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至6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经济学家们齐聚上海再掀论战。林毅夫与张维迎在会上就“政府与市场”的议题展开激辩，林毅夫赞赏改革取得巨大成功，而一向看衰中国经济的张维迎仍然坚持悲观论调。昨晚，东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华生在微博上公开评价这场论战，称张维迎如此悲观的原因是他从没离开过体制。

经济学家华生（资料图）

华生（观察者网专栏）是现任东南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证券市场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者。

2011年11月8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了“价格双轨制理论”，华生、何家成、蒋跃等人的研究组和田源、张维迎是主要贡献人。在此之前，这个国内开创性地由200多名专家民主投票，因而被经济学家最为看重的奖项先后颁给了杜润生和农村发展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厉以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以及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的“整体改革理论”。

华生评价张维迎：不知我等体制外的生存难处

2014年7月8日23 : 04，“林张论战”后2天，新浪微博，华生：

“朋友问我怎么看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我说毅夫讲政府做的95％都是对的，否则中国没那么大成就，恐是他在世行时看到不争气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我觉得对70％就不错了。维迎总说市场万能政府最好别干啥事，恐是因他从没离开过政府附属单位，衣食不愁话语有平台，不知我等体制外的众人生存的难处。”

华生驳张维迎国企私有化论 称必陷中国于劫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是国企私有化的坚定支持者之一。2012年3月17日，张维迎在北京表示，国企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未来几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国企私有化，在5-10年内国企比重应降到10%左右。

3月20日起，华生就国企私有化问题提出异议。他说：“今大国企体制，可悲可骂可笑，亟待根本改革。然私有化则必陷中国于劫难也。”

华生在腾讯微博上表示，当前中国权贵及官僚家族已捞不少，但守着自己掌控在手的万亿国资，不能据为己有、不能继承，只能偷着防着叼点零头，一退休则权力贬值，“他们搀死了急死了愁死了，做梦都想改制分之。”

华生强调国企改革路很宽，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认私有是唯一答案，不值也不必研究；官僚权贵忙于抢权分利升官发财且愚昧自大，无空也无意研究。“故市场极右派表面是现体制最坚决的批判者，实际却是其最好帮手。因为他们给了体制维持现状拒绝改革的最好借口”，华生说。

华生忆莫干山会议

提起当年的莫干山会议，华生如此回忆：

当时会上争论最激烈的就是价格改革，调派、放派、放调结合派争得不亦乐乎。其实讨论一共出来了7个报告，价格、企业、对外开放、金融体制、股份制、粮食体制都有。实际上不光是价格。” 谁也没想到在价格问题上争论最激烈。田源当时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常务干事，他们给中央提了一个价格大步调整的方案。周小川、楼继伟和李剑阁还提了小步快调，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的方案，都对上层很有影响。

张维迎当时在西北大学。他上来集中就讲一个观点，就是“放”。放了之后，变成西方的市场价格、自由价格，他当时也更年轻，比我们小几岁。他当时的观点如果面对的都是老人，肯定听不下去，但当时幸好是年轻人，都觉得思路对头，只是不太现实，跟领导提肯定不行，风险震动也太大。

当时争论得特别激烈，夜里都不睡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几个观点一致的人，我、何家成、蒋跃，还有高粱和张少杰，我们觉得光调恐怕是不行的，光放也不行，还是放调结合吧。所以当时我们5个人就联合提出搞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双轨制。

今天看来挺浅显的，但当时就是具有突破性的了。西方只是说休克疗法啊，放开啊，但是跟中国的情况不符合，具体怎么做就是个问题。

张劲夫听了汇报后，回到北京在国务院会上他就说这个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好。“双轨制”这个概念因为很形象所以很醒目，所以后来放调结合说得少了，双轨制反而说得多了，但是当时报告上写的都是“放调结合”，只是在我的报告的小标题里面有“双轨制”这几个字。

到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宣布，中国价格改革的指导方针就是放调结合、稳步推进，就这么一个过程。

改革需要整体规划，我们社科院的同学郭树清他们几个人从1985年初就提出了，后来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他们都加入，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整体改革派。

比起价格的放调结合，他们搞的是更大的规划，叫价税财联动，这个方案当时也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但因为要多个部门协调，阻力很大，后来就流产了。

我们当时对整体推动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认为中国的改革恐怕还是要分解开来做，调整存量、发展增量、各个击破。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把价格改革无声无息地突破了，吴敬琏老师他们设想的价税财联动，就去掉了价格这个拦路虎，90年代的财税改革就很容易铺开了。

华生谈民主和宪政

我觉得这反映了社会的一个共识。宪政民主是大势所趋，但问题在于，单纯地讲这个东西好是不够的，要形成共识，建立起一个往理想模式过渡的方式，这个方式要能被多数人接受。跟当时往市场经济过渡用放调结合的方法一样，要拿出一个多数人觉得比较可行的方案，没有太大反对意见，让人觉得这么做对大家都有好处，让每一步的过渡都不可逆。

我做完手中的土地问题研究后，下一个准备做的题目就是政治和社会转型问题。中国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不是貌似激进的口号，而是经济和社会不可逆转的每一个进步。

“华生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华生和夫人铁凝

2012年东南大学举行110周年校庆典礼。为了庆贺母校110周年生日，东南大学校友华生和夫人铁凝（中国作协主席）联名捐赠1100万元。这是东大建校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华生对经商的经历不愿多谈，他说：“书生做企业主要还是靠同学，有大学、研究生和留学时的同学来加盟， 90年代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也就两三个人，蹬个自行车，从个体、合伙、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企业集团一步步走来。”

餐饮业没有让他挖掘到第一桶金。餐馆倒闭后，华生将目光投向咨询业，引进ISO9000、ISO14000国际标准认证体系，也算与他在牛津大学读的“信息与动力机制”对口。在上世纪90年代，华生算得是这个行业的开拓者。

1999年，华生的公司花1.57亿元收购上市公司闽福发，华生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至2003年。此后，华生辞去在闽福发的高管职务，将上市公司和控股集团留给同学打理，自己则一头转入学术研究。

如今，闽福发的总市值超过30亿元，经营范围包括电子、电脑、咨询、环保等。不过，华生仍保留了重庆金美通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对于在这个重点军工企业的任职，华生表示实难推脱。

财经评论家苏小和早几年说，华生“身价数以10亿计，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

如今，华生的精力已经更多地投入到研究上来：刚做完土地问题研究，他又将精力集中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上。

观察者网综合新浪微博、《扬子晚报》、《南方人物周刊》、腾讯财经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