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用新加坡的模式，就是“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但是最后我们能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是存疑。”2013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2014财经年会上如此表示。

姚洋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定的目标如果在2020年能够全部实现，那么中国将实现“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新加坡模式是此种模式的典范。但新加坡模式是否适用中国还需存疑。

姚洋具体解释道，新加坡同中国存在四点显著差别。一是规模，中国的规模使得政府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二是中国存在大量国企，政府可以通过国企干预经济；三是中国存在强大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市场中独立运作的实体；四是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远超新加坡。

2013年11月18日-20日，“《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作为嘉宾参加了主题为“政府职能转变与治理能力”的全体大会。

北大教授姚洋：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尚存疑

以下为部分实录：

刚才陈锡文主任也提到这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要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在全会决定里头，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比如减少审批，对内开放，设立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要设立一个时间表，到2020年要完成所有的改革，这当然是近期历史上党的文件里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全会决定所提出来的那些改革都实现，那么到2020年，中国可以基本上实现市场经济。

张燕冬问我说三中全会没有说什么？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但是在三中全会决定里头没有很好地体现。

第一，国企改革的问题。虽然国企要上交更多的利润，到2020年要达到30%——这也超出了大家的预料。但是，国企要起到的作用？今后怎么改？这里面基本没有涉及。我们知道，国企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还是非常大。他们的走势大概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经济的走势。

第二，我们说了很多“减少审批”，“限制政府权力”等等，但是有一点没有说清楚，就是政府到底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比如，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程度是非常深的，那么，我们对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如何进行约束，三中全会决定没有说。还有，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按照宽口径计算，政府收入占GDP的总量大概36%左右，还会增加。那么，到底政府应该掌握多少资源？这也没有说。

第三，如何监督政府，我们有没有一个长效机制。当然，决定里头提出来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具体如何去加强？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情，这次决定里头基本也是重复过去所说的事情，没有新东西出来。

到2020年，如果我们把全会所定的这些目标都实现——中国除了国企之外，还有政府作用，大概会实现这么样的一种形式——“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在世界上可能做得最好的，做到极致的就是新加坡模式。但是，问题就在于新加坡模式是不是适用于中国？

我们知道新加坡是做得超好，1960年代的时候，它是属于世界上非常贫困的国家；现在，按照人均收入算，它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人均收入最顶尖的国家。

我想新加坡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规模，新加坡的人口就500多万，新加坡的面积没有我所在的海淀区大，试想一下，如果海淀区能独立出来，海淀区的发展可能也是飞速的。这里头，规定决定成败，原因我觉得是一个信息问题。在新加坡，它一个政府基本上什么都能知道，但是，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政府要掌握所有的信息是不太可能的。再有，中国的模式和新加坡模式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我们有大量的国企，政府可以通过国企来干预经济；另一个就是我们有强大的地方政府，我们有那么多的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市场中独立运作的实体，新加坡也没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政府掌管的资源远远超过新加坡。

所以，我们想用新加坡的模式，就是“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但是最后我们能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是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