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窦国庆】

战端一开，速战速决往往被视为最佳策略。AI科技显著增强了军队的反应能力。美军希望运用AI科技，对环境变化做出更加敏感、迅速的反应，力争在比对手快一拍的节奏中实现“一击制胜”。

美军的战争法则是：“依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用、商用和民用物资配置与物流体系，持续制造让对手感到随时可能遭受打击的心理压力。”AI科技强化了这一法则。AI武器系统（如无人机、无人战车、无人舰艇等）在获得战争决策者授权后，可直接将数据转化为内部指令，省去逐级传递、层层处理的冗长流程，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反应。

全球AI精确战由此走向前台，其特征是自动化信息共享与自主协同，实现高速、精确作战：无需全球范围的物理存在，也可实现全球部署；无需全球范围的实体运用，也可实施全球打击；即便不依赖现有基地、信息系统或空天系统，也能在尽可能多的地点、针对尽可能多的敌对目标，发起主动、精确而突然的打击。

美军试图使所有对手相信，任何防御与规避都将是徒劳的。其核心做法是“在巨大的地理空间和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持续收集数据，以追求低风险、低代价的一击制胜”。

围绕距离遥远、地形复杂、交通线漫长的全球各类危机区域，无论是人口与现代化设施高度集中的城市，还是地广人稀的乡村地区，只要难以有效降低暴露风险或必然存在感知盲区，追求一击制胜便成为一种看似必然的战略选择。

然而，一击制胜表面上似乎无须跨洋机动与长期部署，时间短、人员消耗少，但其前提是必须始终维持全球态势感知能力。这种做法容易加剧对手的敌意，并引发类似核威慑悖论的连锁反应：当所有大国都追求对他方的毁灭能力时，真正的毁灭反而难以实现。当美军迫使对手同样追求一击制胜时，一击制胜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美军全球作战体系的核心攻防手段是远程打击武器，其效能高度依赖将武器精确引导至目标的“太空—网络”一体化信息系统。

特朗普对AI产业实行最小限度监管，将使AI科技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网络与太空设备、地表数据中心等的位置完全公开，它们的数量也会增多。特朗普希望全力利用美国创新的力量，却增加了未来暴露的风险。

如果以星链系统为骨干的信息体系失灵或瘫痪，美军作战行动极可能遭受重大挫折。信息系统贯穿陆、海、空、天等物理空间领域，这就使战场空间既可能是全球性的、远程的或近程的，也可能呈现一维或多维形态；战争时间既可能长期持续，也可能高度短促。战争的胜利或许属于能够实现一击制胜的一方，也可能属于能够经久不败的一方。短期决胜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但这并不能彻底颠覆持久制胜的基本法则。最终，战争胜负仍取决于哪一方在经济与科技层面更能经受消耗与打击。

今年1月，美国防长赫格塞思在SpaceX发表讲话，宣布马斯克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Grok将与谷歌的AI平台一道用于五角大楼网络。

AI精确战将“发现—打击（防御）—评估”的作战行动周期，与“威慑—作战—塑造”的战略行动周期相融合。AI武器系统与“太空—网络”一体化信息系统交互运行，对潜在敌对目标实施跟踪、探测甚至直接打击。这要求美军不仅由更少量却高度职业化的军人和精良武器系统构成，还需吸纳大量科技与商业领域的精英力量随时参与，进而改变传统战争准备的基本原理。

美军坚信，“新的战争模式必然源自新科技的组合”。在实施全球AI精确战过程中，美军将动用当代几乎所有前沿科技成果。AI科技使美军能够通过全球指挥控制网络，将导弹、火炮、特种作战力量等致命性武器系统接入统一体系，并叠加电子战系统、定向能武器等能力，形成随时对全球目标实施打击的态势。

此外，3D打印、新材料、量子通信、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有助于美军节省人力、减少人员伤亡，提升战场生存与适应能力，使其具备更高精度的火力、更强的机动能力和探测能力，从而增强持续作战能力及其对政治目标的支撑能力。

效能超强意味着成本剧增。美军全球AI精确战可谓消耗甚大。需求增加且预算充足，令AI科技企业及其军工利益相关方不断哄抬物价。

2026财年，美军首次为AI作战领域单列134亿美元预算，用于研发或者更新无人机、无人战车、AI导弹等。2027财年，美军各军种要对作战体系进行AI化升级。五角大楼已与超过300家AI科技企业开展合作项目。这导致美军所需AI武器系统的价格始终处于高位，美国陆军常用的无人机价格也在2万到4万美元，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成本高昂加大了预算压力，而金钱很难顺利转化为军力。扎克伯格、马斯克等人不断从斯坦福大学等全球知名大学或者竞争对手那里发现和引进AI科技创新精英，这些精英的年薪动辄以数亿美元计，这也直接推高了AI工具的训练成本。

AI武器系统正在促使美军在人员结构、编制体制、作战理念、基础设施与管理方式等方面发生系统性变革。其高昂成本使美国政府长期承受沉重的财政压力，因而可能——甚至可以说是被迫——更加依赖其超强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在传统意义上的宣战之前，力争实现未战而定胜负的战略效果。

这反过来要求美军在贯彻AI精确战理念时，着眼于未来更加“安全”和“便利”地发挥优势，不是被动应战，而是主动“求战”。这种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单边主义的心理诱因，使美军战略策略与AI科技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相互叠加，从而为美国带来几乎难以回避的战略性难题：动武动机与维护战略稳定的道德责任之间的张力，应当如何加以调和。

在美军全球AI精确战框架下，除了决策环节，几乎所有直接或间接的作战行动——情报、监视、侦察、感知、计划、控制、后勤、通信、发射与制导、机动投送以及毁伤评估等——都通过AI武器系统的特性体现出人的主导地位。这些系统不受生理疲惫与心理波动影响，“敢于”在高风险环境中持续运行；能够实时、充分共享作战数据，实现优势互补；甚至在未来，可能在想象力、创造力、谋略以及行为艺术等方面趋近于人的能力。

然而，全球AI精确战不可能处于所谓“无敌模式”。正如埃里克·施密特所指出：“AI科技预示着无限可能，也令志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的人很难确定，是否能够保证对它的绝对掌控。”

因此，美军不可能确保数据始终绝对安全与可靠，也不可能使AI武器系统以及人的误判与误操作风险完全消失，更无法保证在所有情境下绝对遵守军事道德与道义。一旦数据出现失真、失准或失时，或许“最不坏”的结果只是人的决策与AI武器系统的自主行动发生失调，“在‘未知’环境中，AI武器系统毫无情感地以‘迫在眉睫’的方式造成破坏”。

在这一背景下，人的决策作用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决定是否开战，以及何时结束战争；其二，决定攻防方式。AI武器系统的自主行动——包括目标打击、机动、侦察、通信、导航、预警等——均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的影响。人的决策与AI武器系统自主行动之间的偏差，正如精确制导武器亦存在误差一样，可能导致行动开始或终止过早/过迟，误判目标，或未能有效命中关键目标等后果。

全球AI精确战折射出美军渴望一击制胜背后的深层焦虑：“当AI科技能够被毫无迟疑地转化为强大的杀伤能力时，应当如何对其加以约束？”这一问题贯穿技术发展、军事运用与政治伦理。

新技术在诞生之初，往往容易引发人们的疑虑、敏感乃至过度期待等复杂情绪。AI科技在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能力、使人类变得更为强大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的风险，让人类置身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脆弱境地。科技进步始终伴随着利弊两面，文明的进步则取决于科技如何回应和化解由此引发的道德争论。

几乎所有政治家、学者和军人，都对AI抱有一种复杂的心态：AI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为人类带来物质与精神层面的便利，却并未被赋予人类的温情与正义，反而可能表现出冷酷与疏离。这使人们难以准确判断，在AI科技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全方位影响中，哪些被高估了，哪些被低估了，又有哪些被忽视了。

AI科技体现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促使人的心理与生理能力不断延伸，增强其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由此，在人机关系中，通常将AI系统的运用模式划分为3种类型：“人在回路之中”“人在回路之上”“人在回路之外”。这里的“回路”，指的是观察、判断、决策和行动的循环。

从本质上看，AI科技是在人类输入数据后，通过算法探索和模型训练形成的物化结果，它能够模拟人类由客观思维生成主观判断的过程，但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判断和决策意识。因此，人机关系的3种模式类型的核心问题在于：人类愿意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赋予机器什么样的权力与责任”。

AI科技的持续进步，代表着人类智力水平与制造工艺的升级与跃迁，这正是人类文明阶梯式发展的动力来源。当AI科技（如机器人）无限接近人类的高级学习能力时，其行为也可能呈现出与人类相似的复杂性：既可能遵守规则，也可能突破规则；既可能行善，也可能作恶。

比如，2026年年底即将量产的Optimus机器人，如果运用到军事领域，甚至可以在某个商业博览会上获取某个地区的地理数据与社会数据。在以生态平衡为基础的自然界和受生命道义约束的人类社会中，这种被人类或“自我”滥用的风险就会显现。

AI科技的数据直接或间接反映着公民隐私和国家秘密，可能被用于非法窥探，甚至成为“非法窥探者”本身。一旦公民隐私或国家秘密遭到侵犯，生命、财产、信息、机构和设施等正常权益要素都可能受到连锁伤害。

AI武器系统已经显露出一个明显趋势：在某些方面，其反应速度、决策效率和杀伤果断性正逐渐超过人的能力。虽然传统武器同样危险，但其使用仍依赖于具有风险意识和理性判断的人；而AI武器系统则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独立思考”，甚至摆脱人的直接控制，从而造成难以预料的危险后果。

当危机态势出现微妙变化时，例如政治领导人试图通过升级威慑以掩盖缓和意图，或有意通过拖延处理争取妥协空间，AI武器系统并不具备理解和运用人类特有博弈艺术的能力。它更可能生硬地遵循由历史经验固化而成的“危机—战争”行为逻辑，从而放大误判风险。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关于未来战争形态的高风险辩论中，双方立场难以调和，分道扬镳。 AP，Reuters

全球AI精确战将贯穿从小规模地区危机与冲突，到地区性局部战争，再到关键敏感区域冲突乃至全球性战争等不同规模与强度的军事行动，并需要与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等手段灵活配合。这一作战方式必须依托美国既有的全球军力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一是相对独立且完整的战略攻防力量体系，即部署于太空、天空、海洋和陆地的“四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与反导系统。

二是保持高度灵活性的全球军事同盟与合作体系，即在全球范围内若干关键地区，通过军事同盟或军事合作形式维持前沿存在，形成对危机的威慑态势。

三是依托本土与海外基地的战争动员和力量投送体系，即当地区性危机恶化、扩散并可能失控时，实施全球机动与打击行动，以争取战争胜利并稳定整体态势。

美国本土与海外基地设施面临的威胁程度趋于同质化，这决定了美军全球AI精确战的政治目的不仅在于应对现实对手，更在于塑造全球态势，以及遏制地区性军力体系的崛起。

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美国难以容忍地区霸权的出现。地区性大国军队普遍具备利用远程精确火力与远程投送力量，在周边地区获取战略主动权的能力。如果美国仅在这些大国所在地区与其展开军事博弈，那么用于维持前沿存在的AI武器系统及其基地，将始终处于高度不确定的风险之中。

因此，美军全球AI精确战所依托的全球军力体系，将以全球认知空间和AI感知行动为基础，灵活运用分散部署于太空、网络和地表等战场空间的AI武器系统，实施多样化威慑行动。例如，封锁关键海上航道、瘫痪对手指挥控制或通信系统，或实施“来去自由”的空天威慑行动等。通过多种威慑方式的灵活组合，使对手无法明确判断可能遭受的报复，从而在不确定性中选择退却。

在这一体系下，美军的任何AI武器系统及其构成的作战力量，均可成为威慑手段。它们既可能是最新型部队或作战平台，也可能是传统甚至较为老旧的力量单元；它们可以自由组合，实施不同强度和规模的威慑行动，以灵活掌控局势走向。

同时，全球AI精确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基地依赖的限制，使作战行动更加持久，也更难被对手准确识别其行动征兆。美军可以针对任何地区出现的危机迅速做出反应，即便不在发生危机的地区直接行动，也可在其他区域采取行动，对相关方形成牵制与影响。如果危机在短期内无法消除，美军还可在更多地点、以更大规模和可控强度，持续实施威慑行动。

美军所具备的多层次威慑能力和攻防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排除了大国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但并不能消除所有威胁。全球AI精确战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控制危机、威慑全面战争，其弱点则在于过度依赖全球性军力体系，容易忽视美国自身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承受能力，进而忽略其能力短板，最终被对手利用。

全球性军力体系更适用于信息环境相对公开、透明的博弈。然而，地区性对手往往具备采取隐蔽行动的能力，能够针对美军体系中的相对脆弱环节实施制约，最终使美军陷入四处灭火的疲态。

此外，过度依赖全球AI精确战，容易使美军忽视现实中仍然迫切需要的传统作战方式。例如，在山区或经济发展落后的城区，美军面临的实际危险往往源于缺乏防弹衣、头盔和反装甲火力等基础装备；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急需的往往是传统护卫舰，而非高度先进的核潜艇。

将全球AI精确战视为“包打天下”的手段，本身即构成美军的一个战略弱点。如果不加选择地将其用于应对所有国家安全问题，最终可能导致军力无限扩张，超出美国财政能力以及社会心理和民众生活的承受极限。

窦国庆：《影子博弈：AI重构权力与安全》，中信出版社202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