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学术会议多，但有拉美学者参加的会议不多。8月28、29日，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PD）共同举办了一场中拉学者共同参加的“探索新的发展之路：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验”学术研讨会。参会的拉美学者不是一、两位，而是将近二十位，来自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等各地。

人大经济学院邀请的学者一向以精于决策实务著称，这一次，从国开行现任干部到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海司前司长，从秘鲁石油公司前主席到丝路基金现任总经理坐在一起分享经验。

研讨会围绕中拉贸易关系和宏观经济管理经验展开，之前观察者网已经有详细报道。双方着眼于发展，列举了中拉贸易、投资方面蒸蒸日上的数字，不过贸易和产业不平衡也被反复提及。多位拉美学者谈到政府对企业和资本加强监管的必要性，提醒中国不要轻易放松资本市场管制。由于中国对拉美在工业品出口和直接投资上都占据绝对优势，难免会带来一些摩 擦。拉美学者在谈论监管的时候，往往以中国企业为范例。

秘鲁太平洋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系教授桑伯恩，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行动中心博士前研究员丽贝卡·雷共同占用一个发言单元，谈可持续发展。两位活泼友善的女士在发言中强调政府管制的重要性，同时一再提及在拉美的中国企业。

与各国关注劳工和环保的人士一样，桑伯恩要求企业的透明度。她认为中国企业在秘鲁开展业务的时候，透明度比较落后，中国企业在监管标准方面不是特别透明，尤其是在应对媒体和学者的研究方面。她认为“这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企业和本地区出现冲突的时候，政府的人希望双方进行谈判，中国企业进行了四次谈判，但是仍然落后于产业中的其他大公司。”看来她希望谈判越多越好。接下来她抱怨了中国企业在秘鲁的劳工福利记录和环保记录都不好，证据之一似乎是“他们收到的罚款比较少。”她非常担心秘鲁政府降低了环境监管标准。

秘鲁太平洋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系教授桑伯恩

一头曲卷金发的丽贝卡似乎更纠结一些，她担忧的是中国经济一旦放缓，会使得拉美经济也放缓，于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就会放松管制，导致中国企业也会放松环保工作和劳工待遇。丽贝卡拿一家中国企业为例，说这家企业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表现很不同，原因是哥伦比亚政府缺少监管变准，而厄瓜多尔的执行标准比较高。

丽贝卡展示了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的地图，她的关心显然系于两片有土著居住的“生物多样性”区域，担心中国企业投资项目带来的环保问题。并顺带“抱怨”了中国 企业没有履行在哥伦比亚的一个饮用水安全项目。她说哥伦比亚当地居民起诉了中国企业，但是中国企业因为拿到了政府许可证，进行了成功的反诉讼。这样的论述 令人觉得中国企业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失分，于是丽贝卡女士又拿出了一张9月份纽约的一场示威游行照片，以此说明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面临示威游行。她的主题是 高标准的政府监管对投资者和当地都有好处。只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她不断提及中国企业，以至于变得有点像一场腼腆的“投诉”。

有趣的是，投资拉美项目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副局长研究员王文松先生也在场。第二天他在自己的发言单元中，不仅以发展的眼光畅谈中拉合作，还坦诚“受理”了两位女士的“投诉”。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副局长研究员王文松

王局长首先强调“发展是全球治理的核心”，然后顺便讲了一个小故事。“来自美国的青年专家，美丽的丽贝卡·雷女士讲到一个中国企业（开行客户）在拉美项目造成的环境污染，说了一句清洁水才是最重要的。我非常同意清洁水是重要的，但我要要说的是，光喝水，不吃饭是要饿死人的。我小时候生活在江苏一个美丽的乡村，那时家乡的河水很清甜，我至今还非常怀念。然而，就是在我的家乡，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曾经有人因为缺少食物被饿死了，清甜河水没有能够保住他们的生命。所以，我认为发展很重要，环境保护和发展应该平衡。”

他的发言属于“中拉如何应对全球治理变革挑战”讨论单元。“习近平主席讲过，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那么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是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向。当今世界，有14%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下，极度贫困带来了饥荒、疾病，甚至带来战乱、恐怖袭击。因此，发展是硬道理”。王文松研究员表示中拉经贸合作基础牢靠潜力巨大，中拉经贸合作的原则生命力十分强大。他讲到中国一向积极回应拉美朋友的合作需求，敢于直面遇到的问题，“中拉在经贸发展过程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却能够快速增长，这应该归功于我们合作的原则正确，归功于中国人的务实。当拉美需要价廉物美商品的时候，我们就出口初级商品。当发生贸易不平衡，拉美国家需要扩大他们出口的时候，当时他们说有矿，我们就去开矿。后来他们认为原料的出口不平衡，需要增强自己的制造能力，我们现在就在跟他们进行产能合作。他们说需要投资，需要贷款，我们就尽量地给予支持。这就是中拉经贸合作的生命力所在。”

接下来，王局长进一步宣介了国开行重视环保和社会责任，并含蓄回应了桑伯恩和丽贝卡·雷的问题，“昨天你们讲的在拉美有劳动纠纷和环保纠纷问题的那两个企业都是开行的客户。应该说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事发生后，我们国开行通常会降低他们的信用等级。这样，他们再向开行融资的话，融资成本就会提高，他们需要改进信用，才能继续获得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国开行非常重视遵守合作方的法律，无论是环保，还是劳动力使用，以及食品安全，都要求客户要遵守所在国法律。否则，会给我们的贷款带来巨大的风险，我们不会支持。”显然，当拉美学者抱怨本国政府监管无力的时候，中方表现出自己的监管能力。中国政府参与经济并拥有有效的监管权，这个特色也引起了拉美学者的重视和学习。

王文松的回应风格与“超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行事风格如出一辙，高屋建瓴又干脆实在。几年 前，曾有美国记者撰写了一本书叫作《中国超级银行》，描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外基础设施投资上的力度之大，效果之好，令美国的政策银行自叹弗如。会后 王局长告诉笔者，这本书多少体现了美国人对中国力量的敏感和恐惧，这是没有必要的。在会上，他说中拉合作确实面临很多挑战，除了发展不平衡，营商环境复 杂、拉美国家负债重融资难，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外部干扰，尤其是西方媒体的干扰。“西方媒体往往不能全面客观的报道中拉合作。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媒体一再暗 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活动并未给拉美地区带来好处，包括‘中国喜欢在海外投资项目中引进自己的劳工，对解决拉美当地就业没有任何帮助’及‘中国的贸易模式和行为使拉美制造商处于劣势’等观点时常见报，极力渲染中国挤压拉美制造业、破坏环境等。”

王文松说前不久看到的一则西方报道，“报道称美洲开发银 行对他们支持的项目明确要求项目业主承诺原料是可追溯的，也就是说食品的原料要有保障。同时业主还要承诺尽量少砍伐森林，也就是要重视环境保护。然后报道话锋一转，说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就没有这么要求”。他接着说：“在这个地方我负责任地说，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实际上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们十分重视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以及各种社会责任，同时，这也是风险管控的要求。如果我们的客户不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它的原料有问题，产品就会受到抵制，我们的贷款风险就是巨大的。”会后王研究员告诉笔者，“话说得好听是一会事，真正做事又是一回事。经济不发展，食品质量往往更难保证。”

王文松研究员介绍，中拉金融合作是随着经贸合作的深入而深入的，反过来又促进经贸合作的发展。中国的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开发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都加入到了服务中拉经贸合作当中去，为多边和双边金融合作提供政策性和商业性的贷款。中拉金融合作以项目为依托，重点支持拉美的基础设施、石油贸易、卫星、矿业等重大项目，帮助提升拉美产业结构。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货币互换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为依托，维护拉美国家经济稳定，提供流动性支持。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中国最大的中长期贷款银行，和外币投融资主力行，我们在拉美设有两个代表处和八个国别工作组。国家开发银行坚持规划先行，从规划咨询合作入手，深入了解拉美国家的发展重点和合作诉求，在此基础上共同确立合作的领域和项目。国家开发银行在拉美的合作项目从项目开发到信用评审、贷款发放，以及风险管控各个环节都坚持市场化原则，坚持遵循国际金融的规则、国际以及合作国国内的法律，我们的风险管控水平良好。”

王文松始终强调要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具体讲，应该调整贸易结构，升级合作水平和层次，通过产能合作提升合作国的制造水平，优化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劳动力培训，加强产能国际合作，提升拉美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面对拉美负债过重问题，中国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加大与所在国的合作程度，增加投资，扩大贸易量，从而降低还本付息额占其对外贸易收入的比例，可以降低贷款风险。同时，我们应该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摒弃冷战思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在5月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带一路经济论坛”上，王研究员也曾有过精彩发言（参见《“一带一路”讲坛，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次，有学者询问他，中国有关“一带一路”的政策是否适用拉美地区。王文松表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开放的，广大拉美地区的国家可以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丝绸之路”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全适用于中拉经贸金融合作。

前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国际贸易和一体化司司长奥斯瓦尔多•罗萨莱斯先生在会上说道：非常高兴中国学者能够把话题放到桌面上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也许，相比抽象的数字，王文松局长的具体事例更有助于双方增进理解和互信。（观察者网余亮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