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潮观鱼 严珊珊】

凛冬，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携老挈幼，搬着小板凳聚集在渗金寺前的广场上。大爷和老伴带着自家蒸的馍馍当干粮，为了占个好位置，提前几个小时赶到，连水也不敢多喝，在寒风中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只为了听一口地道的秦腔。

西安三意社在甘肃马跑泉镇演出现场。 三意社供图，下同

台上，西安三意社带来《火焰驹》《杨门女将》《铡美案》《忠保国》等看家大戏，上到八旬老人，下到十岁孩童，精彩段落能一字不差地跟唱。表演期间，大雪突降，乡党们裹紧了衣领，热情不减，掌声叫好声混合着周围叫卖食物的声音，热气升腾。风雪中，台上唱腔慷慨豪迈，台下喝彩声穿透雪幕。

西安三意社在甘肃马跑泉镇演出现场。

同一脉秦腔，在2025年黄浦江畔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换上了现代剧场的舞美灯光。1600多位观众屏息凝神，带着对新编秦腔历史剧《无字碑》的好奇甚至疑虑来到东方艺术中心——新编戏文能比得上千锤百炼的老戏吗？秦腔是田间地头热闹释放的艺术，在禁止喧闹的现代剧场端坐着看，还有那个劲儿吗？

随着剧情层层展开，主演侯红琴带着岁月沉淀的唱腔与一代女皇武则天刚柔并济的气质浑然相契。观众发现，原来新编剧本也能引人入胜，慷慨深沉的秦腔不在露天舞台也能散发悲凉苍劲。谢幕时掌声如潮。

《无字碑》剧照

从黄土高原到上海国际艺术节“爱我中华”系列演出舞台，秦腔这门地域色彩浓厚、扎根土地的艺术门类，与许多传统剧种一样，正在努力适应时代变化，希望融入现代生活，触及年轻群体。然而，随着核心观众不断老去、人才青黄不接，秦腔面临着十分现实的生存和传承的挑战。

近日，观察者网新潮观鱼栏目独家对话西安三意社领军人、梅花奖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一级演员侯红琴，听她讲述传统戏曲在根基与创新之间的取舍，以及秦腔人台前幕后的坚守。

侯红琴工作照。侯红琴主工闺阁旦，师从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肖玉玲。

“大家不愿冒险创排新戏，但为剧种长远发展，必须迈出这一步”

作为陕西省秦腔三大院团之一，西安三意社的前身是“长庆班”，1895年由苏长泰在陕西华阴组建，1921年更名为三意社，130年来，涌现出了苏哲民、苏育民、苏蕊娥、王辅生、周辅国、乔新贤、李正华、肖玉玲等名角。这样一家百年老社，日常工作除了复排经典剧目，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每隔几年要推出一部立得住、传得开的新编戏。

三意社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侯红琴用“十年磨一戏”来形容这种谨慎的产出。“说实话，对现在全国各大院团来说，内心深处大家不太愿意去冒险创作这样的新编大戏，因为要花费精力、财力、人力、物力，创作出来还未必被观众认可。”

“但是一个大型院团又不能不推出这样的大戏，一方面邀请外面的大咖加入，可以提升团队能力；另一方面不能光在自己一亩三分地搞创作，通过新编剧目走出去能打开视角，和全国院团相互交流学习，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能让剧种走得更远，所以还是要敢于创作新戏。”

此番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无字碑》，就是三意社历时六年打磨的作品。全剧以武则天为主人公，通过《钩心》《进饼》《入戏》《面碑》四折剧情，展现了她在丈夫早逝、儿子心生嫌隙、朝堂风谲云诡的环境中，如何固权立位和自持自处。作品希望超越简单的善恶人物定论，刻画出武则天的霸气、机敏、孤独与柔情等复杂性格，探索和走进这位女皇的内心深处。

《无字碑》剧照

为了编创这出大戏，三意社破例从陕西省外力邀剧作高手——一级编剧、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一级导演、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学博士生导师张曼君，并外请了舞美、设计、灯光人员。

侯红琴告诉新潮观鱼，从2018年开始筹备《无字碑》，到2024年在西安首演，该剧光是剧本阶段就召开了七八次专家研讨会，剧本被一次次推翻修改。

既然这么难，为什么要挑战这个改编难度大、争议大的历史人物呢？她笑称：“无心插柳柳成荫。”

“2018、19年左右，现实题材和红色题材的新编剧特别火，那一阶段几乎没人创作历史题材。我去找编剧罗周老师，想请她给我们写一出红色题材的戏。我们面对面聊了好久，她突然看着我说‘我咋觉得你特别适合武则天’，我很惊讶，她说‘你看，武则天本身与西安有渊源，而且她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符号，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代表人物，用大秦之腔演绎这个故事，得天独厚，别人无法替代。再说秦腔善于塑造帝王将相，你演这个题材比演现代题材或红色题材更合适，身上的气质也符合’。”

《无字碑》剧照

侯红琴被编剧罗周这番话说动了，但她也明白，一旦扎进历史题材的创作中，编创周期会大幅拉长，剧社需要投入比现代题材多得多的人力物力。“我最后想想还是得编创一出能触动人心的戏，哪怕此时此刻我们排不出来，经过几年的打磨提升，推出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精品剧作才有意义。”

项目申报初期，历史题材与当时文艺宣传口的侧重点有一定出入，团队也自觉剧本不够完善，为了后面少走弯路，前期工作必须要扎实，于是和专家一起研讨，反复打磨剧本，最终成功申请到了国家艺术基金。

侯红琴坦言，对于地方院团而言，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很关键，以《无字碑》为例，这笔两百多万元的经费不仅可用于支付外请专家费用和部分编创开支，还能带动省、市各级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为剧团缓解了不小的经济压力。

当然，要入选也不是易事，得和全国各院团、各剧种在一起竞争，接受专家统一评选。“如果落选，我们做好了自筹资金的准备，剧作规模要调整，大有大的‘闹法’，小有小的‘闹法’，‘小打小闹’我们也要把剧目推出来。当然，如果获得了国家扶持，我们就有底气了，能考虑邀请更多大咖加入，让剧目走得更远。”

“交完8-10万的租场费就没剩多少了，所以得先把戏立起来”

被问及《无字碑》2024年首演至今票务收入是否实现盈利，侯红琴直言，这样一部戏的成本不是一两年就能收回的。“从全国来说，几乎没人指望创排一个新剧目能赚很多钱，能包住成本就非常庆幸了，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咱们不能说假话。”

侯红琴进一步介绍道，目前，西北五省戏剧主创人才比较稀缺，编剧、导演、舞美、灯光等工种都处在青黄不接的阶段，要外请人员，创作成本就提高了很多。此外，这出戏要在城市剧场商演，租场费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在《无字碑》上海演出后台，三意社的宣传人员刘磊向新潮观鱼介绍道，秦腔在城市商业演出一般分两种模式，一种是和剧场进行票房分成的深度合作，另一种则是单纯租用场地。若是分成合作，剧场通常会主动投入宣传资源，例如在当地户外大屏、电梯、地铁投放广告，或邀请当地自媒体达人进行推广；而如果是租场，剧场一般只负责售票，剩下就不管了。

侯红琴表示，三意社没有独立剧场，租场费用是一笔固定支出，所以编排剧目一定要考虑长期效益：“租一个剧场要8-10万，卖多少票才够？前期《无字碑》演了几轮票房特别火爆，但是交完租场费再给大家发演出费，就没剩多少了。所以我们的初衷就是先把戏立起来，获得观众认可后，再想想怎么进一步推广——不仅要走进大城市乃至国外，更重要的是要走进田间地头，走到群众中间去。《无字碑》舞美是按照剧场设计的，我们要思考在田间地头的简易舞台怎么演，得重新编排，适应各种场地，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

西安三意社下乡演出现场。

侯红琴认为，虽然三意社从事业单位转国企后，需要承担一定经营压力，但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剧社，既要注重市场效益，也要注重社会效益。“不能说排了一出戏就把它放起来了，我们的初衷是要排一个能长期演出的戏。尽管回收成本的周期很长，但我们推广了秦腔，让更多人了解秦腔文化和陕西的戏曲文化，在国际艺术节这种平台代表中国声音，让大家看到秦腔的厚重、唐朝的服饰文化，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演员，这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谈到剧社的经营状况，侯红琴很感恩国家对传统戏曲的扶持，坦言虽然现状还是很艰难，靠商演无法做到将剧社经营得风生水起，但他们不会放弃，有“向死而生、不畏艰难”的干劲，相信在国家的扶持下，秦腔这个剧种会越来越好，剧社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有次演出借住村民家，一位演员哭着说‘家里人对我都没这么好过’”

对于三意社这样一家声动西北五省的老戏班来说，每年在城市剧场演出的频率其实不如在田间地头多，全年可能有一大半时间都在甘肃、宁夏等地的集市庙会演出，这部分演出收入可能占到全团全年演出收入的六七成。

据三意社宣传人员刘磊介绍，西北多地有举办庙会的习俗，当地群众会自行筹款请戏班演出。资金来源中，既有当地普通乡亲的情义支持，50、500、1000元的都有，也少不了在外经商的同乡人的慷慨助力，有的老板会一次性给村里赞助十余万元。

“不能以数额来衡量人的贡献，很多人在外地工作，捐钱就是让留在村里的亲戚去看戏。每次下乡演出，我们也很有成就感，因为底下观众多，演员会很兴奋。秦腔的根在黄土地里，下乡演出时，有的地方土很厚，灰很大，在那驻演几天，我们身上也有了土，心里就特别踏实，当地的戏迷从几岁的小孩到八十多岁的老人，那种热爱，真的令人动容。”

刘磊还记得去宁夏西吉县演出时，没有招待所，大家要借宿村民家，每家领几个工作人员。位于黄土高原上的西吉，土层深厚但土质疏松，下一夜的大雨第二天地都能干透，农作物几乎只有土豆。在这样的地方，三意社感受到了群众最质朴的对戏的热爱。

西安三意社下乡演出盛况。

“我们对住宿其实没什么要求，就说借住一下偏房。但当地村民会把最好的房间留给我们住，我们甚至住过刚结婚的小两口的婚房，因为年轻人出去打工了。老乡们是发自内心地喜欢秦腔，有的明明自家条件也不宽裕，还会专门骑电动车到镇上买水果，第二天一早洗干净放好，看你演出累也不舍得叫醒你，等你睡到中午起来，端上煎饼，倒好茶。一位演员当时就哭了，说‘家里人对我都没这么好过’。”

“老乡们如此盛情地招待，我们其实特别不好意思，等到来年，哪怕只是到附近乡镇演出，很多演员还会自己找车，特意带上东西，去看上年住过的老乡。一见面，老乡就拉住不让走，说‘今晚必须住这儿’。其实双方一年没联系，也没留电话，最多加个微信但从不打扰。可再见面时，那份熟悉感一点没变。”

侯红琴对此深有感触，她回忆道：“我们在人家大灶上吃饭，乡亲们会早早准备好最拿手的菜，观众的热情、对戏的热爱和对演员的爱，确实让我们感动，有这么朴实的观众支持秦腔，我们能不全身心投入吗？看到他们那种热忱和崇拜，更激发了我们创作的动力，想把更多更好的剧目带给他们。”

下乡演出期间，戏迷们与侯红琴等演员合影。

对侯红琴而言，一年从正月开始，有八九个月都是下乡演出旺季，在外奔波成了工作的常态，若能借住在村民家已经算难得，有时候，她和剧社人员只能住在舞台后临时搭建的“宿舍”——房间里面摆几个架子床，铺上租来的被褥，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冬天会给电褥子，夏天则发一台电风扇。如果连演一周，七八天都无法洗澡。

即便条件如此，侯红琴和社里的名角们始终与所有工作人员同吃同住。“我不光是演员，更是这个戏班的领头人。说得再好，不如亲自去做，行动胜过一切。”她坦言，“我本身也是农家孩子，没那么娇贵。老一辈都是这样苦过来的，相比之下我们已经够幸福了。现在主办方还会给大家租被褥，我们最早刚分到单位时，下乡演出有时候连张床都没有，麦间地都住过，什么设施都没有，人要知足。”

侯红琴参加下乡惠民演出。

“秦腔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贪太多，要努力留住观众”

随着城镇化和老龄化，侯红琴深知，最爱秦腔的那批核心观众会有消失的那天，为了剧种走得更远，要努力让两代观众衔接起来。

“老年观众之所以热爱秦腔，因为他们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父辈耳濡目染培养出来的。随着他们老去，肯定面临断层。但我们也在努力。一方面，我们西北人骨子里似乎刻着‘秦腔基因’，年轻时可能不喜欢，到了一定岁数就‘基因觉醒’了。另一方面，作为从业者，我们必须主动去培养年轻观众——不光要抓住现在为数不多的老年观众，也要通过演出和平台吸引年轻人，这样两代都抓，就平衡了。”

“我们也要面对现实，秦腔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回到人人都只看戏的年代。我们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爱戏？因为娱乐方式少，连电影电视都没有，只能看戏；现在看戏的人特别少，并不是说这门艺术不好，而是艺术形式太多，观众被分散了。这也给我们也留下了课题，要少而精，不要贪太多，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保留住老年观众、吸引年轻观众。”

在拥抱现代传播途径方面，三意社下了不少功夫。下乡演出时团队会在短视频平台开直播，公众号会推送各类演出文章，还联合出品了微短剧《火焰驹之烈焰不灭》，同时支持网友二创视频传播。

在B站，一段名为《逐渐暴躁》的秦腔视频播放量已近千万，其主演正是被戏迷誉为“秦腔第一老旦”的三意社演员康亚婵。一位年轻戏迷自发地上传了这段倍速版《忠保国》（亦名《黑叮本》）中的经典“吵架”片段，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许多弹幕和评论感叹：原来“吵架”也能如此富有艺术表现力和观赏性。

截至2026年1月15日，B站戏曲区“镇站之宝”《逐渐暴躁》播放量已达958.9万。

此外，三意社积极参加各类艺术节和展演活动，希望与城市观众建立更紧密的链接。但也有人不解，秦腔属于广阔的黄土地舞台，进入城市大剧院会不会失去那份粗粝炽热的“原味”？

在侯红琴看来，这是个伪命题。“最早戏曲都是皇家、达官贵人才可以请的，老百姓请不起，现在新时代我们都能看戏了。在城市剧场演出，观众一年买票看几次，也不能天天看，所以无形中就把所有院团推向了乡间地头，这是好事，黄土地的舞台更广阔，更有烟火气，但是戏班很多年前就从乡间走进了大城市，城市的这片舞台我们也不能丢。不管是哪个舞台，都值得我们尊重和追求。”

侯红琴举例，在上海演出时她也考虑过要不要调整唱腔，但最终决定保持西北原汁原味的粗犷豪放风格。她认为，当下的观众是包容的，即便剧场和乡间的舞台不一样，但还是要保持那种土地滋养的风格。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

据她观察，真正的戏迷无论在哪儿都有热情，只是被不同的环境所影响——露天舞台更有烟火气，也更接地气，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互动更多，有时唱戏时底下还夹杂着吆喝叫卖声，人们不一定全是冲着戏来的，也可能是为了那份热闹，边看戏边享受小吃，和熟人聊天，看老人聚在一块儿打牌，要的就是那种融入与自在；而在城市剧场，不能带食物饮料入场，不能随意聊天，那是一种纯粹的欣赏，抛开一切安静地看戏。

对于秦腔的未来，侯红琴不急着带领剧社靠“俗”破圈，也不认为要一味追求“雅”，她提到了近年来一个很热的概念：“守正创新。”

“守正才能创新。你要思考是传递真善美，还是一味讨好观众，吸引眼球？是做长期坚守，还是只图一时热闹？我认为前路虽然不易，但我们的根不能丢。我们可以借助传播吸引关注，但必须把握好这个度，戏曲要拥抱的‘俗’不是粗俗，而是接地气的人间烟火，要给观众树立正确的三观，传递真善美，底线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