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雨潇:为什么很多美国人认为马斯克会让推特更“自由”?

来源:观察者网

2022-05-02 09:11

戴雨潇

戴雨潇作者

纽约大学研究生,思想与文明观察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戴雨潇 】

日前,社交媒体巨头推特(Twitter)董事会一致决定同意以约440亿美元的价格接受世界首富、特斯拉公司的CEO埃隆 · 马斯克的收购请求。这项交易预计会在今年之内完成,但仍需推特公司的股东进行投票以及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这一交易“让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控制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社交网络”。《华尔街日报》评论道,马斯克的收购“标志着对科技公司最大的收购之一,未来很可能影响社交媒体的发展方向”。

马斯克,保守派眼中的自由捍卫者

在收购得到推特董事会的同意之后,马斯克强调称:“推特是一个数字广场,人们在这里讨论对人类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他还表示希望为推特增加一些新功能以提高用户的体验,例如放宽每条推文不得长于280个字符的限制、使算法开源以增加信任、打击水军和机器人账号等。

马斯克本人在推特一向比较活跃,他的个人账号目前有8600万粉丝。他喜欢用推特发表观点的一大原因是他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必须借助推特直接和他的支持者(以及特斯拉的股民)进行交流。

几年前,路透社和商业内幕等媒体发表了几篇对特斯拉看法比较负面的报道。当时特斯拉持续十几年亏损,而且公司屡次没有达成马斯克承诺的生产量,很多财经媒体对特斯拉都有比较悲观的看法。但是马斯克看到这些报道后立刻在推特大骂这些报道是假新闻,指名道姓地批判撰写报道的记者,同事还攻击了基尼科斯联合基金等做空特斯拉股票的机构。

马斯克用推特作为平台大战媒体,这点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非常类似。事实上这两个人确实也有很多交集。

马斯克在特朗普当选后曾参与他的战略和政策咨询过渡团队,并于随后正式加入了特朗普政府的商业顾问委员会和制造业委员会。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马斯克辞去了公职。

从左至右:斯蒂夫 · 班农、埃隆 · 马斯克、唐纳德 · 特朗普(Photo: AFP/Getty)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特斯拉所在的加州作为民主党把持的蓝州,推出了较为严格的“居家令”等防疫措施,导致特斯拉的加州工厂不能开工。马斯克因为挣不到钱,大骂州政府是“法西斯”。

特朗普在得知此事之后公开表示支持特斯拉无视加州防疫措施强行开工,马斯克在推特对特朗普表示感谢。马斯克反对隔离措施、反对强制打疫苗、反对政府干预的典型右翼(libertarian)立场得到了共和党政客和选民的赞扬。不久之后马斯克甚至把特斯拉的总部从加州搬到了共和党把持的德州。  

自拜登上台以后,白宫和特斯拉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去年,马斯克就曾炮轰白宫举行的“电动车峰会”竟然不邀请也不提及特斯拉,尽管特斯拉是美国第一大电动车制造商。两个月前,马斯克再次指责拜登刻意忽视特斯拉公司,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传统汽车制造商身上,“并谎称通用汽车正在领导电动车行业”。

此次马斯克提出收购推特,福克斯新闻等美国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支持者纷纷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如果马斯克成功,保守派就可以更自由地在推特发表观点,很多保守派同志的账号有望被解封,特朗普也能重返推特。特朗普本人支持马斯克收购推特,但也表示即便自己的账号解封也已无意重返推特。

在保守派的眼中,马斯克现在成了“伟大的爱国者”“言论自由的捍卫者”甚至“西方文明的拯救者”。《纽约邮报》在一篇文章中甚至说“马斯克收购推特的举动是自1987年里根总统让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之后对自由和民主最大的捍卫”。

对于右派的溢美之词,马斯克也做出了一些暧昧的回应。前天,马斯克在推特发布了一则漫画,意思是近年来美国的“左派”越来越极端,自己几年前还算是温和“左派”,现在在“极左”的对比之下已经成了右派。28号,他又发表了一条推文痛批“极左什么人都恨,包括他们自己!”。不过为了防止过于深入地牵涉政治,他在不久后赶紧又发了一条推文澄清自己“也不支持极右”。

马斯克目前表达出对内容监管的态度是以法律为准,他认为社交平台不应该去删除不违法的言论,即便那些言论可能被某些群体认为有冒犯性或者属于虚假信息,大概有些“无为而治”的意思,这和推特过去这些年的实行的政策有很大区别。

自诩为社交平台,本质上是一家自由派媒体

推特和大多数美国互联网平台一样,自由主义(liberal left)的政治倾向非常鲜明,很多保守派人士都被推特删帖或者禁言过。

上个月基督教讽刺媒体《巴比伦蜜蜂》因为在推特上宣布将“年度最佳男士奖”颁给变性人(男转女)蕾切尔 · 莱文被推特以“仇恨变性人群体”(hateful conduct)为由无限期禁言。莱文作为一个没当过一天兵的儿科医生去年被拜登任命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四星上将,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一些争议。

福克斯新闻名嘴塔克 · 卡尔森和右翼校园团体“美国转折点”的创始人查利 · 柯克因为在推特上转发并赞同了《巴比伦蜜蜂》的文章遭到连坐,也被推特无限期禁言。

推特更著名的“战绩”是封杀特朗普。2021年1月,特朗普因为发表了一些支持国会山示威者的推文,被推特以“美化暴力”“存在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的罪名永久封杀。


导致特朗普被封号的两条推文

另外在2020年10月,上届美国大选的最后关头,《纽约邮报》独家披露了拜登之子亨特的贪腐丑闻(参见《拜登家这个儿子,有点坑》)。连拜登家族的几名当事人都没有对报道里的大部分内容进行否认,推特却在第一时间将其直接认定为“造谣”,并立刻在整个网站屏蔽了这条报道的链接,然后冻结了《纽约邮报》的官方账号。

推特在全平台禁止用户发布或访问《纽约邮报》对亨特 · 拜登丑闻的报道 Vox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待遇就完全不同了。在两年前的“黑命贵运动”期间,很多自由派人士在推特公开煽动颠覆和鼓励暴力,很多言论直接违反了推特关于“煽动暴力”和“仇恨行为”的相关规定,然而结果是这些账号没有被处理,而且相关推文至今还能在推特上看到。

以上这些黑命贵运动支持者公开煽动或美化暴力的言论至今都没有被推特删除

以上斑斑劣迹足以证明推特虽然以“社交平台”(social media)自居,但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充满偏见的自由派美国媒体(media),在为民主党助选和压制异见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消息爆出后的这几天时间里,推特上的政治气氛已经出现了可见的变化,例如上文提到的此前被推特封禁的塔克 · 卡尔森和查利 · 柯克等保守派人士纷纷表示由于推特易主,因此决定重返推特,开始更新推文。

长期享受平台审核优势的自由派自然对马斯克的收购和保守派的回归怨声载道。在推特董事会接受马斯克收购的新闻爆出之后,很多推特用户表示既震惊又失望,纷纷声称要删除推特。话题“安息吧推特”(#RIPTwitter)立刻冲上了推特热搜。《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人们不要再“沉迷推特”。

在自由派对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抱怨声中,有一个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克思· 步特认为,马斯克似乎会允许“任何言论”在推特传播,因此对马斯克收购推特“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感到恐惧”。他毫不掩饰地说:“民主社会的存续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言论审查。”这句话翻译成大家熟悉的表达就是“闭嘴,我们在讨论民主!”

说实话,我认为自由派有些反应过度。虽然马斯克本人在很多场合表达过亲右翼和反“极左”的看法,但是这未必意味着他掌权后推特就会立刻迫害“左派”或者无节制地纵容右派。马斯克归根结底是商人而不是政客,关于如何监管平台内容这个问题,他会有限参考用户活跃率和广告商盈利等多重因素,而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

根据CNN的调查,67%的推特用户倾向于民主党,30%的用户倾向于共和党。仅从这一点来看,开罪自由派对推特未来的发展是较为不利的。

可以说此次马斯克收购推特的风波完美地展现出了美国社会主流两派对“自由”和“民主”的看法:右派的自由就是我自由地攫取更多财富,对工人是否感染和死亡漠不关心;“左派”的自由就是我自由地定义“政治正确”,不符合这套话术的统统禁言封号。归根结底,他们口中的“自由”和什么洛克、密尔、伯林的政治哲学理论毫无关系,在实践中就是自私自利和唯我独尊。

至于西方政治中所谓的“民主”,从《大宪章》的时代起就是贵族拿来和皇权争夺利益的工具。在今天的西方社会里依然是左右派掌握话语权的资本家、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挟持“民意”为自身争权夺利。至于一盘散沙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既不会做主,也做不了主。

美国社交平台的监管存在法律空白

推特之所以会成为美国政治对立的焦点和党争的工具,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现行法律和监管措施的滞后和缺失使得这类社交平台的权力过大而责任过小,平台的掌控者和管理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滥用删帖和封号的权力,达到控制信息传播和影响舆论的政治目的。

按照传统的法学观点,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平台属于科技企业的“私人财产”,其所有者有“自由”选择允许什么样的言论出现在平台上,就像一家报社有“自由”决定刊登什么样的文章。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禁止了美国政府“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但是并没有对出版商发布什么样的言论做出法律上的限制,因此推特等互联网平台封杀特朗普或者什么其他保守派账号都不违反美国的法律法规和社会惯例。

然而问题是在美国建国之初的历史背景里,没有一家报社或者电台可以达到一手遮天垄断公共讨论的程度——今天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却做到了这一点,推特和脸书等少数几个网站成了很多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和参与公共活动以及政治讨论的重要场所。

综合美国最高法院的既往判例,如果私有机构的行为“相当类似”政府的行为或政府“显著地参与”私有机构的运作,那么私有机构就会被认定为“政府行为者”(state actor),应当受到限制政府的法律法规的限制[1]。

例如在1989年斯金纳诉铁路劳工负责人协会案(Skinner v. Railway Labor Executives’ Assoc.)中,铁路工会方指控联邦铁路管理局对铁路运营人员进行随机酒精和毒品检测违反了“不得无故搜身和扣押”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但是时任交通部长斯金纳代表的联邦政府方认为政府从未立法强制检测,实际上开展检测工作的都是各家私有的铁路公司,用来限制政府的第四修正案对他们不适用。

最终最高法院判决认为,政府虽然没有强制检测,但是立法豁免了私有铁路公司进行这类检测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由私有铁路公司开展酒精和毒品检测不再是私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应当受到第四修正案的限制。

今天美国互联网平台的司法处境和斯金纳案中的私有铁路公司非常相似。美国政府在1996年通过的《通信规范法》中的第230条款规定,电信服务商和网络内容服务商不应被视为信息的发布者,因此他们无需为用户在他们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条款同时豁免了这些平台审查“淫秽、暴力、骚扰或其他令人反感的材料”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自然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的。在当时来自加州和俄勒冈州的两名众议员起草这则条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互联网企业避免复杂的法律纠纷,放心大胆地进行发展扩张。从20年多后的今天来看,230条款的目的确实达到了,谷歌、脸书和推特等美国互联网企业成长为影响全世界的科技巨头。美国海军学院网络安全法专家杰夫 · 科塞夫教授认为“230条款造就了互联网”,如果没有这则条款,今天主导互联网的那些企业都将不复存在。

美国海军学院杰夫 · 科塞夫教授的著作《创造互联网的二十六个词》(230条款的正文有26个词)

耶鲁大学著名法学教授杰德 · 鲁本菲尔德等法学家认为,正是由于推特等互联网企业是靠着政府批准的司法豁免在平台上审核言论,所以网络平台的内容审查应当如斯金纳案的判例那样,被认定为“国家行为”,被宪法第一修正案等法律施加限制。

在美国目前的司法和政治实践中,这个问题暂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但是在过去几年,包括南希 · 佩洛西等多名民主党立法者曾经以“考虑重修230条款”要挟推特和脸书等互联网企业加强对“煽动言论”和“假新闻”的监管[2]。这些企业很快心领神会,加强了对极端保守派和共和党支持者的打击,结果230条款最后也没有发生变更。

此次随着马斯克入主推特,民主党很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提出重修230条款,而共和党为了反制也会提出自己的提案。两党围绕如何修改条款又会陷入一轮新的党争,在几年内都未必能争出结果。

而就在马斯克收购推特的同时,拜登政府宣布在国土安全部下成立“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以“打击外国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其首席执行长妮娜 · 扬科维茨亲民主党的立场非常鲜明,她此前曾称拜登之子亨特的笔记本是“特朗普竞选团队捏造的议题”,并在多个场合暗示关于亨特的丑闻是“俄罗斯的信息战”。马斯克在第一时间表示这个“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的设立“令人不安”。未来马斯克和扬科维茨之间的斗争无论谁输谁赢,推特都会成为牺牲品。

结语

现如今社交平台、搜索引擎和移动支付等互联网服务已经成了很多老百姓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来说,它们的重要性不亚于公路、铁路和邮政体系,说它们是新时代的基础设施并不为过。如何更规范地管理这一类基础设施是摆在各国面前的新问题。

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和基础设施能不能完全放手交给私人管理,我们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就给出了答案。在汉朝著名的盐铁会议中,御史大夫桑弘羊系统地阐释了政府把持重要产业的必要性,他认为将盐业矿业收归官营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还能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避免地方割据、杜绝相互兼并(“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因此“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在社交平台的治理上,美国采用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思想,迟迟不修改过时的230条款,实质放弃了监管,以讨好科技资本持续野蛮扩张。美国社交平台在审查内容上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又无需为平台上发表的信息承担社会责任,删帖和封号等权力被平台的管理者滥用,最终导致“众邪群聚,私门成党”,社交平台成了民主党的助选员、极端思想的传声筒和社会矛盾的放大器。

有汉和美国给出的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值得我们思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任由资本无序发展,甚至掌控国家政治和左右公众舆论。但是考虑到互联网行业产品迭代迅速、技术日新月异的特点,我们也需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激励竞争、促进创新、占得发展先机。将主要互联网平台全部收归国有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我认为现阶段我们首先还是要逐步完善针对互联网平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手段,对平台运营者的权责进行更明确和具体的划分。第二,政府也应当进一步加深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沟通,甚至有必要考虑设立专门的部门进驻平台,参与对平台上内容的审核和管理,避免某些企业按照资本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滥用删帖和封号的权力。最后,马斯克提出的算法开源,增加平台监管方式的透明度也是一项值得我们参考的举措。

近几年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长速度并不逊于美国,当美国在党争中不断内耗,拉着互联网企业陪葬的同时,中国应当吸取美国的教训,整肃国内互联网行业环境,并借此机会抢占发展先机,引领下一轮信息革命。

参考:

[1] Huhn, Wilson R. "The State Action Doctrine and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hoice." Hofstra L. Rev. 34 (2005): 1379.

[2] https://thehill.com/policy/technology/technology/438000-facebook-and-google-seek-to-assure-congress-about-tamping-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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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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