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18日报道，3月18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在主题为“直面中等收入群体焦虑”的分组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谈到，按照中国6.5%的潜在增长率，中国大概在2022年到2024年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东方IC 资料图

李培林说，中等收入群体焦虑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在国家层面，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0多美元，是那些陷入中等收入困境国家当年达到的天花板，中国能否跨越陷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从个人层面看，中国进入新常态后，各种发展机会相对在减少，低收入者能否进入中产阶层，或者已经是中产阶层能否保住目前的地位，变得很不确定。

李培林指出，中国的发展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16年，国内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5%，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增长并不是因为国内消费本身的大规模上升，而是投资和出口下降带来的相对上升。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从国际上看还非常低，消费发展潜力还很大。

因此，中国面临的双重问题，一方面是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如期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是中产阶层能否成为大多数，中国社会能否建设成橄榄型社会。

经济学家有时把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看成一个概念，但社会学上是两个概念。

李培林说，以收入为标准看，按照世界银行的通常标准，201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是44%，涉及到5亿多人；按照中国自己设立的标准，即家庭年可支持配收入9-45万元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2015年中等收入家庭占24.3%，涉及3亿多人。

在上述绝对标准外，还有相对标准，即按照国家和社会收入的中位线，75-200%的区间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以此为标准，201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38%，也占到近5亿人。相对标准的问题是，中等收入人群数量不会随着平均收入的提高而不断增加，除非改变收入分配结构。

李培林指出，按照中国6.5%的潜在增长率，中国大概在2022年到2024年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现在看，这对中国还是比较确定，我们还有信心在此阶段保持6.5%的增长率。难点是中等收入群体如何持续扩大。

“因此我们提出要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的战略，实施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完善以提高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让大学生和农民工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部分，让农民通过专业化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李培林说，如果实行这样的政策，可以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美的矛盾也会减弱。因为这样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有更大的购买力，也可以为美国创造庞大的就业机会。

在提问环节，李培林进一步阐述对上部中产阶层和下部中产阶层面临不同焦虑的看法。

李培林说，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主要面临的是下部中产阶层的问题，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在经济低迷时有所下降，所以产生了认同危机和普遍不满，这种情况在亚洲的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也存在。但中国大陆的情况不太一样，大陆更焦虑的反而是上部中产阶层。下部中产阶层由于劳动力短缺等原因工资还在上升阶段，上部中产阶层则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上升空间被压缩。

（原标题为《社科院副院长：中国5-7年后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是比较确定的》）