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投资亏钱，政府最高承担40%；赚了钱，政府一分不要”。最近，深圳市拿出100亿给风投兜底，重新定义了中国政府的经济角色。

当中国人终于站到了顶级科技强国的门槛边上，对风投的重视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说到风投对高科技产业的促进作用，就一定绕不开美国和硅谷。正如中信出版社的新书《风投》开篇所言，“风投基本上是美国的发明”。

作为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创新的中心，硅谷究竟做对了什么，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政府在风投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下面这段书摘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作者指出，在硅谷和更广泛的风投行业的历史上，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一作用常常被人忽略。一方面，美国政府用大量的军工订单刺激着前沿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硅谷引以为傲的创业环境、劳动者待遇和移民政策，也离不开政府和法律的保障。

同时，作者提醒道，硅谷绝不是其它国家必须永远尊崇的样板，中国政府不需要复制美国模式也在取得巨大成功。

（本书作者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汤姆·尼古拉斯，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翻译，摘编时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添加）

在 1977 年关于修改养老基金投资规则的国会证词中，戴维·摩根泰勒对风投行业及其发展发表了深刻的洞见，他提出风投的发展应该被置于更广阔的经济背景下考虑。他认为，投资机会往往“出现在大学和研究中心周围”，因此，“当我们的国家未能跟进研发活动，特别是未能获得联邦资金支持时，风投家总会感到担忧”。

与摩根泰勒的讲话一脉相承的是，任何对美国风投行业历史的记录，如果不强调硅谷和美国政府在其崛起中所发挥的强大而广泛的作用，都将是不完整的。目前，硅谷拥有美国绝大多数的风投基金，同时是大多数风投行业龙头的所在地。然而，一个半世纪以前，我们现在所知的硅谷地区还是一片橘林、野花和农田，距离仙童半导体公关人员唐·霍夫勒在1971 年《电子新闻》发表的系列文章中称之为“硅谷”的地方还差得很远。

现在俗称的“硅谷”是指旧金山海湾一片横跨五大郡县的区域，其成功的种子在 19 世纪末就已种下。其与风投相关的扩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的交汇：大学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政府军费开支对高科技的推动，还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气候。强大的创新集群的形成创造了对风险资本的需求，以资助尚未成功的人、技术和产品。

“硅谷之父”

为了说明大学对于硅谷的重要作用，我们有必要把时间往回推，详述一下“硅谷之父”、斯坦福大学前副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的贡献。

“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曼

弗雷德里克·特曼于1922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利用 3 年时间从 MIT 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1941 年，特曼成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14 年后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在这些岗位上，他通过将科学与工程相结合，把学术界和当地公司联系在一起，制定了实现学术和实践双丰收的战略。特曼经常被认为是硅谷演变过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特曼在斯坦福大学的行动并非没有自身利益考量。他鼓励企业家参观校园，目的是改善斯坦福大学当时拮据的财务状况。但至关重要的是，他将资金筹集的需求与有效的大学战略相结合。

1937 年，他提出的大学应该拥有授予其研究人员的任何专利获得了大学董事会的同意。这非常重要，因为特曼坚信可以通过提供和分享空间实现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

那一年，拉塞尔·瓦里安和西格德·瓦里安兄弟受邀使用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开始了联合工作，工作成果后来成为雷达技术的基础。一起工作的还有他们的学术伙伴威廉·汉森，他是移民出身的量子物理学家菲利克斯·布洛赫的亲密同事，后者于 1952 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斯坦福大学提供空间和实验室用品并获得专利许可收入，包括著名的速调管真空管专利，该专利用来产生用于机载雷达探测技术的高功率微波。斯坦福大学孵化了 20 世纪举足轻重的创新，并由此获得了大约 20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 1 800 万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作为强调拉近学术界和私营企业之间物理距离的延续，特曼将大学一部分未开发的土地指定为斯坦福工业园区，主要出租给电子和高科技公司。1953 年，瓦里安兄弟在那里开设了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是第一批入驻的公司之一。惠普公司（特曼是其首批投资者之一）紧随其后。

截至 1961 年，超过 25 家公司入驻这片占地 650 英亩的园区，雇用了 1.1 万人，最终甚至东海岸的成熟企业，包括通用电气、伊士曼柯达、洛克希德和施乐，都在那里开设了分公司。（在施乐公司的案例中，这里就是被称为 PARC 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为了使公司更接近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特曼于 1954 年启动了荣誉合作计划，该计划允许当地电子公司的工程师直接选修一些研究生课程。到 1961 年，32 家公司向斯坦福大学输送了超过 400 名员工。

在校外，特曼在附近的门洛帕克进一步扩展了斯坦福与工业企业共享空间的愿景。斯坦福研究所于 1946 年在此成立，网罗了大量以“可能与大学的传统角色不完全兼容”的方式追求“实用科学”和“协助西海岸企业”的教师。

在后特曼时代，大学领导人们继续发展了这种斯坦福大学和工业界相联系的强大而宝贵的传统。例如，在 1964 年，斯坦福说服了肖克利半导体的工程师开设一个新的集成电路实验室，并帮助学校将新技术融入技术课程。几年后，斯坦福大学扩大了“斯坦福工业附属计划”，该计划允许公司只交纳少量费用，就可以使用学术实验室、接触学生和教师、参加研究会议，以及进行特殊招聘活动。

对于这项联合附属计划中涌现的新发明，大学于 1969 年建立了许可办公室，帮助新产品商业化。即便是规模最小的科技公司也能够在讨论和改进技术想法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从 1975 年开始，斯坦福大学开始在大学的直线加速器中心举办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该俱乐部是初出茅庐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聚集场所，成员包括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芬·沃兹尼亚克，他们想要展示他们最新的技术发明并分享他们的想法。

风投家强调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区域优势的重要性，因为“尽管MIT 和哈佛大学成就卓越，但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波士顿在科技创业中心的竞争中已经输给了硅谷的半导体专家们”。回首这种地理转变的原因和后果，著名风投家阿瑟·洛克提出过一个理论：“所有精力充沛的科学家都在斯坦福大学周围成长起来了。在我看来，虽然存在些特例，但这主要归功于弗雷德里克·特曼。他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他鼓励学生，特别是博士和博士后学生，组建公司并继续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当时，这在任何其他学校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显然没有发生在 MIT、哈佛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或任何一个优秀的工程院校。MIT 的人如果创办公司就会被解雇。”

战争，战争

虽然大学的积极影响帮助硅谷成为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中心，但对其专业产品需求的一个巨大而意外的冲击，使得其进一步的扩张和创新成为可能。由于美国军队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的推动，该地区的电子公司名扬全美，强化了早期的优势。

一战期间，联邦电讯公司就为美国海军创造了浦耳生电弧长波无线电，这种产品迅速成为“一战期间海军的宠儿”。联邦电讯的分拆机构美格福斯为美国海军战列舰制造了公共广播系统，还为飞艇生产了抗噪麦克风。

1940 年 6月—1945 年 9 月，联邦政府参与规模急剧增加，加州获得了 164 亿美元的战时供应合同，以及超过 25 亿美元的针对军事和工业设施的投资。在这次被《旧金山纪事报》称为“第二次淘金热”的过程中，加州在总支出方面仅落后于纽约和密歇根。

加州由于各种原因获得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在与战时需求相关的技术领域的擅长。军事采购的微波管是湾区的技术专长之一，采购量从 1940 年的几百万美元飙升至 1959 年的 1.13 亿美元。军事采购的急剧增加使得加州的优质军事合同份额从 1951 年的 13% 增加到1953 年的 26%，在军事合同总支出方面一跃超过之前排名第一的纽约。1955—1959 年，武装部队对晶体管的采购从 180 万美元增加到 9900 万美元，国防部很快成为这类产品的最大消费者。

事实上，直到 1967 年，美国军队消费了湾区公司生产的所有集成电路的一半以上。鉴于军方是早期采用者，它对签约公司施加了严格的技术标准，还通过资助学习曲线使生产成本下降到合理区间。军事需求是消费市场扩张的重要前提。例如，1963—1968 年，集成电路的单价从31.60 美元下降到 2.33 美元。

尽管有军事承包的保障，但湾区公司仍然为提高生产力而共同努力。1942 年，联邦电讯的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新型真空管生产技术，

将产量从 35% 提高到 95% 以上。这使得公司的产量得以扩大，收入从每月 4.7 万美元增长到每月超过 60 万美元。1941—1944 年，惠普重组了其电子测量设备和接收器产品线，将产值从 3.7 万美元增加到 100 万美元，增加了 26 倍，同时雇员从 9 人增加到 100 人，增加了 10 倍。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在 1949—1959 年将速调管的销量提高了 125 倍，而员工规模只增加了 4 倍。这使得瓦里安成为美国最大的微波管制造商，超越了通用电气、雷神和美国无线电公司。

联邦资金的增加伴随着人力资本的涌入。1940 年 7 月—1945 年 7 月，整个加州净流入了 198.7 万人。随着企业扩大规模以满足军事生产需求，到 1960 年，高科技领域的就业人数增加到 58000 多人。仅在圣马特奥和圣克拉拉这两个县，电子元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不到 1 000 人增加到了 1 万人。这使得圣何塞成为美国高技能工人密度最高的城区。30 随着一批最优秀的创新者来到湾区工作，他们吸引了更多的高技能移民涌入。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从小在帕洛阿尔托长大，他曾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曾是晶体管发明团队的一员，之后他回到湾区照顾自己的母亲。1955 年（也就是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年），肖克利在加州山景城成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目的是将新技术商业化。

硅谷“摩西”肖克利和他的半导体实验室

当军事承包开始缩减时，湾区企业活动的持久力开始彰显。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减少了在高科技设备上的军费开支。例如，美国国防部购买的微波管总价从 1962 年的1.46 亿美元下降到 1964 年的 1.15 亿美元。利润丰厚的成本加成合同（支付生产费用以及保证固定费用的合同）曾帮助建立了当地制造业的基础，但这类合同在所有合同中的占比在 1960—1965 年从 35% 降至 15%。作为该地区创新能力的证明，现有公司通过改变其产品线迅速适应新的现实。艾特尔麦卡洛公司于 1934 年从定制无线电设备制造商海因茨—考夫曼分拆出来，开发了一套电网管生产线，旨在改进调频收音机。

利顿工程实验室于 1932 年由查尔斯·利顿（他拥有两个斯坦福大学工程学位：1924 年取得机械工程学位，1925 年取得电气工程学位）成立，实验室改造了其微波管部门用以生产微波炉。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开始生产科学和医疗仪器，以至于该公司在短短8 年内对军方的销售额占比从 90% 下降到 40%。

湾区的这种公司内部资源重置代表了一种其他地方缺少的适应性水平。波士顿的 128 号公路是数字设备公司等重要公司的所在地，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调整。现有企业转移产品线的速度较慢。例如，雷神公司是东海岸最依赖军方的公司之一，到 20世纪 60 年代后期仍然将其产量的 55% 以上出售给军方。1960 年以后的创业浪潮也没有像在湾区那样横扫 128 号公路。1959—1976 年，加州北部新建了 40 多家半导体公司，而马萨诸塞州只有 5 家新企业。

加之现有公司的惰性，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128 号公路的高科技行业失去了超过 3 万个工作机会。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128 号公路的技术衰退异常严重，以至于就业和产出开始向西移动。风险资本被吸引到高科技机会最多的地区也就不是偶然了。

民主和福利

如果大学和军事投资是创业机会激增的有形贡献者，那么硅谷文化的影响就更加无形。文化很难界定，但它表现在很多方面，吸引了特定类型的人，这些人认同，而且也帮助建立了与东海岸不同的商业风气。

安娜李·萨克瑟尼安认为，“该地区的文化鼓励风险并接受失败”，并且“没有任何年龄、地位或社会阶层的界限可以阻止人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实用型大学，连同起伏的山丘、普照的阳光和温和的气候吸引着对技术感兴趣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寒冷的冬天和东海岸更有条理的秩序不感兴趣。

在向国会提供的关于如何培养“美国创业和创新氛围”的证词中，英特尔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强调了硅谷的地理优势。“是什么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他问道，“首先是世界上最宜人的气候之一。这里有好的天气和至少在当时没有被破坏的地形。”英特尔的员工可以在其位于山景城的公司的果园里采摘梨子。

硅谷还吸引了那些想要在技术知识前沿工作，却偏好更灵活、层级更少的组织的人。一些最早的例子包括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短波无线电爱好者在新生的湾区电子产业中建立了一种友好、协作和开放的文化。类似圣克拉拉县无线电俱乐部的组织在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成立，它们不关注传统的阶级或教育方面的差异。新的技术发现会在旧金山电台等新闻媒体中公开发表。海因茨—考夫曼的联合创始人拉尔夫·海因茨回忆说，在电子行业“我们互相学习”。刚刚崭露头角的企业家可以在一块新的文化画布上写下自己的规则，而不被东海岸几十年的传统所束缚。

文化开放可以成为创造力和创新的强大动力。在湾区，它有助于培养可能与移民一起到来的技术进步。矛盾的是，鉴于上文强调的湾区企业的发展与军事技术的联系，移民发明者在私营部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正是由于可供他们选择的与国防相关的就业机会有限。

诺伊斯在国会证词中称，1985年英特尔新聘用的 80% 的博士和 50% 的硕士都在国外出生。诺伊斯甚至打趣道，这些人往往“比我们这里的学生准备得更充分”。他接着列出了移民取得的一系列高科技研发成果。“我只想说，第一个微处理器是由一位名叫费德里科·法金的意大利工程师完成的，他之后组建的齐洛格公司成为该领域的主要公司之一，”他说道，“英特尔的第一个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同时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之一，是由在英特尔工作的以色列人开发的。一位日本工程师设计了 8080 微处理器。以色列人阿里耶·芬戈尔德创立了黛西系统，一家主要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工程公司。来自韩国的菲利普·黄创办了图文，硅谷最成功的终端和微处理器/微型计算机公司之一。来自印度的西江·莱·坦登创办了坦登电脑。”

这里商业文化的特色是民主。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瓦里安兄弟就选择“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这个名称来强调他们的组织将是一个“平等的协会”，而不是一个由雇主和雇员构成的公司。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没有详细的报表，每个工程师都是部分所有者。员工投票选举进入管理咨询委员会的同事，帮助高级工程师设计公司政策。

同样，惠普维持了一种非传统的、分散的组织结构，因为相信这种架构能够鼓励团队合作、开放和创造力。包括两位创始人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经常与新工程师合作。管理者被倡导要“四处走动”并且让员工能够接触到。他们培养了与员工的非正式、非计划的对话，也鼓励员工追求自己的想法。随着这种做法的推广，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出现了。汤姆·沃尔夫于 1983 年 12 月为 Esquire 杂志撰写的关于硅谷的知名文章中称：“这些新公司的氛围非常民主，让来自东部的商人感到震惊。”

湾区科技公司是最早提供非货币附加福利的公司之一，这些福利在设计之时也最能体现雄心勃勃。1939 年，艾马克公司为其工人建立了一个现场的医疗部门和一个有补助的自助餐厅。利顿工业公司（成立于 1947 年）于 1949 年更进一步，购买了位于西拉亚山区的杰克逊湖周围的大片土地，作为员工的度假胜地。

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计划越发普遍，部分目的是留住人才。当微波管主要制造商电动力学公司在 1953 年收购利顿时，它为每个利顿管理层人士都提供了股票期权，作为留在合并后的实体并参与其经营的激励。而在当时，基于期权的薪酬并不常见。

因为建立了保证员工忠诚度的能力，这种管理实践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希望离开公司创业的员工并没有受到限制。加州的监管环境创造了一个真正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回溯 1872 年加州民法典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定，国家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权利，并否认公司有权执行它们可能设定的任何限制性就业合同——例如禁止雇员在离职后的一段时间参与和原雇主竞争的竞业禁止协议。虽然这种规定因加州融合了西班牙、墨西哥和英国的法律传统而意外产生，但它具有长期的效应。

加州商业和职业法典第 16600 条规定：“任何限制参与合法的职业、贸易或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的合同均属无效。”这和许多允许公司实施限制性劳动力市场规定的州都有所不同。经验证据表明，加州等州不对员工流动设限的做法促进了创新创业。显然，许多硅谷主要公司都是在没有与原雇主的竞业禁止协议严重阻碍新企业创立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气候、高技术移民群体，以及蓬勃发展的风投部门等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硅谷不可磨灭的优势。新英格兰不具有所有这些因素，克里夫兰、匹兹堡或底特律也没有。

同时，美国历史上区域发展的转移表明了这种优势的短暂性。第一章追溯了美国捕鲸业的兴起，但是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捕鲸业经历了持续的下滑。同样，曾经是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的新英格兰棉花工业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逐渐衰落。克里夫兰和匹兹堡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创新热点，之后也失去了其创业优势。随着区域优势向西转移，硅谷成为高科技中心之前，底特律在汽车制造领域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鉴于这些先例，硅谷在风投方面的优势早该崩溃了。在全球范围内，它面临着来自北京和其他快速发展的技术中心的威胁，在这些中心，政府和投资者不太热衷于复制美国模式。事实上，全世界许多政府发起的仿照硅谷风投集群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恰恰是因为它们试图在短时间内复制美国特定的环境。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新路径表明，硅谷可能并不总像如今那样吸引着资本、人员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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