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下午，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电视剧评委会主席大师班在上海展览中心开讲。本届评委会主席、中国导演张永新现场分享了《觉醒年代》《伟大的长征》的幕后创作故事，聊了聊国产剧的发展现状，并回应了今年白玉兰奖的评选标准。

以下内容节选自大师班对话：

【整理/新潮观鱼 严珊珊】

本届白玉兰怎么评？

李星文：作为评委会主席，要对过去一年中国电视剧有一个总体观察，您看到了哪些变化？

张永新：接到这个任务以后，我这次恶补了一下去年一年的好片子，来上海之前就开始看这次入围白玉兰奖的作品。一个是题材非常宽泛，国产剧在历史剧、年代剧、当下都市剧和农村剧题材领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达，我也是边看边学习。

另外这次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基本上每部入围的作品，都有它的“根”和“魂”。所谓“根”，就是向下扎，扎到生活的土壤里，找到历史经纬的脉搏。所谓“魂”，拍出自己的特质，拍出自己的精气神，这是非常可喜的变化。

李星文：好作品多，选择就会比较困难，您在这方面感受如何？

张永新：优中选优是最难的。我也问自己，曾经是参赛者，这次换了个位置，怎么做选择？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秉持着一颗公正客观之心。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看这几个层次——思想深度、血肉、余音、对时代气质的反映。这几个维度构建出来，大体能看出一部作品的深度、广度、温度。一部大家喜闻乐见的、老百姓愿意看、口口相传的作品，一定击中了每个人内心最温暖的地方，这样的作品，观众喜欢，我们也喜欢。

作为评委，我们在这么多优秀作品中去选择，一定秉持专业精神，带着一颗谦卑之心，在学习过程中奉上我们这一票，一定将我们的艺术判断、职业道德作为评选基础。

《伟大的长征》为什么找于和伟演毛主席？

李星文：《伟大的长征》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张永新：正在精剪，后面就是工程级的体量，包括音乐、调色、调光、特技部分的进入。因为红军长征是从瑞金到陕北，如果加上西康，共经过15个省，要一一呈现这些省的地理地貌，难度极大。

而且这一路不是走着过去，是打着过去，大大小小几百场战役。我们选择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战役重点描述，比如湘江战役、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这些人人皆知的红军长征名场面，必须要实现。有的写意，有的写实，实现过程难度极大。我现在人在上海，我们团队伙伴们还在北京挑灯熬油，日夜奋战。

《伟大的长征》预告截图

李星文：2001年唐国强老师那版电视剧《长征》已是经典，关于长征的纪实文学和小说也很多，比如1987年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2009年金一南将军的《苦难辉煌》。《伟大的长征》与这些作品相比有哪些区别？叙事重点在哪？

张永新：我们这版长征，引用总编剧陈晋老师写过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长征何以永远”。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长征，对“长征”这两个字的认知，随着年龄增长，是个渐进的过程。我拍这个剧的时候，几次重走长征路，我回来以后就跟亲朋好友说，如果家里有孩子，一定抽时间带孩子走一段长征路，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

我给我们剧组团队同仁提出的要求是，拍长征要爱上长征，就像我们的总编剧陈晋老师在编剧阐述写的，也是我们的创作原则——“长征是草鞋里的人类史诗，长征是马背上的民族精神，长征是马灯里的真理之光，长征是山水里的方向角度，长征是青春里的向死而生。”

这个排比句落实起来，就是那些人怎样一步一步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对信仰的忠诚与礼赞，它的意义和价值早已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的还原与再现。我们中国人有长征，可以让我们腰板更硬。明之不可为而为之，不知前路在哪里，还要往前走，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信仰，何等的力量？不去阅读它的时候，我老觉得它离我很远，慢慢走近的时候，看书和资料时，我的眼泪哗哗往下流。拍摄时，在现场和演员讲戏，我讲着讲着声音就哽咽了，大家的感受都是如此。尤其是我们站在那个环境里，感受扑面而来，非常强烈。

《伟大的长征》预告截图

我们团队里有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我对大家的要求是，拍长征要爱上长征，尊重它，敬爱它，珍视它，才有可能拍出一部合格的作品。如果你没有这种精气神去面对它，这个作品一定成功不了。

李星文：说到主席扮演者，至少经历三代，最早的时候是古月、张克瑶老师，到后来唐国强老师异军突起，从“奶油小生”一跃成为特型演员，再后来侯京健、于和伟。这次于和伟挑战饰演毛主席，预告里他的形象和长征结束后瘦削的毛主席很接近。为何选中于和伟来演绎毛主席？他演绎的毛主席有什么特征？

张永新：您刚才说到一个字特别准确——“瘦”，我们看历史资料，红军到了延安，每位领袖都瘦，但严重的营养不良，无法遮蔽他们眼神里的光。

毛主席那时候的照片，身体还没有恢复，憔悴地站在窑洞旁，头发蓬松，脸上皱纹很深。看到那张脸，你可以想象我们的领袖那两年是怎么过来的，可谓地狱般的煎熬。一张照片就能引发无尽联想，让我们思考长征背后意味着什么。还有周恩来周副主席，总司令，他们的脸也瘦到脱相。我们看资料，他们怎么过雪山，怎么过草地，战士们甚至把一些粪便里没被消化的青稞拿过来，洗一洗，放在嘴里面嚼，至于煮皮带、煮靴子，我们剧中也有反映，这都是实实在在回忆录里写的。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怎么能不为那段历史感动呢？

1936年，毛主席在保安

我们带着这种想法和于和伟老师接触，聊完以后，大家达成共识，在现有基础和条件之下，追求神似。这个“神似”最难做到，要看眼神和状态符不符合那个时代我们对于领袖们的想象，靠的就是故事。我们编剧团队用四年形成了一个比较扎实的现实主义文本，打好了一度创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完成了二度创作。

其实，讲长征的故事最难的是没有悬念，不像传奇故事或者悬疑剧，可以反转，强戏剧手段也不行。它讲究的是最笨的功夫，就是见真章。这部剧我们粗剪完遵义会议，82分钟，两集还多。光拍这一场戏就拍了七八天，总编剧陈晋老师在片场和我们演员围读剧本，逐字逐句推敲台词，它的体量是严格按照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两个白天一个黑夜这个过程来完成的。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付出与努力，得到观众朋友的认可，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

为什么有的历史剧拍得假？

李星文：您被业内称作“细节控”“逻辑控”，强调创作中的真实性，在您看来电视剧的“真”是什么？

张永新：我在片场经常说，“天下好戏唯真不破”。我认为“真”有几个层面：一是创作者的真诚，作品真实的还原，对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反映与折射。这几个层面不是由高到低的过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比如说创作的真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品播出后，一个镜头，一个场面，他们一定能感受到创作者态度上的真诚与否。

二是具体拍摄时的“真”。比如说我们拍历史剧、年代剧，经常面对的问题是，那段历史观众看了以后，摇头叹息太假了，这是作为影视人最不愿意听到、最怕听到的评价。为什么？就是创作者没有拿捏住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精气神。

比如拍一个历史剧，你对断代的理解，要呈现在服化道、社会等方方面面，不仅仅是一个景的复原，还要体现在规定情境当中演员的举手投足、戏剧调度、故事讲述方式、用语用词、环境设色等等方方面面。拍一个魏晋时期的作品，不可能使用明清元素，否则明显违和，这就是环境里的真与不真。

张永新曾执导《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和《虎啸龙吟》

最根本的，我们营造的真实情境要传达那个时代的精气神，是我们要求的最高级、最高层面的真。这个层面的“真”，需要编、导、演、摄、录、美、服、化、道，各职能部门同心合力。这个层次考查的是团队的职业精神、职业素养。

建组时，大家总说这个戏要奔赴什么样的方向，但是开拍后，短则几个月，长达接近一年，能不能前期、后期一直把这个方向坚持下去， “真”字落实起来非常难。但没有办法，做影视它是最宝贵的，甚至是一个不二法门。

李星文：观众有时候要求比较严格，一旦涉及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就不让虚构了，如果虚构和发挥，就说不真实，您如何把握？

张永新：我举个例子，我拍《觉醒年代》时，有一组人物关系非常有意思。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他们两个在我们故事中经常有交集，拍摄时我经常跟演员们说，两个人情感方式不同于一般，虽然都是北京大学老师，但是钱先生脾气性格和鲁迅先生有差异。那阶段他们俩私人感情非常好，好到什么地步？钱玄同先生有一句名言，“人活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要枪毙”，当时这句话惊世骇俗，结果他过40岁生日，鲁迅先生给他寄了副挽联，还有其他先生们，用挽联的形式说“你怎么不死呀”。他们能开玩笑到这个地步。

所以在我们剧里，他们俩见面的方式就不同于一般人。《觉醒年代》要求所有角色见面行鞠躬礼，但他们俩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逻辑。有场戏很有意思，陈独秀到北新书屋去见鲁迅，钱玄同最后一个走，他用肩膀碰了一下鲁迅，意思你赶紧写白话文小说，就是后来我们都知道的《狂人日记》，像生活中哥们一样。这么一个简单的戏剧动作，是我们编剧老师、导演组在梳理大量历史资料基础之上，才做的所谓的真实还原。假如观众提问，生活中钱先生和鲁迅先生是这样吗？我们的回答是，它大概率有可能是这样。这个“真”就是艺术创作的真实。

李星文：我们知道拍主旋律剧、主题创作剧，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就是“标签化”“口号化”，您在创作时如何避免“低级红”？

张永新：所谓的“标签化”就是想当然，人云亦云，有固化的概念，某些人应该是这样，某些人应该是那样。曾经有段时期，强调所谓“三突出”，强调正面人物怎么给光，怎么组织调度，反面人物怎么 “脸上挂相”。现在时代发展，完全摒弃了那样的创作原则。

张永新执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剧照

“标签化”理念为什么不能延续，因为时代在进步，每个时代都有它对故事的需求和需要，判断一部作品能否成立，肯定是排斥“假大空”，排斥所谓“高台教化”，更愿意看到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指导演员工作就强调这点，你扮演这个角色是不是一个活人，有没有人正常的七情六欲，正常人的表达。把这些逻辑放到历史人物身上，它依然能够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