端。

我也曾经和夫人谈过这个问题，特别是今年学党史，其实我们能看到，参加革命，特别是走过长征路的这些干部和红军，他们都属于非常能积极承受风险的人，当然他们有些是机会成本为0，不跟红军闹革命可能活不下去，但也有很多领导人，是经历了长期上下求索的过程，认识到当时压在中国身上的三座大山，自己不去搬没人会去搬，为了国家和民族承担风险，选定革命的道路。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人的心理和经验成长都非常快。

观察者网：确实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气氛已经被很多普通人，特别是很多中小企业感受到了，可能我们这一代人马上要经历一些大事。

您是做不良资产研究的，最近在经济下行大环境下，一些中小企业对风险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并因此错配，比如自去年疫情以后，我们的海外订单很多。如果一家企业因为这些海外订单而盲目扩大产能，那么现在可能很难受。现在有供应链问题，物流混乱了，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就会占用企业的流动资金。

冯毅：企业家存在预期，或者说个人信心膨胀的问题。大企业家会觉得“我能搞定一切”，最后发现是过度自信，中小企业主也容易这样。展示信心可能是为了融资，给资本信心，也可能是为了带动企业发展，或者说形成积极效应。所以企业家普遍都是大手一挥：“500万，投了！500万，扩产！”多年来，中国企业在传统上，都是想要“做大做强”，好像“做小做精”的都是二流企业一样。

但你去看日韩，这种小企业就有很多：一个小铺子或者家庭小作坊，它就是200年不扩张。但中国不行，中国人可能有这种光宗耀祖的传统。虽然中国小微企业也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能做大的话，它肯定要做大，不会原地不动。

一般人开了个饭店，生意特别好，就会想着再开一家饭店，这是很正常的想法。而很多日本的米其林餐厅，可能就是一家小铺子，200年都没动。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这背后和传统也有关系。

另外可能跟经济泡沫破裂也有关。日本上世纪80年代，特别有中国90年代初的那种感觉，经济蒸蒸日上。两者特别像，但中国现在还没有遇到过日本在《广场协议》后的那种危机情况。但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速放缓了，企业家要更加谨慎经营。

观察者网：那么中小企业对风险的认知，有没有可能得到提升？

冯毅：栽了跟头，自然就提升了。

我们常说不赔钱、不亏损，它（企业）就永远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在一家企业高速增长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说服它。就像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文所说的，他一直在“谏言”，但是被看作是高度不够、格局太小。人有这种情绪其实挺普遍的：我发展那么好，你却劝我要放慢？

微信公众号“泽平宏观”文章截图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企业认为自己在不好的市场环境下可以“逆势扩张”，我认为盲目扩张比较多，新闻报道总是报道逆势扩张成功的企业，其实有幸存者偏差的效应，导致很多企业都自以为是成功的那个，如果没有实力而去追求破釜沉舟，那么失败才是大概率事件。

另外建议很多企业在危机下多看看内需市场，中国有14亿人，人口基数几乎相当于3个欧盟，5个美国，即使在疫情下，国内市场受到的冲击也会比海外市场小得多。尤其在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效的背景下，企业应该多想想办法开拓下沉国内市场。

观察者网：可能企业家也会明知风险而有一些路径依赖，或者明知风险而无力改变的情况？

冯毅：我们刚才讲到了理念。比如说浙江的小企业家，那里的环境会造就他。譬如他长期生活在县里，或者在某个镇上，每天接触的都是和他类似的人。如果他没有去接触我们所说的“总裁班”和高级培训，没有经常和经济学家们交流，他很难改变。

而认识风险却无力改变的情况就是典型的“灰犀牛”，你知道它在，但是人们都不愿意动，不愿意去改变。这甚至就是人的本能、本性。自律是很难的，人们都知道“我要努力工作，我要认真学习”，但是有几个能做到？人是趋利避害的，你要让他悬崖勒马、如履薄冰、如芒在背、如临深渊，要让一个人天天都这样，确实很难做到。比如有人告诉一位企业家，你要小心，然后告诉他这个行业的最新情况。可能这个企业家也就是听一下而已，要马上去改变还是挺难的。

其实我们普通人也一样。比如有人告诉自己：你太胖了，你得减肥。那行，我去减肥，减肥减了三天 ，第五天可能就减不动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的普遍规律。

观察者网：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如果因此出现一些不良资产，会有哪些工具来应对？

冯毅：一般情况会做一些债务重组。但如果说要从机制上改变的话，那么上市公司股东多元化、有董事会，还有上市公司监管，可能处境相对还好一点。但如果这家公司没有上市，纯粹是民营老板一个人说了算，可能就没人管得了他。

制约机制比后续的风险处置更加重要。制约是事前的、前置的、长期性的，而风险处置是事后的、后续的，两者都要有。

观察者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您对年轻人的资产配置有什么建议？

冯毅：年轻人要学会投资自己——教育。经济低迷，就去上学。为什么说经济不好的时候，上学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赚不到钱，那就去提升自己。

等接受完教育出来，经济形势好了。这就相当于有了金刚钻，瓷器活也来了，就可以去揽瓷器活了。现在既没有瓷器活也没有金刚钻，那就去造金刚钻吧。因为造金刚钻是你能做的，而有没有瓷器活是个人控制不了的。

观察者网：投资自己，应该在哪些方向上学习深造？您预计在这样的环境下，哪些行业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冯毅：不同行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其实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增加自己的专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人喜欢读MBA，不管是MBA也好，还是其他的专业教育也好，其实都是在增加专业能力。

观察者网：每次大危机慢慢平息以后，总会有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您觉得后面的机会在哪里？

冯毅：现在从国内来看的话，我感觉与碳减排相关的，比如新能源领域，就有机会；还有数字化转型。我觉得这些可能都代表着未来。它们不仅仅是中国的趋势，也是世界的趋势。这种能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产业，应该都是比较好的。

观察者网：从个人角度来说，您是建议去投资，还是在这些方面去找就业机会？

冯毅：我觉得是机会。好比在二十年前，你学的是计算机，就赶上了百度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的大潮；现在学计算机，就有可能进不去这些公司。你要赶上风潮才行。比如说新能源，最近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战略，发展还是不错。

包括数字经济。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数字经济才刚开始，淘宝可能只是数字经济的一种，数字经济还有很多新的业态。当然，这可能需要你有基础，包括受教育程度和专业背景，这样你才能从事这些工作。

观察者网：最后关于这本书，您有什么想对读者说的？

我由衷建议大家好好看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刚才我们讲到人对风险的认知，可能是一个过程，多经历了以后就慢慢适应了。新冠疫情刚来的时候，大家都是谈之色变；今年你会发现，虽然哪怕某些地方有偶发疫情，人们不像2020年的时候那样慌张害怕了。大家经历的多了以后，心态慢慢会变平和，会变化的。

其实这也是这本书所讲的，与风险共存。同时你知道这些观念以后，你对风险的承受力也会提升。去年疫情，全国停摆；今年就没有，为什么？大家慢慢摸索出应对规律、应对方法，所以这本书确实还是有很多启发之处。

我更想说的是，我发现作者在写《灰犀牛2》这本书的时候，她真的是在“写书”，是在做研究。作者并不是一名学者，但是她在写作中引用了很多学术期刊和案例。而中国现在很多作者是在“编书”，真正“写”出来的好书并不多。希望中国以后有更多有深度、站得住的作品。

中信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