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综合）2017年的世界经济无疑将充满更多不确定性，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前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近日在上海金融论坛上就用“七低”高度概括了全球经济前景，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投资、低贸易、低FDI和低油价。

在这场由被誉为“金融黄埔”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高金)主办的聚焦中国的世界级对话中，朱民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与中国：结构变化和调整》的主旨演讲。

在他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总需求政策的空间也基本用尽。全球经济也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应对这些变化，只能依赖结构性改革。

“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的跟进，总需求政策只能制造泡沫。货币宽松不是我们唯一的选项，应该把结构性改革放在优先位置，再辅以总需求政策来为改革创造空间。”朱民在演讲中指出。

以下内容为朱民的演讲全文，有删节（感谢上海高金赐稿）：

全球经济：低位的均衡

低位运行——这是朱民对当下全球经济的概括。

危机后，全球经济在2010年曾有一个强劲的反弹，但之后持续下探。朱民介绍说，通常危机后经济会呈现“反弹—下跌—再反弹”的走势，但这次不一样，经济持续在低位运行。许多经济学家都曾预测经济即将反弹，但反弹并未发生。

全球经济处在一个低位的、均衡的状态，且后续下行的风险仍然存在。观察工业产品价格（PPI），下跌更明显，这表明了全球竞争的激烈程度。全球有40多个国家PPI增速为负，130多个国家的PPI增速低于2%。要知道，2%通常来说是政府制定的通胀目标。换句话说，全球整体上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

通胀率在低位徘徊，但实际利率的降幅更为显著，因为货币当局制定的名义利率降得更快。竞相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的实际利率为负。

“我把当前的状况概括为‘七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投资、低贸易、低FDI和低油价。”朱民总结认为，“全球经济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均衡。这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远超我们的想象。2007年，IMF对全球经济做过预测，是下图中的蓝线，但后来经济的实际运行是黄线。可以看到，危机把经济平行地下压了一大截，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都未能幸免，危机后的经济再也没有回到危机前的轨迹。而通常，危机后的反弹会使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轨迹。全球经济，在过去8年中损失了15%的GDP。”

无论是从资本还是劳动力的角度看，发达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速在危机后都大幅下降了，到了2015年有所反弹，但还在低位——而潜在经济增速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础。

经济下行，总需求政策就该派上用场了。但朱民指出，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总需求政策已经没有空间了。以2007年为基期，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与GDP之比普遍上升了50%左右，新兴经济体的这个比例也同样上升。可另一方面付息成本从2007年至今保持不变甚至还略有下降。

表面上看，这是好事，能以更低的成本借更多的钱。但在朱民看来，这造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卡死”的局面。一旦利率上升，政府的付息成本上升，财政政策的空间骤降。而事实是，货币政策几乎没有宽松的空间了，全球处于负利率的经济体占GDP的28%。

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紧接着，朱民阐述了他观察到的一些全球经济深层次结构性变化。

第一，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老龄化当然是大问题。全球的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有意思的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08年就开始逐渐下降，而非洲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预计要到2060年才到拐点。也就是说，人口正从高GDP国家向低GDP国家转移，而这对资本配置和总需求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贸易增速下降。1986年到2007年，全球的贸易增速大约是GDP增速的1.6—1.8倍，但危机后全球的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这是过去50年来的首次。

一个值得注意但尚未能得到很好解释的现象是，收入对于进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在下降。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块钱的收入，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在逐渐降低。

“我们还找不到很好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朱民直言，“但直观地说，我们这一代婴儿潮出生的人，退休后不再买房买车了，而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天生就不买房不买车，他们更爱旅游，更愿意下馆子吃饭，更愿意在服务业上消费。经济学中，需求偏好的变化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时长一到两年的产能过剩可能是周期性问题，但持续的产能过剩就一定是结构性问题了。危机前（1985-2007）美国产能利用率均值80.8%，2016年二季度为75.3%；欧元区在危机前产能利用率均值为82%，目前81.5%；日本危机前均值112.1（指数），当前水平仅有95.4。

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在2014年后出现快速下降。2016年8月产能利用率为75.5%，较2014年下降2.7个百分点，比历史平均低了4.5个百分点。从更长时间来看，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呈现趋势性下降。

第四，发达经济体变得越来越轻。2014年，美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78%，与2008年的水平相当，而奥巴马8年前就曾喊出了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口号。日本为72%，欧洲介于两者之间74%。

第五，全球投资急剧下降。如果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下降，对贸易品的需求弹性下降，投资当然会下降。以2007年为基准，2008年到2014年美国的投资的降幅相当于GDP的25%，每年下降约3%。弱投资，是无法带来增长的。

此外，全球收入分配恶化，突出表现为中产阶级被压缩。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危机后持续下降，或许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创新已经用尽，而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创新尚未产业化。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和谐度”总体上恶化，而国内的不和谐势必会加剧传统的地缘政治冲突。挪威和丹麦边境的一座桥被封锁，致使去丹麦工作的挪威人上班时间延长2小时。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动荡。

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结构性改革

世界经济出现了诸多结构性的变化，中国也在改革中调整和发展。2016年中国的GDP增速约为6.7%，这是促改革调结构后的结果，假如没有改革，经济的下行压力会更大。IMF预测，按照目前的改革进度，中国未来5年内能维持6%左右的增速，如果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增速还能更高一些。

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是有成效的。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上升，居民储蓄下降的同时消费却在上升，消费对GDP的贡献度在进一步增强。

“无疑，这些都是好事。但我想说的是，成效有，还远远不够。下图把中国的再平衡与世界上所有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做了比较。横轴是消费的比例，纵轴是投资的比例，可以看出2011年到2015年，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在下降，消费比重在上升，红色的点在往好的方向移动，但移动的幅度有限，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还不小。”朱民指出。

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也有隐患，朱民认为最大的“迷思”在于金融风险在集聚，突出表现在公司债务在上升。照理说，调结构的成效应该是降杠杆，但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却显示危机后中国企业的杠杆率一直在上升。

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味药，那就是结构性改革。危机后，货币政策一度作为主导政策，在应对危机、激发总需求方面起到的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总需求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只会恶化宏观环境，制造资产泡沫。结构性的问题，只能依赖结构性改革。

朱民认为，关于结构性改革，有几个需要厘清的问题。首先要加大产品市场的改革，要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尤其是要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世界在变轻，制造业占比在下降，服务业占比在上升，如果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工资当然涨不上去。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退休金和社保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投资，这包括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知识投资，特别是有创新的中小企业。各国政府很久以前就提倡支持中小企业，但事实上资源应该向有创新、有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倾斜。同时，通过教育、医疗和健康，投资长期人力资本的形成。在结构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动用空间有限的宏观调控政策来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而不是本末倒置。我们不能再依赖货币政策了，结构性改革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