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9月5日刊文，题目是：“共产主义风投”：政府驱动的中国创业潮。文章关注了位于杭州市郊的“梦想小镇”的创业模式。

《纽约时报》英文网站报道截图

报道如下：

中国杭州——在位于这座历史名城郊区的一片四四方方的办公楼群“梦想小镇”内，一座小公司正在研发便携式3D打印机。另一家则通过智能手机提供中国传统的推拿服务。它们只是在这里孵化的710家创业公司中的两个。

放在别的地方，像梦想小镇这样的孵化器势必是出自风险资本家、天使投资人或技术中坚分子的构想。但这里是中国。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单凭不可见的资本之手就可以鼓励创业，尤其是考虑到，重塑陷入疲软的中国经济是这届领导层的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是杭州市政府建设梦想小镇，在创业公司上投入大批资源的原因。在这座有千年历史的商业中心和古都里，这些公司可以享受包括房租优惠、现金补贴和特殊培训在内的一系列好处，它们都由政府买单。

工人在改造梦想小镇的老房子。这里正在培养710个创业公司。

车蚂蚁是一家通过智能手机应用提供车辆维修服务的公司，它已经在梦想小镇享受了三年的免租金待遇，而且正在向市政府申请高达45万美元的补贴，用于支付员工薪资和采购设备。

“我们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给予了很多热情的支持，”车蚂蚁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立恒说。

在中国时间不短的经济繁荣期里，年轻人多数时候都是涌向工业区，寻找加工牛仔裤或iPhone的工作。然而现在，中国正试图超越世界工厂的角色。决策者想要下一代在现代化的办公室内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让他们创造新观念、新技术和新工作机会，以保证中国在未来的持续增长。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多次呼吁“大众创业”。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不乏自豪地宣称，2015年中国每天有1.2万家新公司成立。

这种对创业的支持包括许多财务上的扶持。全国各地的官员都在设立投资基金，提供现金补助和打造孵化器。

“没有这类补贴，只靠个人资金，我们不会看到有这么多创业公司涌现出来，”位于北京的风险投资基金创新工场的合伙人陶宁说。“没有数量，就难求质量。”

然而这种巨大的投入让人们愈发担心，中国的这些小公司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泡沫。随着政府加大投入，风险投资的资金也在大批涌入这个国家。据会计事务所安永(Ernst & Young)统计，去年中国达成了价值约490亿美元的投资交易，仅次于美国。

一些经济学家和创业者担心政府是在助推一种可能最终会导致企业倒闭、资源浪费和财务损失的疯狂行为。单单苏州一个城市就宣布，至2020年该市将设立300个孵化器，容纳3万家创业公司。

在梦想小镇设有办公室的汽车维修服务公司车蚂蚁的员工。梦想小镇是中国杭州的一个创业公司孵化器。

长久以来，北京的决策者习惯于为自己青睐的企业提供低门槛的贷款和补贴，以推动某些行业的发展。这种措施既有好的一面，也曾带来不好的结果。这一策略尽管使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顺利进行，但也导致行业过剩，使大量公寓空置，水泥厂关闭，钢铁厂难以为继——所有这些都危及了中国经济的稳定。

“我觉得补助的这个政策并不应该作为一种长期的政策执行，”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的经济学家金祥荣在谈及支持创业的项目时表示。“这样的政策有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我们已经在制造业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支持导致的。”

杭州市政府官员拒绝了时报的采访请求。

在梦想小镇，39岁的李立恒更多地在为自己的企业焦心。2009年经历了一场交通事故之后，他产生了创立车蚂蚁的想法。为了找到值得信赖的技工，他曾在网上搜寻，向朋友咨询，也去了不少汽车维修店。

但李立恒觉得很难判断哪一家比较可靠。在中国，汽车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服务都相对较新。

抱着填补这个信息空白的想法，他和三个朋友在2013年自己出资500万元，成立了车蚂蚁。用户交纳一笔年费后，车蚂蚁会派工作人员帮忙补胎、给刮痕喷漆或修理故障发动机。

“亨利·福特已经过世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在开着他的车，”李立恒说。“我离开这个世界后，我也希望我追求的目标是能够持久的。”

在2014年的一场竞争中，车蚂蚁击退其他二十多家创业公司，在梦想小镇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一席之地。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欧阳锋向评委小组做了40分钟的陈述，评委们不断就车蚂蚁的商业模式和未来的前景向他发问。浙江省长亲自过问了审核过程。

最后，评委会给了车蚂蚁一把约90厘米长的金钥匙，象征着他们打开了通往梦想小镇的大门。

车蚂蚁目前在四个城市有284名员工，并计划到年底时达到1000人的规模。李立恒称，公司筹集到了2200万美元的私人资金，去年盈利约1000万元人民币。

“很多中国人都希望成功，并且他们希望通过创新来改变一些东西，”在位于房屋一角的宽敞办公室里，李立恒一边摆弄一套中国传统木制茶具一边说。“这是股很大的力量。”

杭州成为中国创业热潮的中心是很自然的。中国80年代开始进行资本主义改革时，以杭州为省会的浙江省成为出口工业的头号基地。出口工业推动了中国的快速增长。工厂大量生产袜子和塑料圣诞树等产品。

现在，这种贸易热情正在被引向科技初创企业。杭州是中国最著名的互联网企业、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总部所在地。阿里巴巴已经成了想创业的人的培训基地。

阿里巴巴的园区规模庞大，所处的地方一度是杭州市郊的一个不发达地区。如今，这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科技中心，有多个像梦想小镇这样的办公园区，往来人员以踌躇满志的大学毕业生、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者为主。当地的餐厅成了一边品尝炒鱿鱼、炖猪肉和鸡蛋，一边交流想法和八卦的场所。

冯晓是这一新兴群体的典型代表。现年39岁的冯晓乃杭州本地人，曾在阿里巴巴任职11年，主要从事市场营销工作。

“按中国人的说法，这是片沃土，”冯晓说。“阿里巴巴会给你很多的机会，在那儿很容易获得一种成就感，不过我还是希望能从头开始创业。”

觅食首席执行官冯晓曾长期任职于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

他的初创企业诞生于阿里巴巴的餐厅，他以前成天在那儿吃东西。“我挺想念我妈妈的饭的，”他说。他觉得其他很多离家在外、长时间忙于工作的人，应该和他有着同样的感受。

冯晓和阿里巴巴的另外两名员工于2014年离职，创办了提供送餐服务的“觅食”。他们的计划是把乐于烹制家常菜的人和无暇下厨的专业人士联系起来。他们在一位朋友的空房子里开了店，里面摆上二手家具，以及从家里拿来的照片。

除了从私人投资者手中募集了1900万美元资金，觅食还获得了杭州市政府的关注。2014年，区里的官员奖给觅食500万元人民币，帮其支付账单。它还得到了租金补贴，用以在杭州一个办公园区租赁办公场地。

“其实很重要的是政府是否能够对待新的业务模式保持开放的态度”，冯晓说。“政府这么强力支持我们，我们是很高兴的。”

杭州代表着中国领导人眼中的本国经济的未来。以前，中国习惯于严重依赖低成本出口，以及对公寓楼、工厂和公路的大手笔投资，以此来支撑惊人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已经建起了太多钢铁厂，其产量是美国的十倍。

但现在，日益升高的成本削弱了许多出口行业的竞争力。长期以来的投资热潮让中国经济背上了工厂数量过剩、债务堆积如山的负担。

因此，决策者们正致力于推动转型，把服务业、高科技业等打造成新的增长引擎。以创业为核心的做法，正在刺激杭州经济的发展。

在2015年，杭州的GDP增长了10.2%，相比之下，整个中国的增长率为6.9%。杭州的服务业——包括许多初创企业——是促成这种强劲增长的主要引擎，其产值猛增了14.6%。

“中国人知道，国有企业没法雇用所有人，”在硅谷和中国均有业务的风险投资公司纪源资本(GGV Capital)的管理合伙人童士豪(Hans Tung)说。“他们需要让年轻人自己创造出就业机会，于是就鼓励他们尝试新东西。”

送餐初创企业觅食创造了100个全职工作岗位，并为超过1万名家庭厨师带来了更多收入。

从退休商人变身为觅食厨师的蔡连根，在想要网罗新厨师的营销团队到访他住的公寓楼时知道了这家初创企业。

蔡连根（左）和毛金梅（音）正为送餐初创企业觅食烹制食物。

蔡连根说，他和妻子从去年11月开始在自家厨房里烹制本地特色菜，其中包括按照“我母亲的家传秘方”做的一道猪肉片。他们现在每天能接到40个订单，一个月能赚5000元人民币，家庭总收入提高了70%。

“我们是因为喜欢烧饭才做这个的，”蔡连根说。“能挣一些钱也不错。”

在2014年，为了加入杭州的一个孵化器，艾斌科在递交了一份10页长的方案之后，不安地坐在一个由科技行业高管组成的委员会面前，接受关于企业未来前景的质询。他的软件企业名为云然物联网公司，当时只有四名雇员，业务规模也很小。但艾斌科向委员会解释，他的初创企业潜力极大。

这足以说服评委们给予他10万元人民币的补助。大约70%的款项立即就转入了云然公司的银行账户。“基本上只要你的项目是杭州政府支持的项目，你都能获得补助，”现年29岁的艾斌科说。“不会太难。”

中国各地方政府正向初创企业投入大笔资金。在深圳，当局为“创新型”初创企业提供的租金补贴可多达租金的70%。在西南地区的大城市成都，地方官员设立了规模为2亿元人民币的“创新创业发展基金”，并承诺给予相关企业的补助最高可达500万元。

南方省份广东的官员愿为初创企业承担部分损失。就连不太为人所知的鹰潭市，也打算打造一个孵化器。鹰潭隶位于江西省，主要以古老的道观闻名。

杭州市政府是较为积极的一个。该市的网站显示，官方正利用来自企业的款项，筹办一个规模为47亿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基金。杭州于今年宣布，每年将投入1亿元，帮助初创企业支付各种费用。

不过，回顾历史，政府利用自身控制的资金打造成功商业案例的记录一向良莠不齐。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十年里，该国的官僚试图通过筛出可以获得支持的特定行业来“挑选赢家”。尽管培育出了几个颇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造船业和钢铁业），但他们也遭遇过巨大的失败（化工业和计算机软件业）。奥巴马政府曾因给太阳能科技企业Solyndra提供财务援助，但公司最终破了产，弄得他们灰头土脸。

在中国，政府扶助新企业的努力常常导致浪费和过剩。太多投资涌进受青睐的行业，在各地催生出了大量匆忙上马的项目，比如在酒店和太阳能组件领域。通过竭力推动初创企业的发展，政府还涉足了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就连经验最老道的风险投资人遭遇的失败也往往多过取得的成功。

杭州的官员正竭力避免这类陷阱。在梦想小镇，资金援助常常和初创公司的业绩挂钩。租金减免额度取决于企业可以募集多少私人资金。现金发放则和收入目标挂钩，或者针对最受欢迎的一些应用。

梦想小镇的建设工地。这里的企业可以享受包括租金补助、现金补贴和特殊培训在内的一系列好处。

政府官员也会招募一些专业人士来协助分派该市的资金。对申请加入梦想小镇的人员进行评判的那个委员会，通常由科技企业高管、金融从业人士和学者构成。

另一个孵化器的负责人叶枫曾在三个场合担任评委，她说自己向申请者询问过他们的技术、商业计划，甚至是产品定价。

每一场角逐通常会有30家初创企业参与。获准加入梦想小镇的不会超过四家。“竞争还是挺激烈的，”叶枫说。“有的时候要做出一个决定很难。”

但杭州的一些人士担心，政府撒钱太多，一些资金正流向商业计划乏善可陈、前景黯淡无光的初创企业。云然公司的艾斌科说，邻近的两家公司也获得了政府的补助。其中一家是机器人初创企业，没能吸引到私人资本，最终关门大吉；另一家是做手游的，业务不断萎缩，正挣扎求存。

艾斌科表示，政府资金通常无法取代对初创企业必不可少的私人资本。“没有这样的资金上的支持的话，这些企业会很难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