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页鲜血的记录，将“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龙华烈士陵园，翠柏森森，一批又一批市民前来瞻仰。八十多年前，这里是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刑场，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五位左联烈士就在这里英勇就义。鲁迅先生赞扬“左联五烈士”用献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后来仍悲愤难抑，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

左联五烈士

不能忘却的，岂止那些热血青年的面庞。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把上海十里洋场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团结起来。左联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传播者”。它存在的六年间，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将一批年轻作家培养成新中国文学艺术骨干，将革命文学的理念传遍四方。

“文艺必须面向大众”，“文学是战斗的”，左联作家们以笔为剑，他们的呐喊发自历史深处，于今仍有回响。

周恩来指示：停止围攻和责怪鲁迅

多伦路文化街的入口处，一块“窦乐安路”的路牌，依稀能看到历史的影子。

窦乐安路233号，曾是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所在地，1930年3月2日下午，左联在这里成立。如今，这里是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

中华艺术大学所在地。 陈琼珂摄

一楼的展厅再现了当时的场景：一间普通的教室里，讲台、黑板、几条长凳，左联成立大会正在进行，与会的50多位作家济济一堂，连门外也站着人。左联的问世，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形势迫切要求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一间普通的教室里，讲台、黑板、几条长凳，左联开会的场景。蒋迪雯摄

1928年10月，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后回国，在哈尔滨得悉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正就革命文学论争的事情围攻鲁迅，他认为“围攻和责怪鲁迅是不对的，应该团结和争取他”。他委托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处理此事。

阳翰笙是文化支部的书记，李富春找到他，要求立即停止论争，和鲁迅团结起来。鲁迅以极大的宽容原谅了这些后生小辈。1929年1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派文委干部吴黎平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希望左翼作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鲁迅对此完全赞同。

左联的筹备者之一夏衍后来回忆，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后，他们迅速行动起来，“筹备会一般是每周开一次，有时隔两三天也开过，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

鲁迅当时的寓所离中华艺术大学仅百米开外，每到下午，他喜欢走进街道转角处的公啡咖啡馆，谈论文学，筹划左联成立事宜。在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指明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提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大会同时决定了左联主要的工作方针。

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陈逸飞画）

“左联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事业加强领导的直接结果。”一位左联研究专家介绍，左联成立后，在北平、天津、保定、青岛、广州等地以及日本东京也建立了左联组织。

继承“五四”传统传播革命文学

在左联旗帜下，聚集着当时几乎所有中国左翼进步作家中的精英人物，组成了反抗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政策、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强大的革命文艺集团军。左联成立到解散的短短六年间，左翼文学运动日益扩大，左翼文艺思想深入人心。

《北斗》创刊号，上面有一枚清晰的“丁玲”印章。陈琼珂 摄

纪念馆中，珍藏着一本淡绿色封面的《北斗》创刊号，上面有一枚清晰的“丁玲”印章。《北斗》是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1931年9月创刊，丁玲受党组织的安排，担任主编，她牢记鲁迅“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教导，努力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如艾芜、沙汀等，扩大了左翼文学队伍，同时大力团结知名作家冰心、沈从文等，扩大了统一战线，为打破反革命围剿作出了贡献。直到1932年7月，《北斗》被查封。 　

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并不能阻挡大家前进的脚步，上海等地出版的左翼刊物如雨后春笋，知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左联机关刊《拓荒者》、《大众文艺》和《北斗》等，还有以发表创作和翻译作品为主的《文学月报》等。

在文艺创作实践上，左联作家们高擎文艺大众化的旗帜，创作了一大批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性、锐利战斗锋芒和深刻批判力量的代表作品，如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等。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左联成立前后，《大众文艺》月刊发起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大讨论，大家形成一种共识：文艺必须面向大众，为大众理解、为大众喜爱，从而成为大众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利器。1932年和1934年，文艺大众化大讨论又进行了两次，促进了左翼文学的繁荣发展。

左联的成立，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与仇恨，发布密令、公函，命令上海党政机关取缔包括左联在内的各左翼文化团体，通缉其成员，“以遏乱萌”。在左联成立后三个月，他们更指示一些党政要员、御用文人，拼凑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派，宣扬和实施“文化统制”、“文化剿匪”。然而，在历史潮流面前，他们的图谋被左翼文艺的车轮撞得粉碎。

1932年，胡秋原以“清算”钱杏邨文艺理论错误为借口，攻击整个左翼文学运动。同时，杜衡自称“第三种人”，攻击左联“霸占文学”。左联几位领导人和理论家随即进行反驳，进行了一场理论战线的大论战。在批判胡秋原和“第三种人”的错误观点时，左联评论界也有过激和不当之处，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予以纠正，对团结“第三种人”起了良好的作用。

左联时期，党开始重视电影工作。1933年3月，夏衍、钱杏邨、郑伯奇等人共同组成党的电影小组，输送了一批优秀的戏剧工作者进入上海电影界，开辟了左翼电影的新天地。国民党当局对其恨之入骨，采取各种方式“警告”、禁映，但左翼电影界并未屈服，创作出《风云儿女》等40多部电影教育人民、鼓舞斗志。

左翼作家们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广泛吸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世界进步文学的滋养，丰富自己的创作，同时也踊跃地将外国的优秀作品介绍给中国人民，从而开辟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新路。

血腥屠刀吓不倒无畏的左联战士

左联存在的6年间，不断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一批革命作家被杀害、逮捕，大批左翼和进步书刊被查禁、焚毁，当局颁布“恶出版法”，进行书报审查，封闭、捣毁进步书店，妄图一举消灭左翼文艺运动。然而，广大左翼文艺展示不屈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左翼文学运动在血与火之中得到凯旋。

1931年2月7日，“左联五烈士”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害，这是国民党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血腥“围剿”。得知噩耗，鲁迅无比悲愤，他在悼念文字中赞扬他们的为人，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指“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

1933年5月，国民党特务又在上海非法逮捕了作家丁玲、潘梓年等，并当场杀害了诗人应修人。同年，左联创始人之一洪灵菲被杀害于北平，诗人潘谟华1934年牺牲于天津狱中。各地被捕杀、监禁的进步作家和文艺青年难以计数。鲁迅也长期被反动政府通缉，被列入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大量革命文艺机关被禁、被毁。

丁玲

然而，血腥的屠刀，并没有吓倒无畏的左联战士。左联五烈士就义仅两个月后，左联就出版了地下刊物《前哨》（后改为《文学导报》），当时名之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了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指出烈士们用鲜血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这一页鲜血的记录，将“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同时，左联作家还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思想家书》，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控诉了国民党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号召作家们“集中到左翼文学文化运动的营垒中来”。

游客参观左联会址纪念馆。 蒋迪雯摄

夏衍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多年以后他这样评价左联：“左翼文化运动犯过错误，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但在冲破文化围剿、集合革命力量、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6年初，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正式宣布解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左联所推动的事业一直在延续，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