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公元2015年12月7日，一直嚷嚷着“草民无罪”的顾雏军果然把证监会告上了法庭。

这毫不奇怪，没有把十年刑期坐穿的顾雏军，在牢里待了7年就出来了。而他出狱之后想的第一件事便是——“伸冤”。顾雏军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究竟打算如何为自己伸冤？以下内容来自微信号“羽扇观经”（ID；guanchacaijing）。

2012年9月14日，刚出狱不久的顾雏军便开了场新闻发布会。与其说是新闻发布会，倒不如说他上演了一出充满喜感的行为艺术表演。

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当年的9月20日，这位曾经执掌格林柯尔系的风云人物就在微博上继续着自己的行为艺术：

10月18日，顾雏军的行为艺术终于被推向了高潮：以寄快递的方式，直接向时任证监会纪委书记的黎晓宏提交举报信，并在信中重复了9月在微博上提出的两大诉求。

信件内容如下：

尊敬的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黎晓宏同志：

我是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龙）前董事长顾雏军，在2006年7月8日我向中纪委举报了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现已退休）和广东证监局局长刘兴强（现已转任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伙同广东省的另一名官员陈云贤（当时是佛山市副市长兼顺德区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副省长）炮制了一封举报科龙在广东发展银行第二营业部给格林柯尔集团担保了2.76亿美元的举报信，广东证监局于2004年12月1日据此举报信向科龙询问是否有这2.76亿美元的担保？科龙于2004年12月4日就向广东证监局回复无此担保，并附上广东发展银行盖公章的无此担保的证明。刘兴强和范福春藏匿了科龙公司的回复。仍以科龙给我的私人公司格林柯尔集团担保了2.76亿美元的诬告信对科龙进行了立案调查的处罚，并且范福春做贼心虚，不许科龙公告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罪名，导致科龙供应商和银行的挤兑，科龙于2005年6月份被挤兑停产，并于当年产生了37亿元的巨额亏损。给中国和香港两地股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范福春、刘兴强、郑少东（原公安部部长助理，现已被判死缓）和陈云贤又以伪造的证据和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压迫佛山法院判我十年徒刑，并把科龙巨亏37亿的黑锅套在我的头上。

我于今年9月6日刑满出狱，并于9月1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说明真相。并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两个诉求，第一要求证监会公布7年前科龙被立案调查的原始罪名。第二要求证监会公布范福春、刘兴强和陈云贤炮制的2.76亿美元的虚假举报信。此信为本案的起因，因此也是本案的最关键的证据，同时也是解开本案真相的钥匙。这是个合理而且合法的要求。我认为只要贵会启动反腐调查程序，当年的科龙惨案将立即真相大白。我真诚的希望我的这封举报信能成为贵会历史上最大的反腐行动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范福春、刘兴强这两个贪官污吏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请允许我向您预祝这次反腐行动的成功！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 顾雏军

2012年10月11日

不过，其实有关“2.76亿美元”的说法却并不新鲜。顾雏军家属在2006年便散布类似言论，证监会在2006年曾就部分问题有回应。

证监会在2006年曾正式回应说，立案调查有两个依据，2004年9月和11月，证监会广东、安徽、江苏和湖北证监局对科龙及其关联公司进行了专项检查，发现其存在涉嫌虚增利润、披露不实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2005年1月，国家审计署将科龙电器2003年涉嫌虚增利润的情况转交证监会处理。2005年2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提出立案建议，经负责人批准立案。

然而，顾雏军却一直坚持的是，这并非证监会立案的最初原因。

如今，据顾雏军出狱已经时隔三年有余，但他却依旧“初心不改”。他死死咬住有关证监会的“核心证据”，并坚信这是他能够最终翻盘，“沉冤”终得“昭雪”的最大希望。

“草民”顾雏军其实并不孤独

在顾雏军看似荒诞的卖力表演背后，却有着精明的算计。长达7年的牢狱生活也同时意味着，在这7年里的失语。在这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顾雏军完全明白其后的意义。对7年间的失语而言，最可怕的便是——终究无法逃离的忘却。

然而，让他欣慰的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更没有忘记当年让他卷入舆论焦点的“郎顾之争”。这其中，不乏一些业界大佬与政界高官。

2014年3月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一场有关“国企改革”的会议上就表示，应该重审顾雏军案。

同一月的22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站了出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这位业界大佬特别提到了顾雏军：

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推动国企改革，必须重树民营企业家信心，对过去相关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其中包括顾雏军案在内的一系列案子有必要重审。

而在这一切之后的便是当年那场引发舆论风浪的“郎顾之争”。

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在复旦做了一场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这场演讲便开启了“郎顾之争”的大幕。在演讲中，郎咸平认为，顾雏军及格林柯尔系“暗度陈仓”，以7大步骤侵吞巨额国有资产。

当年顾雏军在“科龙改制”中途，乘着“国资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东风，带着自己的神秘资本突然降临正处于危机之中的科龙，将“新民企”的资本与中国家电企业长期痛苦的产权问题结合：科龙易帜，大股东顺德政府套现退出。此后顾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从冰箱产业开到客车产业，不断复制他入主科龙的经验，一路攻城拔寨。反思其成功之路，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中国政经大局中“国资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机会的把握。

“国资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政策一朝开始疾风劲吹，则带来两个方向的变化：一个是长期滞后的产权改革可以大规模突破；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打着新“洋务运动”旗号，中央和地方大规模重复技术引进、组建家电企业所导致的群雄割据历史可以终结。

“民企参与国企重组”一时成为主流话语，体制变动突然带来饕餮盛宴。顾雏军利用这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资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大玩了一把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根据我们的分析，顾雏军的收购成功源自于其独到的操作手法。顾雏军的整体操作大致可以分为七步，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下面我们就这七个操作手法作详细分析。

不过，郎咸平对顾雏军的炮轰，其真正意义却并非只是把顾送上道德审判台；更重要的是，格林柯尔系的巨额并购经由郎咸平的炮轰，变成了一场广受社会关注的媒体事件。

有道是，枪打出头鸟，你懂的……

顾雏军到底冤在哪里？

虽然顾雏军已经坐完了7年的牢，可他仍然不依不饶地要伸冤。

道理何在？顾雏军真的冤枉吗？

其实，他倒还真的有点冤。在过去那场国有企业MBO的狂潮里，格林柯尔系未必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只鸟，但却是声音叫得最响的一只。

尤其是在郎咸平的助力下，这只叫声最响的鸟前面更是给放上了一只巨大的话筒。本来一场偷偷摸摸的盛宴，却因为这只不识相的鸟儿，搞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

在回顾“郎顾之争”时，一名“知乎”匿名网友是这么评价的：

顾朗之争个人以为，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国进还是民进的问题，并且大多数参与争论的第三方都强调国资变民资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但个人以为争论的实际核心是：职业经理人(国企老总)利用职权捞走老板(国资委)的资产，是否合理。

这个问题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整个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是不是能存在。如果认为这种捞走是合理的，那么即使民企，也必须考虑，你所雇佣的经理人是可以信任的吗？如果职业经理人不值得信任，那么企业是不是只能父传子的世袭制，世袭不下去就只能被经理拿走？同样的，作为一种信托责任，如果国企老总捞走国家托付给他的资产是合理的，那么上市公司的老总黑走董事会信托的资产是不是也是合理的？

其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争论清楚过，某些人一方面要论证侵吞公有资产的合理性，一面又要证明违背信托责任的不合理性，矛盾呢。

如今，随着顾雏军出狱之后的不断“鸣冤”，倒是有不少人却想借势，把尘封的旧酒装进新瓶里去。

顾雏军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曾经“曝料”郎咸平当年收钱黑人：

“郎咸平当初说我是收了钱，收了400万港币，我连确切数字都知道。他公开批评格林柯尔收购行为，是没有经济常识的。他当我的学生都不配。我就是敢这么说，他要告我尽管来，我不怕，我就等着他来告我。”

不过，晽哥想对大家说一句真心话：

就算郎咸平当初真收了钱，我也要谢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